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喜庐
1754年年初，伏尔泰结束在德国的生活，越过朱拉山脉，进入瑞士国境。在日内瓦城门外，却仍是该城管辖区内的里昂路上找到一处可以安全、平静地躺下休息的地方。这个宽敞的别墅名叫圣贞，有梯形的庭园往下通到罗讷河。由于该国法律禁止将土地售与瑞士新教徒以外的人．因此他准备了所需的8．7万法郎(1755年2月)，经由拉巴特·德格朗古和让·罗贝尔特·特罗岑两个经纪人。买下这块地产。他抱着一股久居都市的人之热情，买了小鸡和一头牛，耕了一块菜圃，还种了些树，他花了60年的时光才体会到"自己的田园自己开垦"的道理。他认为，他总算可以把腓特烈、路易十五世、巴黎议会、大主教，还有耶稣会的事抛诸脑后．可惜他的疝痛和头痛依旧存在。由于他很喜欢这个新居，因此他把它命名为"喜庐"。他写信给希锐特说："我幸福得有点不好意思。"
由于他这种聪明的投资赚了一大笔钱．因此他也就尽情享受。他养了6匹马，有4部马车、1位马车夫、1个左马御者、2名跟班、1名侍从、1个法国厨师、1名秘书，还有1只猴子--他喜欢拿它来和"人"这种动物比较。统理这个地产的人是德尼夫人，埃皮奈夫人于1757年造访"喜庐"时这样描写这位夫人：矮胖的妇人，身体圆圆像个球，大约有50岁光景；……丑而善良，无意间，也并无恶意地不诚实。她没有智慧，却似乎有点聪明；她……也写诗，争辩时有时有理，有时无理：……不会过分矫揉造作．最重要的是她不开罪别人。……她崇拜她舅舅，既把他当舅舅，又把他当爱人；伏尔泰爱她，嘲笑她，却又崇敬她。总而言之，这个房子可说是各种矛盾对立的庇护所，旁观的人觉得好玩的景象。另一个造访者--名气逐渐加大的诗人马蒙泰尔则这么描述这位主人："我们抵达时他躺在床上。他伸出双手，抱抱我，喜极而泣。……他说："你总算在我临死的时候来到，过来使我恢复生气，或是接受我最后一次的叹气。"……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一定起来陪你吃饭。…
"喜庐"有一点美中不足之处--冬天太冷。骨瘦如柴的伏尔泰需要热气。他在洛桑附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隐居之处--蒙里翁--它的位置刚好避开了北风的吹袭。他把它买了下来，1755至1757年之间冬天总到那里住几个月。他在洛桑城"大橡路"买了(1757年6月)一栋在意大利称得上是王宫的房子，有15扇窗子可以往下眺望湖水。他在那里没有教会人士的抗议，演出话剧，通常是演他自己的作品。他这么写着："宁静是一件极美的事物。然而怠倦……也是出自宁静之家。为了驱逐这两者之间丑恶的关系，于是我开了一家戏院。"
他就这么在日内瓦和洛桑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因而结识了瑞士。
二、境内诸郡
塞缪尔·约翰逊在1742年曾经这么问过："这么一个由好多不同社区、宗教各异的团体所组成的整体，虽然是十分好战，若要举兵，本极容易，但这个团体因何而能相安无事？到底用的是什么锦囊妙计？彼此利益又是如何协调的？"
这个由3种民族、4种语言、2种宗教构成的神妙的组合体自1515年以来即与外界相安无事。由于盗贼讲究义气，因此就不去袭击它。因为它土地太小(最长处南北仅及227英里，最宽处东西仅137英里)，天然资源贫乏，地势多山，而且民性慓悍到令人生畏的地步。虽然瑞士的军队之优仍冠于全欧，可惜由于维持费用极为高昂，因此只有将军队高价租予不同的政府。1748年时共有6万名这种"佣兵"为外国服务。在某些国家里，这种军人成为该国军事设施的常驻部分。这些军人成为各教宗和法国诸王最钟爱、最信赖得过的侍卫，全世界都知道1792年8月10日瑞士侍卫军为了保护路易十六世而英勇地战死至最后一卒的事迹。
1715年有13个州组成"瑞士邦联"：其中阿彭策尔、巴塞尔、格拉鲁斯、沙夫豪森和苏黎世等州都以德国人且是新教徒为主；琉森、施维茨、索洛图恩、翁特瓦尔登、乌里和佐格等州则是信奉天主教的德国人；伯尔尼则既有德国人又有法国人，既有新教徒又有天主教徒；弗里堡则多是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该邦联于1803年允许阿尔高，圣加伦和图尔高(新教徒的德国人)、蒂西诺(意大利天主教徒)和沃德(法国新教徒)入盟。1815年又有3个新州加人：日内瓦(法国新教徒，如今已迅速转为天主教徒)、瓦莱(法国及德国天主教徒)，还有一个法国人称之为格里松而德国人却称为格劳宾登的地区(以新教徒为主，语言则用德语或有拉丁文遗迹的罗曼语)。
瑞士虽然也是个共和国，但是其民主方式与目前流行的说法不同。在每一州中成年男子的一小部分--通常是世家--选举一个由200人所组成的"大议会"，也就是"普及议会"，和一个由24人至64人组成的"小议会"。"小议会"再任命一个更小的"秘密会"和一个担任主要执行官员的市长。权力并不区分，"小议会"兼充最高法院。乡间诸州(如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格拉鲁斯、佐格和阿彭策尔等)将选举权限于土生之家庭，其他居民，不论移居多久，一律视为被奴役之阶级加以统治。这种寡头政治在瑞士极为普遍。琉森将任职为官的候选资格限制于29家里面。只有在其中有一家消失时才可以另选1家加入行列。伯尔尼州虽有243个家庭有权被选任为官。可是其中有68个家庭依例任官。1789年俄国历史家尼古拉·卡拉姆辛记述说苏黎世的公民"对本身荣衔自负之程度有如国王之引皇冠自豪"。因为"一百五十多年来没有一个外邦人士得过该州的公民权"。(我们自己也需自我警惕，几乎所有的民主政治也都是寡头政治，只有少数才能组织起来行动，执行权力，多数则不成。)
州政府似乎都有倾向于权力主义的家长政治模样。例如苏黎世议会就颁布过命令来规定三餐、饮酒、抽烟、驾车、婚礼、衣着、个人的打扮、蓄发、劳工工资、产品品质、日用品的价格等。这些条例可说是古代公社或公会规定的遗迹。而事实上，苏黎世州内12个公会的理事长自然而然地成为"小议会"的会员，因此这一州比较起来是极为合作的一州。该世纪末歌德记载说苏黎世湖畔给人"一种最高、最优秀文化的迷人、理想的概念"。
在诸州之中，伯尔尼州的"城兼共和国"是最大且最强的一州。它的领土占了瑞士的1／3，有最繁荣的经济，而其政府更是被公认为有远见、效率高的政府。孟德斯鸠把它拿来和当日共和时期黄金年代的罗马相比。英国教士兼博学的历史学家威廉·科克斯描写1779年9月16日他所看到的该市的景象时说：在我踏进伯尔尼城时，被该城特有的整洁、美丽的市容所震惊。几条主要道路都长而宽敞，虽说道路不直，却弯得很顺眼。房子几乎是清一色的，在拱廊之上以灰色的石头盖成。在街道的中央流着一条石制运河上最清澈的溪水，而有许多喷泉除了对居民有利之外，更兼而美化了市容。阿勒河几乎环绕了整个城市，在比街道的水平低很多的岩石河床上曲折而行。……邻近的乡村开垦得很彻底、很舒畅地分别有山丘、草地、树林和水池，……远方的水平线上更满是连绵起伏、山顶终年积雪不融的陡峭高山峻岭。伯尔尼州贵族最大的错误乃在处理沃德这一件事上。这个人间仙土从日内瓦市郊区沿着日内瓦湖瑞士这一边一直延伸到洛桑(该州首府)，并且一直朝北纳沙泰尔到湖为止。伏尔泰和吉本在这些可爱的湖畔及长满葡萄的山丘上享受着高度文明的生活，而卢梭也在这里长大、受苦，并且在沃韦附近的克拉雷斯安置他的朱莉具有美德的家务。这个地区于1536年划归伯尔尼州治理，其公民丧失任官权，在遥远的统治下烦躁不已，经常起而反抗，惜均未成功。
各州对别人的自治采取监视的嫉妒态度。每一州都自认为是最高的统治者，可以自由宣战，自由与外邦缔盟，因此天主教诸州自己就和法国在路易十五世在位期间联盟。为了减少各州间的纷争，每州都派遣代表前往在苏黎世开会的瑞士国会。然而这个邦联会议之权力极为有限，它无法把该会之决议强制加诸不愿接受之州。该会之决定若想有效，必须全体同意方可。自由贸易虽在原则上被接受，却又受到各州间税则冲突所抵消。没有通用货币，州际的道路亦无共同之管理。
虽然有自然障碍和立法上的限制，但是经济活动却极兴盛。农奴制度除了沿德国或奥国边界少数区域之外已告绝迹，几乎所有农人都拥有自己耕作的土地。在"森林区各州"(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和琉森等州)的农人因为地理因素的关系而贫穷；苏黎世周围的农人则很富庶：伯尔尼州有许多农人因细心、决心畜牧而聚积了大笔财富。漫长的严冬和运输的困难迫使瑞士把农业和工业加以合并．纺纱或制造手表的同一家人也耕作园圃或种植葡萄。弗里堡早以其格吕耶尔乳酪而闻名，苏黎世则以其花边，圣加伦州以其棉花，日内瓦以其钟表，纳沙泰尔以其花边，而全瑞士更以其酒而驰名于世。瑞士的财政更是当时全欧所羡慕的，而瑞士商人更是到处活跃。巴塞尔推展和法国及德国之间的贸易，苏黎世则致力和德、奥贸易，巴塞尔、日内瓦和洛桑等地都和阿姆斯特丹及海牙竞争印刷中心的地位。在哈勒和卢梭欣赏并夸赞瑞士诸湖撩人的美景和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的壮观之后，观光事业对邦联经济上的支持力也就越来越大。
瑞士的道德标准可能比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以外欧陆各国都来得高，该半岛和瑞士类似的天然条件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农人家庭可说是勤奋、节制、团结和节俭的典型。城市中会有少数政治腐败及贩卖官位的事情发生，但是即或在这些地方，由于气候不佳所引起的严苛、以及山区地形的限制，再加上新教徒的伦理，因此也造成道德方面的稳定。不论贫富衣着都很朴素。瑞士境内禁奢令规定依旧很严．而且执行得彻底。
宗教半是组成政府，半是带来纷争。百姓规矩地到礼拜堂是强迫性的，由于城镇太小，匪徒无法在群众堆里躺藏。礼拜天几乎是表现无休止的虔诚的一天，据说苏黎世诸旅店在礼拜天唱赞美诗时随着歌声之扬抑而颤动。但是敌对的各教--加尔文教派和天主教--则示范了最恶劣的行为典型，因为这些教派解放了恨而锁住了心。有些天主教掌政的州严禁举行天主教以外的礼拜仪式，而新教徒的州则禁止新教之外的礼拜仪式。法律禁止脱离该州的教会而另行组织独立教派。1747年琉森州的雅各布·史米德林就因企图组成一个脱离教会独立的虔信派运动，因而受酷刑之后惨遭打死。新教诸州要求候选担任政治、教会或教育方面职位的人必须发誓是正统的加尔文教派信徒。教会和州政府检查得都得严格。在"森林区各州"，农人的贫穷、暴风雨、山崩、雪崩、植物病害、水灾和周遭山陵的可怕合在一起，产生了对于在怒目而视的山巅和旋风里的恶魔的恐惧之心。受到侵袭的乡下人为了吓唬那些超人的敌人，于是他们就请求教士们给予伏魔的咒语，并以庆典仪式来祈福保障其羊群。烧死从事巫术者的处罚，日内瓦早于1652年废止，伯尔尼在1680年。苏黎世在1701年，天主教各州在1752年也先后废止；不过有一个格拉鲁斯州的妇女却在1782年以施巫术于小孩身上的罪名被砍头而死。
这种无知的情况因州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而获得启蒙。巴塞尔大学因宗教狂热而渐式微。该校几乎一点也不欣赏约翰·雅各布和丹尼尔·贝努林等人的成就，更使尤勒逃往较亲善的学堂。即或如此，瑞士依旧产生足以与人口成比例的学者、诗人和科学家。我们前面已提过苏黎世的博学之士约翰·雅各布·博德默尔和约翰·雅各布·布廷格赖，他们两人因为反驳戈特舍德对布瓦洛和古典公式的偶像崇拜而对德国文学发生深远的影响：他们为文学与生活里的感觉、神秘，甚至不合理的成分这一权利辩护：他们颂扬英国诗歌优于法国诗，把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介绍给德国读者；他们使古歌(1751年)和吟游诗人重新出现。他们两人的教条传给莱辛、克洛普施托克、席勒和年轻的歌德，打开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时代以及对"中古时期"兴趣的再现。有一个名叫萨洛蒙·格斯丹的苏黎世诗人随着这种领导刊印了"Idyllen"(1756年)--这些田园诗描写的田园极美，使得欧洲各国争相抢译，而威兰和歌德等诗人更登门造访。
除了卢梭之外，18世纪最值得怀念的瑞士人是伯尔尼州的哈勒，他是当时当地最伟大的诗人兼科学家。他先后在伯尔尼、图宾根、莱顿、伦敦、巴黎和巴塞尔等地分别学习法律、医药、生理学、植物学和数学。回伯恩之后，他发现了阿尔卑斯山，发觉其美景、壮观及线条美，而谱之人诗。因此，他在21岁时（1729年）就刊印了一卷抒情诗，名叫《渴望阿尔卑斯》。热心的科克斯认为该书"有如该诗歌所描述的山一样崇高与不朽"。这本书比卢梭在各方面好像都领先。该书邀请全世界的人来景仰阿尔卑斯山，一面可以使自己的灵性获得提高，同时也可见证上帝的存在；该诗谴责都市是奢侈和无宗教的深渊，必然导致肉体与道德两方面的腐败；同时赞扬农夫与居住山间的人，因为他们身体健硕，信仰笃诚，民风朴实：该诗更呼吁男女老少离开城市，到宽阔的野外去过更纯朴、更清醒、更健康的生活。
然而哈勒却是以科学家的身份为全欧所熟识。英王乔治二世于1736年授予他哥廷根大学植物学、医学和测量学的教授资格。他在该校执教17年，由于名气甚大，结果牛津大学和哈勒大学都邀请他前往执教，而腓特烈大帝更希望他继莫佩尔蒂之后担任柏林学术院的院长，叶卡特琳娜二世也曾设法劝他前往圣彼得堡，而哥廷根则想请他担任大学校长。他却退隐伯尔尼，担任保健官、经济学家、该州州长，并极力筹编该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著之一的《基本人类生理学》，这本书我们以后还会再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