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这几年研究科学的岁月里，他依旧维持着他在宗教方面虔诚的正统、以及严格的道德标准。伏尔泰前来定居瑞士时，哈勒认为撒旦似乎已在日内瓦和洛桑两地建立其标准。审美观点和哈勒相匹敌的卡萨洛瓦于1760年分别拜访过哈勒和伏尔泰。现在我们来重温卡萨洛瓦这次双重历险的记载：哈勒个子高大，有六英尺高，而且体型宽大--在身体和智力方面都是个巨人。他很亲切地接待我，而且毫无保留地、既精简又谦虚地答复我所有的问题。……当我告诉他．说我还想去见见伏尔泰先生时，他说我这么做很对，然后又一点也没醋意地说："伏尔泰先生是一个值得认识的朋友，虽然，跟物理学的原理刚好相反，有许多人都晓得他这个人远看时更伟大。"数日之后卡萨洛瓦在"喜庐"见了伏尔泰。"伏尔泰先生，"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自负的一天。我当你门下前后达20年，能得拜见师父真是欢喜。"
然后他问我从何处来。
"从罗什城来。没有见过哈勒之前真不想离开瑞士。……我把你留在最后造访，当做是"最佳的回忆"。"
"你对哈勒满意吗？"
"我一生中最高兴的3天就是和他在一起。"
"恭喜你。"
"我很高兴你能公平对待他。我又为他未能公平待你而感到遗憾。"
"哈！也许我们两个都搞错了。"1775年哈勒留给世人的一部书是他所印行的《有关最近几次抵制"启示录"……的自由思想之尝试的信》。该书是他为抵消伏尔泰的那本《百科全书质疑》的努力之作。他写了一封感人的信给这位恐怖的异教徒，邀请他(年已八十有一)重新去捕捉"天才一接近，马上飞走的宁静"，却达到诚服的信仰，"然后，全欧最有名的人才会兼而身为最快乐的人。"哈勒自己从未宁静过。他生病时焦躁不安，因为他对疼痛极为敏感。"他老年抽上鸦片，鸦片虽然可暂时止痛，却只增加了他天性的烦。"他很怕地狱，时常责难自己施予"骗局和其他滑稽太多"。他总算在1777年12月12日获得安息。
三、在日内瓦
日内瓦在18世纪并非邦联的一州，而是一个分离的共和国--市区和邻近僻远之处--说法语，信加尔文教派。阿朗贝尔在其所著《百科全书》中，在"日内瓦"这一条里很羡慕地把他在1756年所见的日内瓦描写如次：说来真难得，一个居民不到2．4万人、领土区域不满30个村庄的城市居然能够独立，而且成为欧洲最繁荣的社区之一。因自由与商业带来财富，四周各地烽火四起，该市却不受波及。震荡欧洲的几次危机对它来说只是一个奇观，该城只是隔岸观火，却不参与其事。在自由和贸易方面与法国相连，在商业和宗教方面和英国相关，日内瓦很公正地评论这些强国彼此间的战争，而该城极为聪明。谁也不偏袒。它评估全欧各政权时，既不奉承阿谀哪一个，也不伤害或惧怕哪一国。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迁居对日内瓦真可说是带来繁荣。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和技艺带过来，使该市成为全世界钟表业的首都，埃皮奈夫人估计从事珠宝业者约有6000家。瑞士银行家的机智和创意极为著名，因此雅克·内克和阿尔贝特·加拉丁这两位日内瓦人后来分别成为路易十六世的财政大臣和杰斐逊总统任内的美国财政部长。
正如同其他地区一般．日内瓦政府也为特权阶级所把持。只有父母和祖父母两代都是日内瓦市民、而且本身也出生于日内瓦的人才有资格获遴选。在这个贵族阶级之下的，是中等阶级--有从事制造业者、商人、零售商、公会头目以及这些行业的从业员。这些为数不及1500人的贵族和中等阶级人士，每年都在圣皮埃尔大教堂集会。来推选一个由200人组成的"大议会"和25人组成的"小议会"。这些议会选举4位地方行政长官，每人任期一年，来担任该州行政首长的职务。第三个阶级的"居民"--也就是父母是外国人的居民--无选举权，而第四个阶级--纳替夫--则是非土生的日内瓦人在该市生下来的小孩。占人口3／4的除了纳税之外，并无任何公民权。他们不准经商或就业，亦不许在军中任职或担任公会理事。这个小共和国的政治史就随着中等阶级想参政、下层阶级争取投票权的争斗运转。1737年中等阶级举兵反抗贵族阶级，并迫其接受新宪章：投票者均有被选入"大议会"的候选资格；"大议会"并对战和、缔盟、课税有最后决定权：虽然立法权仍属"小议会"所有，而纳替夫虽然仍无选举权，却已获许就某些职业。政府虽依旧是寡头政治，但是办事效率业已提高，比较没有贪污之陋习。
影响力之大仅次于贵族阶级的。是加尔文教派的宗教法庭。它掌理教育、道德与婚姻，并且不允许教外人士干预其权利。虽然不设大主教，而且也无僧侣，但是哲学家阿朗贝尔却仍赞许日内瓦教会的道德，并把该市描写成庄重、节制的岛屿，并把它拿来和法国上层阶级道德的败坏作对照。埃皮奈夫人在经几次联络之后赞赏"自由的民族、奢侈的敌人……之严格礼仪"。然而，根据教会的说法，日内瓦的年轻人耽溺于有歌舞助兴的餐馆中的恶魔，而家庭祷告已被省略；人们在教堂时交谈自若，使得有些因享乐过度而对人生感到乏味的信徒也在后座猛抽烟斗，以加速讲道快点结束。宣道师总抱怨说他们只能在精神方面处罚信徒，而他们的布道是越来越被忽视。
伏尔泰发现日内瓦教会人士中有些在其神学理论方面较为进步时，内心极为喜悦。他们到"喜庐"去享受主人热切的招待，同时私底下承认自己很少保留加尔文严厉的教义。其中有一个名叫雅克·维尔内的，在所著(1754年)中透露，对成年人讲道时应以理智为根据，但是"对一般人来讲……以通俗的方式来说明这些真理会更有用，例如用一些合适的例子来……加深大众心中的印象"。伏尔泰写给西德维勒（1756年4月12日1的信中说："日内瓦已不复是加尔文在世时的日内瓦--相去甚远：如今该市已经是哲学家满街跑的都市。洛克所主张的"合理性的基督教"几乎是全部牧师的宗教：而附属在道德系统之下的那种对"至高的圣灵"的崇拜则是几乎一切官员所信奉的宗教。"在《风俗论》(1756年)一书中，在排斥加尔文处死塞尔维图斯时所扮演的角色后伏尔泰又说："看来今日似乎对于塞尔维图斯的骨灰有一种（歉意)；新教各教堂那些饱学的宣道士……已爱上了他（那种惟一神教派)的观点。"阿朗贝尔在造访日内瓦和"喜庐"(1754年)之后，一面跟某些教士谈话，一方面又和伏尔泰对照注释，为那本《百科全书》的第7卷(1757年)写了一篇有关日内瓦的文章。他在文中对日内瓦教会的自由主义颇表赞许：他们之中有好多都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的领袖加尔文却很热心地拥护这种说法，也因此而把塞尔维图斯烧死。……地狱--我们信仰中的要点之一--对今日日内瓦的许多牧师而言已不再是如此了。根据他们的说法．如果把这个充满了善良与公正的上帝想象成会拿永恒的痛苦来折磨我们、来处罚我们的过失，那么这等于是对"圣神"的一大侮辱。……他们相信来生中会有报应，不过却有时间性，因此，造成新教和罗马公教间之分离的主因之一--炼狱的说法--是时至今日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承认死后惟一的处罚。这又使人的相互矛盾史中增加了另一章。
一言以蔽之．许多日内瓦的宣道士除了索西纽斯的说法之外一点也没有别的宗教，排斥一切所谓"神秘学"的一切。同时想象说真正宗教的首要原则就是不找那些有违理性的事物来信。……宗教真真已被降格为对惟一的上帝之崇拜，至少在平民阶级以外的人士心目中便是如此。日内瓦教会宣读此篇文章时，他们一致警觉--保守分子为加尔文派讲道坛上居然出现如此的异端而震惊，自由派人士则因自己私底下的异教说法居然被拿来公开而讶异。"宣道士协会"调查嫌疑分子。他们很热烈地驳复阿朗贝尔的说法，该会并发布了一个正式再确认加尔文教派为正统的声明。
加尔文本人是阿朗贝尔所赞许的那种不适宜的开明的部分原因，因为他先前所创设的那所学院如今已成全欧最佳的教育机构之一。该校虽也传授加尔文学说，却并不过火。该校设有极佳的古典文学课程，也为日内瓦的各级学校培植了许多优秀的教员--经费全由政府负担。对外开放的图书馆拥有藏书2．5万册。阿朗贝尔觉得这里"人民的教育水准高于其他地方"。科克斯听见商人很有见解地谈论文学和政治时颇感讶异。本世纪的日内瓦在科学方面的贡献：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有查理·伯内特，气象学和地理学方面有贺拉斯·德索叙尔。在艺术方面则真正把让·埃泰因·利奥塔尔献给全世界，他在日内瓦和巴黎两地学成之后前往罗马，为克莱芒十二世和许多枢机主教绘肖像，然后前往君士坦丁堡工作5年，再到维也纳、巴黎、英国及荷兰．以画像、蜡笔画、瓷釉画以及玻璃上之雕刻及绘画等来维生。老年时他画了一幅极为忠实的自画像，样子比伏尔泰更像是猴子。
日内瓦在文学方面表现平平。刊物严厉的审查制度使得文学方面的创意和冲劲受到窒息。戏剧被认为是风波的温床而被排挤。伏尔泰于1755年首次把那出名叫《扎伊尔》的剧本演出时--在"喜庐"的起居间演出--教会就在喃喃嘟哝，却又容忍了这次"罪恶"，认为这是贵宾私人的缺点。然而。当伏尔泰在日内瓦年轻人群中组成一个演艺人员的公司时．"宗教法庭"(1755年7月31日)却呼吁"大议会"强制执行"1732年及1739年有关严禁公、私剧本演出的条款"，并命令各本堂牧师禁止各该教区内之居民"在所谓"伏尔泰"家的悲剧中演出"。伏尔泰虽声称深感内疚，却在其冬天的居处洛桑演出戏剧。也许是由于他的建议，阿朗贝尔才在前面提到过的那篇有关日内瓦的文章里加入请求撤销禁令的文字：并非日内瓦人自己反对戏剧(的观赏)，而是因为(听说）日内瓦惧怕剧团对年轻人产生对华丽的衣着、放荡、佚乐喜爱的胃口。不过，严格的法律若执行得彻底，难道这些缺点真补救不了吗？……文学的进步不会导致不道德的增加，日内瓦也可能把斯巴达的智慧和雅典的文化联合起来。宗教法庭对此项请求置之不理，不过卢梭却在一篇著名的《为观剧事致阿朗贝尔函》1758年1中做了答复。伏尔泰在买下费尔内的领地之后，钻了这项禁令的漏洞，在靠近日内瓦边界不远，却是法国土地上的夏特莱纳盖了一家戏院。他就在那里写剧本，请巴黎的头号红演员--亨利·路易·列肯来演出开幕第1天的戏。日内瓦的各本堂牧师虽禁止前往观赏。但是由于演出颇受欢迎。使得每当有列肯出场的当天，剧院正厅后面在节目开始前好几个小时早已座无虚席。这位沙场老将终于获得胜利，1776年"大议会"总算结束了禁止演戏的规定。
四、新史
有一个观赏列肯在伏尔泰所著《塞米拉米斯》一剧中演出的观众，这样描写作者本人在场的模样：伏尔泰本人在此次演出中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他坐在头号包厢的对面，全场观众都看得见他，像是个入迷的观众一般鼓掌，有时敲拐杖，有时大叫--"无法再好了！……噢！感谢上帝。表演得太好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于当列肯离开舞台时……他跟着他跑……我们再也无法想象得出更滑稽的不调和，因为伏尔泰很像闹剧中的老头子--袜子卷至膝盖以上，穿着"美好的往日"所流行的服装，除非有拐杖支撑，否则站不住脚。老态龙钟的标"志都显现在他脸上，面颊深陷起皱，鼻子拉长，双眼几乎消失不见。在戏剧、政治、接见访客和垦植庭园之外，他还抽空写成，并印行了在"喜庐"中完成的巨作，其中有一部因谣传内容不道德而臭名远播。另一部则开创了史书写作的新纪元。
《女仆》自1730年以来一直视为一种文学娱乐而跟他在一起。他显然没有把它出版的念头．因为该书非但开有英雄气概的"奥尔良贞女"的玩笑，而且讽刺了天主教堂的教义、罪恶、仪式及权贵。他的朋友和敌人都在流传的手稿上加上伏尔泰本人没有写上的猥亵和狂欢的描写。因此，当1755年他正逐渐在日内瓦获得平静的时候，巴塞尔城出现了这首诗经窜改后的盗印本。这份刊物被宗教查禁。被巴黎议会烧毁，被日内瓦警察当局没收。有一个巴黎出版商因为在1757年重印该诗而被送进奴隶船。当然，伏尔泰否认该诗出自其手笔。他把几份比较正经的原诗分别送给黎塞留、蓬帕杜尔夫人以及某些政府官员。他在1762年把这一份印行，而这一次则未受到困扰。他在《风俗论》中对圣女贞德设法做较公正、较不夸张的描述，以作为对她的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