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萨夫朗斯基指出的，他的风格的另一特点是：简明扼要和语言优美，真不愧出自教授能言善辩之口。在他对问题的考察中总有某种素朴的亮点；他使考察的问题贴近心灵，缺乏热情的冷漠态度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是贴近他而存在的，他深有体验。他的全部伦理学，他关于否定意志的想法等等都是这样的。叔本华认为，哲学家不是圣人，他是雕塑家，他塑造美人，但自己不是美人。他仅仅反映世界的本质和真实生活的形象。后来，不少人（尤其是克·费舍）认为叔本华的过错在于：他过日子不是像他教导的那样。
他的主要著作的命运，与他的教学活动相比也是够悲惨的。第一篇评论发表在《赫尔墨斯》杂志上，它的作者是来自柯尼斯堡的赫尔巴特。赫尔巴特认为，从语言机智和风格方面看，叔本华可以同利希腾施泰因和莱辛相媲美。但是，除了可读性、精巧性和鲜明性以外，评论作者没有指出该书的其他优点。另一位评论家--学校教师彼茨指出了叔本华的伦理学的意义，但否定了他的悲观主义。
艾·贝涅克，叔本华的年轻同事，看了他的讲义之后，在《耶拿文学报》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这篇评论在几十年内竟成了对他的这本书的最后反应。虽然评论写得很客观、沉着，口气平稳，但它引起了阿图尔极大的愤怒，阿图尔认为在某些引文中有故意歪曲的地方。开始同报纸编辑打笔仗，而贝涅克在生前成了叔本华的最凶恶的敌人。也许，使他愤怒的内情是：指责他粗鲁地攻击哲学家同人，这是决不允许的。阿图尔则猜疑贝涅克在搞阴谋，指责他追逐名利等等。
然而贝涅克简括地、完全准确地叙述了叔本华的学说：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关注个人存在；在他的观念中世界表现为人的存在，只有自己生活和自己身体的经验才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表象，而充满在世界中的意志首先显露在单个人的存在中，只有个人身上的意愿和认识的主体的等同才提供获得真理的可能性。全部存在集中在这种身体上的等同中，集中在幸福和痛苦中。
在那个时候，这种说法是不被接受的。于是就有另一番议论。存在是在人之外的--在对象和事物之中，在历史的过程中，在精神的发展中。叔本华在自己的意愿世界里能够把个体思考为精神的抽象因素，但他片刻也不忘记，这一个体首先是在身体上存在的，这两个要素--意愿主体和认识主体是等同的。所有这一切也就是他想在1820年向柏林大学的大学生叙述的东西。这时，在黑格尔讲课的大厅里挤满了人，而叔本华的课很少有人问津，这样，他就可能在任何时间停止授课。这真是一场灾难。
二、不愉快
学术上的完全失败，迫使阿图尔做出重要的生活结论。应当说，灾难没有改变他对世界的看法；他对已经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没有怀疑。但他有时仍然会疑虑重重，甚至产生绝望。必须重新考虑已经走过的道路，哪怕得到点宽慰也好。
1823年他写下了下面这段话："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不幸的，由于犯了错误或失策（这种情况可以叫做对自己的鄙视），这时我把自己当作不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人，我为他的不幸而哭泣。例如：为一位编制外的副教授没有当上教授、他讲课没有听众而悲哀；或者为这个俗人讲别人的坏话或长舌妇喝咖啡闲聊而悲痛；或者为不公正的审判中的被告而伤心；或者为一位姑娘的情人而痛心，他爱她，但她不愿听他的话；或者为一个重病缠身的患者……所有这些人，都不是我，这些是别人的衣料，用来缝制我不常穿的礼服太大了，把它扔掉。但是，我究竟是谁呢？写《世界即意志和表象》的那个人，也对存在的大问题作出了解答……我正是那个人，这是不容争论的，现在他还有呼吸。"
在这本笔记中罗列了他在柏林生活期间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纠纷和混乱事件，在大学教课的工作没有做好；被指控犯有重伤致残罪，被害人女裁缝玛尔凯特提起诉讼，与合唱团员和舞蹈演员卡罗玲娜·李希特（梅顿）毫无乐趣地谈过恋爱；神经功能失常和耳朵疼。我们看到：对日常生活中的不幸，他之所以容忍下来，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事--那是别人的事。把痛苦和疼痛丢开不顾，能够缓解和安慰痛苦，他在自己的学说中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自己身上试验这个药方，已是在书写成之后的事了，他在书中宣布了自己的这种丢开不顾的生活立场。
他想到自己写成了大部头哲学著作，这个想法就是最大的安慰。阿图尔在自己的笔记中强调指出，全部外界生活--假面具和角色的游戏，日常生活的喜剧--都是在他的真正生活和创作的范围以外上演的。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外界生活的那颗微粒，而是自己劳动的一部分。何况，他的生活--好像是从他的学说派生出来的；他的学说不单纯就是他自己的生活，而且这一生活本身从属于他的学说。
"我的哲学的真实性和永恒性由下面一点得到证实：创立这个哲学的完全不是我；相反，它是自己创立起来的。它产生在我身上，完全没有我的协助，这时我的意志仿佛已经沉睡了……只有当完整的纯粹的知识在我身上显示出来的时刻，我便在自己的书中记下了并利用了它，我只不过是目击者和见证人……"正因为这样，他认为他的哲学注定会得到普遍的承认。
这样的评价是安慰的尝试，是一种远离生活给他造成的失望和委屈的手段。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力图自我确认：他原是这样一个孤单的人。阿图尔在1820年的手稿中写道："我的时间不属于我活动的圈子；它仅仅是我的身体站在上面的立足点，然而身体是我的完整个性的极小部分。"这完整的个性超越了时代，但是不能十分清楚地看清它，这好比从高山顶峰俯视云雾缭绕的平原一样。叔本华珍视来自旁人的关注的最小迹象。他在1823年的手稿中记下了某位不相识者预言他会写出大作品。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他注意到有些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对他的智慧很赞赏。
叔本华经常贬低他的同时代人和当今时代的意义，这不是因为在当代没有鲜明的个性，而是因为同时代人的嗓音被日常生活琐事所淹没了，这些琐事是由日益热衷于寻常信件和授课引起的。对于那些获得较大可能性来表现自己的群众来说，只有那种使富有创造力的幻想得以自我保护和满足的东西，才具有意义，叔本华的这一思想成了20世纪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所发挥的特征描述，此人在研究"大众反抗"时，谈及群众文化问题。
普通人--《工厂制品》--内心充满恐惧。他想永远停留在使他满意和让他安宁的寂静的世界观港湾。所以他对上帝的信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上帝关怀这种人，向他们预示美好的命运。这个上帝叫做"历史"、"绝对精神"、"自然"、"科学"等等，无关紧要。所有这些古代的或换上现代衣裳的许诺，都不能保证提供保护；事实上它们始终再现丧失意义的人的孤独感。这时人们力图在所谓社会舆论中找出支撑点，而舆论只不过是游移的鬼火，决不是指路的明星。真正的哲学家无须有保护，而他确实是自由的。
叔本华在那时的笔记中时时回到当代哲学，否定当代哲学，因为他以为当代哲学轻视人，不提知识为人的生活服务。受苦人的问题是叔本华哲学的内在神经，他非常重视人。力求尽可能深入理解人的生活的内在含义，这种意向维持着他的高傲的沉默，我不愿同忽视我的人交谈，我的哲学是高于市场和超出市场之外的，我不拿它出卖。他转而默默地崇拜希腊秘密宗教仪式，在这种秘密宗教仪式里，真理只有少数人才可以理解；而且在这少数人中只有那些比较明白又比较能够抓住真理的人才可以享用真理。
叔本华明显的贵族气派自然是同下面这一点结合在一起的，他深信他的著作的世界意义，人类很快就会承认它。他断言："我的智力不属于我，而属于全世界。"在同一本笔记中，在记下这种崇高思想的同时，也以自私自利的口吻断言自己有权成为父亲遗产的守护者，没有物质富裕，世界从他那里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呀。
阿图尔叫人关注的不仅仅是大学的工作。柏林时期，他的私人生活也是极不幸的。在那些年代，他同年轻的卡罗玲娜·李希特（梅顿）搞恋爱叫人不安，这方面的证明材料极少。只有几封她在30年代初写给阿图尔的信保存下来了，那时阿图尔已住在法兰克福了。大家知道，她于1819年来到柏林，年方19。由于某一位靠山的推荐，她被民族剧院合唱团录取。很快她就与机要秘书路易·梅顿（她的假名就是由此而来的）建立了恋爱关系，在1820年夏初，她生了个儿子，这个孩子没活多久便夭折了，这是她在与阿图尔相识之前发生的事。
戏剧迷阿图尔在1821年遇见卡罗玲娜，恰恰在这时他写道："因为天才观念的真正时间已经过去了，而我的生活现在仅适合于教学，这一情况应当在社会上得到承认并取得社会地位，而我这个年轻的副手，是不可能一下子便获得社会地位的。"
但是，卡罗玲娜不是那种可以获得"社会地位的"妇女。那时她已经是柏林近郊的剧院的女演员，演二号情人角色，为了补偿自己的舞台上的微小成就，在实际生活中便同时与几个情人交往。她的美丽和剧院的习俗的自由，人们容忍了这种情况，而叔本华妒火中烧，受够了折磨。
1822年5月，当阿图尔又去意大利的时候，卡罗玲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卡尔·路德维希·古斯塔夫·梅顿。阿图尔一生保持着对卡罗玲娜的忠诚（甚至在自己的遗言中还提到了她），但在生前一直不喜欢这个孩子--爱人"背叛"的成果。1831年他打算离开柏林，他召回了卡罗玲娜，但是未能一起动身，因为卡罗玲娜拒绝丢下孩子，而阿图尔在自己家里不愿看见这个孩子。阿图尔悲观失望，满怀委屈，一个人走了。
卡罗玲娜在信中责备叔本华冷酷无情，肯定说她愿意和他迁居法兰克福，不过只能带孩子一起走。给她以物质支援的叔本华在回信中显然指责她也从别的男人那里取得给养。对此她回答说："我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轻佻女人，我的债务是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有一个时期发现卡罗玲娜患肺病，这使阿图尔很害怕，他曾躲开过这个患肺病的女人。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先是害怕情人患病，然后妒火中烧，不愿丧失在共同生活情况下的独立性，最后，怀疑这可是应把自己的生活与她捆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他被制服了。
阿图尔的恋爱感受没有在他的笔记中直接记下来，但这些感受被编进了他的哲学议论。例如，他把父母做爱的结果孩子出生与理念的产生相比，孩子的出生和理念的产生都是在巨大的激情和实现的渴望中发生的。1822年第一次记下了这个想法，后来它在《世界即意志和表象》第二卷另一题解中得到了发挥（见《性爱形而上学》篇）。
在意大利旅行期间，阿图尔责备了自己，他自己没有想要把卡罗玲娜与自己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甚至诗句油然而生：
千百次痛苦地看见：幸福在步步逼近，愚蠢的轻狂却把它一一毁尽。
远离卡罗玲娜，在他脑袋里涌现出自由奔放的思想。他寻思着：对女人来说，一夫一妻制是过分的要求，他试图打消对情人不信任的猜疑态度，自我宽慰。对于女人来说，一个男人在短时间内使她心花怒放，具有魅力--这种状态是非自然的。她不得不为一个男人保留的那种东西，也许是他不需要的，却是其他男人所强求于她的：她失去了，并拒绝了他们。按照叔本华的说法，女人能够同时拥有许多男人，而男人因此也会拥有许多女人。男人一开始追求许多不正常关系，而女人相反；所以男人在前半生是好色之徒，而后半生则成了戴绿帽子的人。同卡罗玲娜在一起的情况，叔本华不得不容忍的正是戴绿帽子的角色。
但是，与卡罗玲娜的故事，只是阿图尔在柏林遭遇的一系列不愉快事件之一。恋爱中的人往往缺乏理智，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能作出完全适合的反应。1821年8月份的一天，那时阿图尔正在家里等待卡罗玲娜的到来，他的女邻居47岁的裁缝玛尔凯特及其女友住在他的会客室里。阿图尔忍受不了好奇的目光。再说，会客室按租赁法是属于他的。
他要求腾地方，女友们躲出去了，但玛尔凯特太太硬是不搬。开始动手打起来了。女邻居揪住阿图尔的脖子，他扯下她的睡帽，出拳痛打，尽管她奋力反抗，终于败下阵来被抛出室外，这样她就躺倒在地，动弹不了。自然女邻居把叔本华告上法庭。在法庭上叔本华咬定她是故意躺倒在地的。但是法庭判叔本华有罪，他的粗暴行为造成了人身不大的伤害，判处罚款20塔列尔银币，偿付玛尔凯特太太。
但是玛尔凯特不服。在第二次审判中她证明：由于跌倒在地她的右半身麻木瘫痪，她的胳膊不听使唤，因此，要求给以补养费和治疗费，并要求把阿图尔拘禁起来。法庭接受了她的诉讼。那时叔本华正出门旅行，柏林银行便冻结了他的存款。阿图尔很快回到柏林，提出反诉。官司打了五年，于1827年法院责令他每个季度付玛尔凯特太太15塔列尔银币。玛尔凯特又活了20年。叔本华有一次指出，一辈子不会忘记她的胳膊受了伤，并担心她的胳膊一辈子抖个不停。
柏林很快就使阿图尔厌倦了。1822年他就写信给妹妹说，想回德累斯顿。但是让他继续留在这里的想法是：在教学领域他并非全无用武之地。现在他决定停下来喘口气，再去访问意大利。1822年5月28日他上路了，他请自己在魏玛时期的一个熟人弗·奥尚给他通通风报报信：在德语的书报、杂志上有没有人提到他写的书。奥尚可不用操心：这里一片静悄悄，一点反应也没有。
阿图尔从从容容到意大利旅行，途经瑞士和米兰，到佛罗伦萨，已是九月了，在那里一直待到下一年的五月。在十月他给奥尚的信中说："……又见那墨绿的叶子森严地、郁闷地停在静止的半空中一动不动，刺破了湛蓝的天空，又见那橄榄树、五针松、葡萄园和柏树构成一幅风景画，小巧玲珑的幢幢别墅隐约其间。……我又到城里去了，那一座座桥不禁使人想起形形色色的拼图玩具……我又每天到广场来回蹓跶，那里到处是塑像……我又生活在放浪形骸的民族中间……在意大利生活，就像和情人在一起生活，今天吵得凶，明天爱得狂；而在德国生活，就像同妻子在一起过日子，没有愤怒，也没有更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