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图尔在意大利待了一年。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每一想起，他总是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在回家的路上，他在慕尼黑耽搁了，疾病接踵而至，他长时间病魔缠身，不能摆脱--痔疮带瘘管、痛风、神经痛，耳朵发炎。几乎害了一年病。也许正是疾病诱发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意大利，他是一个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的不为人知的游人。在祖国，他是一个肩负谁都不懂的伟大学说重担的、不为人知的哲学家，被迫成为匿名者。
他很难承受这种沉默、这种忽视，这是不足为奇的。他的情人的轻佻更加深了他的抑郁，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人们说：生活从头到尾无非是经常不断的考验，而考验的结果又几乎总是否定的；那么，可以回答说：只要为了安静，不打扰我，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既不需要教训，也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
阿图尔在慕尼黑过了一个可怕的冬天。他双手颤抖，右耳聋了。1824年春他到巴德加施泰因疗养院去住了一个月；慕尼黑的"恶劣天气"就像柏林的"多沙荒凉地"一样，他不想再回去了，决定到曼海姆去过夏天，而在秋天迁居德累斯顿，在那里过完整个冬天。其实，他又宣布自己要在柏林大学授课，虽然他也做好准备不会有愿意听课的人。情况果然如此。在休息三年以后，于1825年初阿图尔返回柏林，与玛尔凯特的官司需要他出庭。他照旧被卡罗玲娜·梅顿吸引住了；同她恢复了关系。根据维·格温奈尔的消息，叔本华在某个时候甚至打算结婚。
阿图尔在柏林的恋爱厄运有了啼笑皆非的结果，他竟向一位不知底细的十七岁的姑娘求婚。在坐船郊游时，他向她赠送葡萄。弗洛拉·维司（人们都这样叫她）一点也不高兴，已过中年的叔本华就在她对面，而她小心翼翼地把浆果投入水中。求婚的事传到父亲耳朵里，就像晴天霹雳一样。父亲咆哮了："她还是一个孩子呢！"叔本华认为有责任说明自己的状况。但是姑娘坚决拒绝了他，因为她看见了他在日常生活习惯中的种种琐事就更增强了她对他怀有的厌恶感。
情况委实滑稽可笑，但是，这对我们的时代来说，也是够庸俗的了。这种情况叔本华二十年前就说过了："严肃认真使我们变得滑稽可笑，我们就是用这种严肃认真来对待眼下事件的，而眼下事件本身包含的是眼下事件的意义假象。也只有精神伟大的人才把滑稽可笑变成笑对人生而不引人注意。"
阿图尔在柏林大学的状况没有变化。这里仍然是黑格尔主持工作。亚历山大·冯·洪堡在自己的壮游之后，胜利地回到柏林，在大学里做了一系列的报告，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功，尤其对妇女来说是如此。甚至连黑格尔的妻子，一个平时到教堂去，与孩子们在一起，或待在厨房里的人（著名的德国三"K"--教堂、孩子、厨房--教徒），对丈夫非常不满，也去听了报告。而叔本华照旧是孤立的。甚至大学的门卫都可以对他粗鲁无礼。早在1827年他就开始寻找迁居的地方。他向巴伐利亚大官费·梯尔什打听，他可不可以到慕尼黑大学去讲课。梯尔什原想帮助他。但是，有决定权的官员拒绝了他。巴伐利亚驻普鲁士的大使认为，既然无人知道叔本华是位作家和讲师，加上他又不招人喜欢，大学录用他是不会得到好处的。著名法学家弗·萨维尼给叔本华作了这样的评述："我不能对他写的书作出评判，因为我不了解它们；至于他个人，他总是表现得太过于自信了，此外，我经常听到较多的反对他的意见。"
叔本华又想在海得堡大学碰碰运气。他写信给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著名学者格·克罗伊策尔，想在那里谋得一个位置。克罗伊策尔劝他不要再去奔走了，因为在他看来，大学里对哲学的兴趣走入低谷。这几个月来，阿图尔寻找工作无着落，他深信对他已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阴谋。
在大大小小不愉快的事件频仍的年代，叔本华竭力想给自己找出新的应用领域。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参加某一公众活动，他决定从事翻译。他向布罗克豪斯公司送交了斯特恩的《项狄传》译本，结果遭到拒绝。20年代末他翻译了17世纪西班牙怀疑论者格拉齐安的生活格言，这个译品在叔本华去世后经过两年才问世。他想翻译德·休谟的有关宗教批判的著作，没有成功。叔本华在德累斯顿逗留期间甚至开始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但没有发表。叔本华对休谟的宗教批判遗产感兴趣，不是偶然的，他已把信仰事业贴近了心灵。
早在德累斯顿的时候他就与尔·蒂克相识，蒂克是一位出色的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阿图尔的母亲的一位熟人恐怖地描绘了蒂克家中的一次争论，他当时是见证人。阿图尔否定了雅各比学说的宗教方面。蒂克维护该学说的宗教方面。叔本华开始的时候骂骂咧咧，后来竟像"毒蜘蛛"那样过来向他猛扑，还带着恶狠狠的微笑重复着说："怎么啦？您需要上帝吗？"蒂克打从这次争论之后一整天都未能恢复元气，而争论见证人更是愤怒不已。
叔本华想参加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译成英文的工作。当《外国评论报》上匿名发表了这一建议时，叔本华立即作出反应，请求编辑让他与匿名作者联系。匿名作者的名字是法兰西斯·海富德，他建议阿图尔把海富德本人的译作校订一遍。叔本华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事情就这样告吹了。
唯一成功的是：他在1830年发表的《论视觉和颜色》一文被译成拉丁文。这是一个可以大大快乐一番的理由。由于让·保尔在一篇文章中提起叔本华写的书，叔本华才体验到了这一感觉。让·保尔写道："叔本华的《世界即意志和表象》是一部天才的哲学著作，道理深奥而内容丰富的著作。它充满了机智和深刻的思想，但往往是悲伤的，深奥莫测的，可以与挪威的凄凉湖泊相媲美，在那黑湖的上空没有鸟儿翱翔，没有白云朵朵，在昏暗的环形侧壁上，在陡峭的岩石间，见不到阳光--只是在深处才可窥测夜空繁星满天。很荣幸，我可以夸奖这本书，但不能（在书上）签名。"
20年代的笔记不仅仅证明自找宽慰、自我确证、寻求其他职业等尝试。叔本华力求发展自己的学说，使自己的学说具有更大的鲜明性，而且同时还摆脱了没有离开过他的怀疑。这些思考成了《世界即意志和表象》一书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补充材料的基础，这些补充材料是他为第二版准备的，也是为把札记和片断思考汇编成册而准备的，后来他给补充材料定名为《摘编和补遗》。
他考虑得最多的是意志和自在之物等同的想法。自在之物之所以是意志，原因在于：从我们内心深处进发出的意志活动中存在有某种因素，通过这种因素可以最充分而直接地代表统一的现实本身。作为自在之物的世界的本质，由于这种明显的特性即存在于我们身上的意志而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但同时，他认为意志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在之物。"认识自在之物，这里有矛盾，因为一切知识都是表象。而自在之物是某种客体，并非表象。"
他给自己提出问题：意志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对叔本华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本身包含着意义的东西本来就是存在的，所以不需作出回答。上帝、本质、精神这些概念是先验地规定的。世界的本质是不可知的。意志的存在就好比吞食阳光的一个黑洞。因此，叔本华总结说，他的哲学把许许多多的问题搁在一边，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思维尚未掌握相应的形式。
认识存在，没有成功；我们关于能力和认识能力的界限的知识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而且这些知识仍留在存在范围之外。因此，抱怨笼罩我们生活的黑暗，抱怨我们不能阐明我们的道路、不能理解存在的意义和本质，这种抱怨是无益的，这种抱怨是不公正的，它产生于错误观点：事物整体来自智力，而这一整体假定就是表象；而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受我们的知识控制。至于我们的全部知识存在于其中的表象，那么"它们仅仅是现有物的外在方面，某种暂时的东西，某种为理解存在于整个世界的一般事物的内容不是非有不可的东西；它们仅仅是为维持有生命的个体所必需的东西。"
在认识中有矛盾、断裂、个性化。但是在存在本身也有矛盾。如果拿我们的自身存在来说，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本身知道什么呢？身体是感官直观到的；然后，内在意愿是由于表象而产生的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意志活动：这--就是一切。相反，所有这一切的根基，有意志的、可以认识的根基，仍然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外面，内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仍处于昏暗之中。
我们的认识可以弄懂的那部分东西，当然是和不能弄懂的另一部分东西完全不同的。但是，难道我们不能弄懂的部分中的最本质的东西真的仍然是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的吗？假如把它同认识方面同样分隔开来，那为什么它不可能成为整个统一的和相等的东西的本质呢？对于我们存在的不受认识影响的方面，我们大家都一样，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意志"："乐观主义者号召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多美好--有高山、植物、空气、动物等等--当然，它们是美好的，但是它们的存在是某种另外的东西。"
我们知道，叔本华赋予视觉很大的意义。如果主体的意向不再服从意志，他就有机会看见意志的存在，从而揭示世界的秘密。但这一论断与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有矛盾；这里表明企图把不可统一的东西统一起来：世界分成面向现有存在的表象和保护存在秘密的意志，不是随便就这样统一的；然而他从内心感受的隐秘领域中排除了意志，把意志引到自然的辽阔地带。这里，超个性的东西（"最佳意识"）转到与个性无关的东西（自然界中的意志），意志在主体上消失了，却更明显地出现在客体上；一个方面的负数变成另一方面的正数。
但是，丧失了意志的主体是否相信存在可以弄懂呢？叔本华的回答是这样的："人的真正本质是意志。表象是派生的、补充性的、所谓外在的东西。人只有在意志从意识中消失而留下一个表象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正得救。因而，本质应当取消，而它的现象（表象），它的添加物留下来了。这必须认真地加以考虑。"
叔本华经过思考和怀疑，终于得出关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有更深刻内在联系的想法。如果说，对真理的认识需要摆脱意志进攻的自由思考，那么，真理中的存在应当通过更加经常和长期摆脱意志力量的方式而实现。真理的实现同时就是意志的生命力的削弱。
自在之物主要是由意志送过来的，而意志最明显地表现在什么上面呢？叔本华指出性交："假如有人问我，世界本质的最隐秘的知识，我称之为生活意志的那种自在之物的最隐秘的知识，究竟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或者，这一本质在意识中最明显地表现在哪里呢？或者自私自利最单纯的表现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我就会指明性交的享受。这就是这么回事！"这是真正的本质和万物之核心，任何存在的目的和界限。叔本华在1826年这么写的，这时他与卡罗玲娜的恋爱关系已经持续了五年。
然而正如他断言的那样，真理的实现需要同时削弱意志的生命力。因此，照叔本华的说法，认识、追求真理同生活是有矛盾的。尼采接受这一想法，但明显换了一种说法：因为真理是没有生活能力的，必须换之以实现意志在哲学上的恢复权利；最后，这里应当不是指真理，而是指生命力。当叔本华在摆脱意志的纯粹"视觉"中寻找"真正拯救"的时候，正如萨夫朗斯基指出的，他明确知道想要摆脱什么：想要摆脱狄奥尼斯。毫不奇怪，尼采把对人的拯救放在这位酒神的手里。
自然，叔本华在所有这些年代都没有放弃过希望：他写的书总还是会被接受并得到普遍承认的。但是怀疑的忧虑也没有离开过他。在1821年，他为该书第二版写序言初稿，决定出书日期是1828年。但是，恰好在那时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通知他说，他的书还有150本没有售出去（第一次印数是800本），并且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书卖不掉，因为有时卖不掉的书就会成为废纸一堆。
叔本华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又写了一篇新的序言，出书日期定在1830年。叔本华骂读者是"麻木不仁的同时代人"，摆出一付自高自大的架势，宣称他们大家都受外来的偏见的支配。他的著作的第二版是专供后代人用的，而不是写给"一群猢狲"看的。在这篇新的序言中看来包含有对这些"猢狲"最凶猛的攻击。"有一些人好像是从费希特的鼓风机里掉出来的，是从黑格尔的赤裸裸的招摇撞骗中冒出来的。"
他总结自己在柏林的这段生活，写道："我觉得自己一生孤单极了，总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叫唤，"给我人吧！"徒劳无益！我依旧孑然一身。但我可以坦率地说，谁都不会厌弃，谁都没有从我内心和心灵中消失；我不是别的什么人，我是一个不幸的受压迫的人，笨头笨脑，心眼坏，感觉从头到尾一个样。"
1831年八月，阿图尔逃离柏林，躲避霍乱。在该城霍乱猖獗已达数月。黑格尔成了它的牺牲品，阿图尔在那慌乱的日子里做梦得到警告，他这样写道："在1830年至1831年的新年的一个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告诉我今年必死。我6岁的时候和一个同龄男孩要好，这个男孩叫格特弗里德·雅尼什，他在我十岁的时候死了，当时我在法国。在以后的30年内，我很少想起他。但是，在这个夜晚，我看到自己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地坪上站着一群男人，其中有一个成年人，高个子，精瘦，不知怎么的，我认出他就是格特弗里德·雅尼什。他在向我招手哩。"
他解释说，这个梦就是要他离开柏林的命令，换句话说，就是与死了的朋友在另一世界会面。阿图尔决定立即出走。卡罗玲娜·梅顿本打算和他一起走，但推迟了动身日期；阿图尔考虑很长时间，哪里可以躲过霍乱。最后，他一个人，不带卡罗玲娜，不知不觉到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仅仅是因为那里还没有发生过霍乱；他在这个城市一直生活到他去世。
三、寻找安静
1831年8月，叔本华来到法兰克福。但在新地方生活伊始，对他来说并不幸福，他也不是立即就在这里安居下来。法国1830年的革命在这里唤起了群众性骚乱。工人和年轻人、激进知识分子早已酝酿成熟的不满情绪以冲击当局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每年的射击纪念日，许多士兵受了伤；有一名官员还被污水浇灌；一小群大学生占领了警署，要求宣布"德意志自由"。所有这些情况使叔本华忐忑不安：他害怕失去自己的财产，有了这笔财产，他才能够安静地从事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