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中庸不能求实效。《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做人，在中庸这条大道上行驶，不伤害别人，同时不被别人伤害，是最佳的效果。
《中庸》说：“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权衡利与弊，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处世方法，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活着就感到很轻松，很快乐。
（一）执其两端——不偏不倚地与人相处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中庸》
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之道”视为贬义词，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这是对中庸的不了解或曲解，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都发现了道德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偏激，一是退缩。而又同时认为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外，惟一正确的行为是“中庸”即“适中”。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恰恰相反，有的人凡做事不是过分，就是“不到位”，而且又随风倒，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在信念上、观念上变来变去。
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说的中庸，就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
中庸是种权衡，使自己不被自己的所为绊倒。例如获取成功的道路数不胜数，诸如难得糊涂、能屈能伸、甘心吃亏、以柔克刚等等，掌握了其中一条，运用得当，都能让你在一些特殊场合或在对某一具体事情的处理中获得成功。但它们都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行之有效的成功法门，并不具有普遍性。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一切成功之道的鼻祖、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成功法宝，只有中庸。
孔子说：“舜帝真可算得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人了吧！他喜欢向别人求教，而且善于对那些浅近的话进行仔细审察。听到不合理的恶言便包涵起来，听到合理的善言便加以表扬，他度量人们在认识上两个极端的偏向，而用中庸之道去引导他们。这就是虞舜之所以能成为舜帝的原因啊！”这是说舜用最美好最高尚的道治理百姓。
儒家推行中庸，目的在于使天下的人达到理想境界。所谓理想境界，也就是达到中道的境界。中道产生适当，适当产生合理，合理产生礼仪。所以说人类全部的道德行为，法律行为，都需要符合中庸之道，使之无过无不及，以致达到至善。孔子告诉曾子说：“我的学问始终用一贯穿着。”孔子又告诉子贡说：“我用一贯穿着我的整个思想。”这个“一”，就是中庸智慧。
在处世上恪守中庸，才有好的人际基础，不至于朋友反目，众叛亲离，才不会一意孤行，自取其辱。唐代人诗人李白，初入长安便与诗人贺知章结成亲密好友。为了能使李白考中进士，贺知章专门找主考官杨国忠和太监高力士说情。这两个人以为贺知章像他们一样受了贿而来干做人情，于是记了李白的名字，等李白交卷，杨国忠便拿笔将卷子一涂说：“这样的文章也来考试，只能给我磨墨。”高力士接着骂道：“磨墨也不配，只好与我脱靴。”李白气极而回。
不久，渤海国派一使者送给唐朝廷国书一封，文字奇特，满朝文武无人认得，玄宗怒道：“堂堂天朝，济济百官，竟连一封番书都不认识，岂不被小邦耻笑。三日内如无人认出，在朝官员一概罢免。”贺知章上朝回来，闷闷不乐，李白得知原委后，笑道：“这有何难，可惜我不能去看看。”次日，贺知章奏闻玄宗，召见李白，李白边看边将番书译成汉文。原来书中威吓唐朝割让城池，否则起兵攻打。霎时间，君臣都很紧张。李白则泰然自若，说：“待臣写一回书，恩威并用，即可让渤海国归服。”
玄宗即赐座于李白，命文墨侍候。李白见机奏道：“臣前应试，遭杨国忠、高力士等侮辱，今二人站在陛下之前，臣神气不旺。臣今代皇上起草诏书，非比寻常，乞圣旨命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以示宠异。也使外邦使者不敢轻视。”玄宗正值用人之际，下令照办。杨高二人只好一个磨墨，一个脱靴。他俩偏见待人，遭到了回应，很恼羞。李白立即用番文写成诏书，交使者带回，使者出宫门后，问贺知章：“写诏书的是谁，竟使宰相磨墨，太尉脱靴。”贺知章答道：“李学士乃天上的谪仙，偶来人世，宰相、太尉怎能相比。”番使大惊而回，渤海国从此臣服唐朝……
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尽管不同，但都需要受到尊重，需要维护面子。如果你忘记这一事实，与人们交际时，对重要人物恭敬有加，对小角色却态度冷漠，这样自然会伤后者的自尊。
有这样一场家宴：宴席上坐着男主人、科长，以及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圆桌上的酒菜已经摆得非常丰盛了，可是，围着花布裙的主妇还是一个劲地上菜，嘴上直说；“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对付着用点！”
男主人则站起来，把科长面前还没有吃完的菜盘撤掉，接过热菜放在科长面前，热情客气地给科长夹菜、添酒，而对其他同事只是敷衍地说声“请”。
面对这样“尊卑有别”的款待，试想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将作何感想？他们很难堪，其中两位竟愤然起来，未等宴席告终，就“有事”告辞了。
像这样的宴席，男主人眼里只有科长，而慢待他人，使同事们的自尊心和面子受到损伤，非但不能增进主客间的友谊，反而会造成隔阂。
（二）不报无道——如何校正他人的过激行为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
孔子在讲人类之“和”时，并不是讲一团和气，掩盖矛盾，而是讲原则、讲礼制的。在孔子及孔门弟子看来，“和”是人生的追求、人类的目标。
寇准家在华州下邦（今属陕西省），少年时英俊豪迈，通晓《春秋》三传，19岁就考取了进士。他诚实守信、正直敢谏的精神为世人所称道。
当时录取进士时，皇帝常常举行殿试，对考生当面提问，考其学问，对于年纪轻的人，往往不予录取，许多人都知道这种情况。在寇准参加殿试之前，有人让他增报几岁年龄，以免落榜。寇准却回答说：“我目前刚刚要踏上仕途，怎能搞欺骗呢？”于是他如实地上报了年龄。他在面试时对答如流，正大光明地考取了进士。
寇准考取进士后，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事、又先后担任巴东县和成安县知县。他任知县时，每到朝廷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的时候，他不是匆忙发公文，只是开列县中应该纳税或服役者的住址、姓名，张贴在县城门口，老百姓都知寇准的为官作风，对他很信任，所以没有一个耽搁日期的。
后来寇准升到殿中丞，做了郓州通判。这时，恰好遇到宋太宗下诏，让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寇准大胆直言，陈说利害，因此越发受到宋太宗的器重。
有一次，寇准在朝廷上奏事，说话不合宋太宗的心意，宋太宗大怒而起，想要退朝回宫，寇准上前拉住宋太宗的衣服，让宋太宗重新坐下来，直到事情解决了，他才退下。
通过这件事，宋太宗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对他更加信赖，每当和大臣们谈论起寇准，总是称赞他说：“我得到寇准，便如唐太宗得到了魏征一样。”
寇准一生他的正直敢言不是好走极端，恰恰是校正他人的过激行为。正直敢言，成为北宋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为宋初政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代科学家黄万里先生也是以直言校正他人过激行为而享有美誉。三门峡水利工程是个败笔，在动议搞这个工程的时候，黄万里教授预见到了它的后果，在那特殊的年代，许多人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但黄万里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成长为一个慷慨之士，他以一颗“至诚”之心，坚持讲真话。在上20世纪50年代，多次黄河规划、筹建讨论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有一次，他争辩了整整7天，但仍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塞6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6个底孔堵死了。上世纪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被打成了右派，但他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他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至今黄河流域的水土日益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每年平均断流100多天。黄万里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他无法阻止一个工程的建设，但他在那个年代，敢于坚持科学见解，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就非常了不起。他心中是有尺度的，盲目地随波逐流是一种偏激，而有自己的见解而藏在心里不说，也是一种“不及”，这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
中庸思想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是一种圆滑的避世思想，也不是一味的折中思想。它是以“诚”，即以良知为基础的入世思想。当大家都在过激地普遍看好某事上，明智者会觉得这是种反中庸的行为，非常危害，于是提出不同的观点，以回到中庸的状态。
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也是对他人过激行为的校正，却遭到了批判，他一生挫折很大，但他胸怀坦荡。他在诚心不自欺，在最艰难的日子，牢记“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这两名很有名的诗，身体力行。正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死”！马寅初在快到80岁时遭受打击，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但想到同时离开暄闹的政坛，无不是欣慰。他在京郊的小院，生活在心灵的世界，“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后来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这是别人难以置信的。
（三）安而行之——多为他人保留面子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论语》
《中庸》认为德行的实施，道理都是一样的，有的人生来就知道它们，有的人通过学习才知道它们，有的人要遇到困难后才知道它们，但只要他们最终都知道了，也就是一样的了。又比如说，有的人自觉自愿地去实行它们，有的人为了某种好处才去实行它们，有的人勉勉强强地去实行，但只要他们最终都实行起来了，也就是一样的了。
例如，人与人相处方式很多，聪明人不会把话说死说绝，而是多给对方保留面子。例如：“我永远不会办你所搞砸的那些愚事。”“谁像你那么不开窍，要我几分钟就做完了。”“你跟××一样缺心眼儿，看他那巴结相。”如此种种，估计谁听了都会不痛快，人人都最爱惜自己的面子，而这样绝对的断言显然是极不给人面子的一种表现。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屡遭弹劾，晚年重被起用时，著名诗人陆游曾写长诗一首送行，结尾两句就是：“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霸亭夜。”意思是希望辛弃疾能胸怀宽广，以国事为重，不要去计较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这里有个典故，说的是汉朝李广当年的做法不可取。李广罢官闲居时，曾在晚上与人到乡间饮酒，夜里回家时经过守护霸陵（汉文帝的陵墓）的亭驿，被守霸陵的尉官呵止，不让通过。本来对下台的将军似可网开一面，但喝醉的小尉偏要按章办事：“现任的将军尚不能犯夜行路，何况是旧任的！”遂勒令李广停宿在驿亭中。这就使李广怀恨在心了。不久，匈奴犯境，李广被起用为右北平太守。耿耿于怀的李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这种公报私仇的举动显露了李广气量狭隘的一面，也有损“飞将军”的美誉，所以后人对此颇有非议。但换个角度，那个尉官由于不给人面子而埋下了祸根，做人处事很没学问！
《中庸》说：“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来看个故事。汤姆·韦恩原先在电气部门的时候，是个一级天才，但后来调到计算部门当主管后，却被发现用非所长，不能胜任，但公司当局不愿伤他自尊，毕竟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何况他还十分敏感。于是，上级给了他新头衔：奇异公司咨询工程师。工作性质仍与原来一样，而让别人去主管计算部门。
此事汤姆很高兴。奇异公司当局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终于把这位易怒的明星遣调成功，而没有引起什么风暴——因为他仍保留了面子。
保留他人的面子，这是何等重要的问题！而我们却很少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常喜欢摆架子、我行我素、挑剔、恫吓、在众人面前指责同事或下属，而没有考虑到是否伤了别人的自尊心。其实，只要多考虑几分钟，讲几句关心的话，为他人设身处地想一下，就可以缓和许多不愉快的场面。
《圣经·马太福音》有句话：“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这句话被大多数西方人视作是工作中待人接物的“黄金准则”。真正有远见的人不仅要在与同事一点一滴的日常交往中为自己积累最大限度的“人缘”，同时也会给对方留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给别人留面子，其实也就是给自己挣面子。言谈交往中少用一些绝对肯定或感情色彩太强烈的语言，而适当多用一些“可能”、“也许”、“我试试看”和某些感情色彩不强烈，褒贬意义不太明确的中性词，以便自己“伸缩自如”是相当可取的。
小王和小李原来是很好的同事和朋友，可后来却关系紧张，大有“割袍断义”之势。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们之间肯定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情，否则形影相随的两个人绝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可事实上远没有那么严重，他们只是为了一只钮扣而已，一只最多价值几分钱的钮扣。小李买了一套非常满意的高档西服，刚穿不到一周就丢了一只关键部位的钮扣，惋惜之余偶然发现整日挂在洗手阀的那件不知是哪位清洁工的工作服上的扣子，与自己丢失的纽扣简直如出一辙。遂乘人不备悄悄地扯下了一粒，打算缝到自己的衣服上滥竽充数，并得意地将此“妙计”告诉了小王，不料未出数日，多数同事都知道了小李的这个笑料——小王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拿这件事跟小李开玩笑，弄得当时在场的人都笑做一团，而小李也终因太没面子而恼羞成怒，反唇相讥，大揭汤姆的许多很令其丢面子的“底牌”，于是乎后果也就不得而知了。
人人都有自尊心和虚荣感，甚至连乞丐都不愿受嗟来之食。因为太伤自尊、太没面子，更何况是原本地位相当，平起平坐的同事。但很多人却总爱扫别人的兴，当面令朋友、同事、下属面子难保，甚至当面撕破脸皮，以致因小失大。
（四）利而行之——由真本事打造高境界
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
——程颐《二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