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回程中，接受邀请，决定在英国停留，发表几场演说。当时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而且许多英国物理学家并不能接受爱因斯坦的理论。哈达尼爵士长久以来一直是爱因斯坦的支持者，他告诉一群英国科学家，他的这位德国朋友在西敏寺大教堂牛顿的墓前献上鲜花。哈达尼爵士说："牛顿是18世纪的奇才，爱因斯坦则是20世纪的奇才。"
英国教会领袖，坎特布里大主教，曾读过几本有关相对论的书籍，但他承认无法了解里面的意思。于是，他急于要见见这位来访的科学家。他很高兴地发现，在一次欢迎爱因斯坦的晚宴上，他就坐在爱因斯坦的身旁。这位大主教向爱因斯坦提出一个不但令他自己感到困惑，也使哥白尼及伽利略时代的教会人士所想象不出的问题："你的理论对宗教有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爱因斯坦回答说--后来，他的回答受到广泛地引用："相对论是纯科学事物，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
法国也跟英国一样，仍然因为战争而对德国怀有敌意。1922年，当爱因斯坦被邀请前往巴黎演讲时，有许多人提出反对。几位前往比利时边界迎接爱因斯坦的法国科学家，听到谣言，说某些团体的成员正计划在巴黎火车站对付他们"最近的敌人"，使得这些科学家颇为恐慌。为了安全，他们只好先行下车，把爱因斯坦送往旅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很高兴可以避开新闻记者及摄影人员的围访；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原来聚集在火车站的人群并不是充满敌意的示威群众，实际上是仰慕他的学生们，正等着欢迎他呢！
但邀请爱因斯坦前往访问的那个委员会仍然相当小心，任何人除非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是想听演讲而不会制造动乱，否则休想获得入场券。在拥挤的大厅里的听众中，有一位最受尊敬的巴黎市民，一位衣着朴素的小妇人--居里夫人（镭的发现者）。
尽管有些法国科学家因为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而痛恨他，甚至对他故意冷淡，但爱因斯坦却觉得多数人都很和善。许多人见过他的照片，并十分容易地就从他那蓬乱的灰白头发及深陷的眼睛中认出他来。他十分感动地发现，当他在巴黎乘坐公共巴士时，车上的工人彼此以肘互相轻触，面带微笑，友好地朝他看着。他评论说："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子。在那儿，每个人都会用力和你握手，同时把他的名字告诉你。我很快就忘掉了他们的名字，但"握手"累积下来的效果却存留在你的手指头上。"
当然，在巴黎也跟在纽约、伦敦及维也纳一样，仰慕者坚持问些愚蠢的问题，使他无法作答。一位漂亮的少妇问道："教授，我在报上看到，你的头脑是世界上最好的，对不对呢？"
爱因斯坦十分严肃地回答说："我想，这种说法缺乏科学根据。"
由于爱因斯坦的请求，他去参观了曾经遭受德军侵略的偏远地区。就在距巴黎不远的郊外，几年前用来对抗侵略者的战壕，现在已长满了小麦，在春季的天空下，充满希望地摇摆着。但在几千米之外，却可见到被毁坏的房舍尚未重建，受德国毒气影响的树木已经枯萎。
他们一群人在一处军人公墓前停下来，爱因斯坦摘下他那顶没有形状的软帽，伤感地凝望着那些似乎没有止境的木十字架--黑色代表德国军人，白色代表法国军人。
爱因斯坦轻声说："我们应该把德国所有的学生及全世界所有的学生都带到这里来看看，使他们看清楚战争的丑恶。"
他对整个遭到毁灭的村庄以及雷姆斯大教堂的被破坏情景，感触至深。当他站在返程的火车上时，他的声音由于情绪激动而略带颤抖。
爱因斯坦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很高兴我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平常并不容易见到。回到家里后，我将把我见到的所有情景告诉每一个人。"
二、两次来中国
爱因斯坦成名后，他应邀到许多国家作巡回演讲，受到各地民众的狂热崇拜。
当时，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中国，许多报刊也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进行了及时的报道和初步的介绍。早在1917年9月，许崇清在《学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宙）之研究，则有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此原理以二假定为前提。据戴念祖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从1917年9月至1923年的上半年，在我国报刊上先后刊载的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译文论著通讯报告和文献等多达百余篇，相关书籍十多种。
1921年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作哲学专题系列讲演其间，多次赞扬列宁和爱因斯坦是近代最出色的伟人。罗素的话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热情。当时有人感慨地评论道：就是学术最幼稚的我国，从罗素来讲演后，也无人不知道这相对论的名词。
在中国知识界日渐兴起的推崇爱因斯坦、谈论相对论的热潮中，《少年中国杂志》于1922年1月出版了相对论专号。这期专号中，除发表几篇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外，还刊载了爱因斯坦从德国柏林寄给中国读者的回信和自己的照片。1922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特载了校长蔡元培关于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报告。随后，北大发出举办爱斯坦学说公开演讲的通知：兹为爱因斯坦博士演讲之先导，特选择关系于相对论各题，分别定期公开演讲。兹因讲堂座位有限，特备印听讲券，本校同仁愿意听讲者，请至第一院注册部领券可也。对此，著名的《东方杂志》在1922年12月出版的爱因斯坦号上发表文章称：有了这一个准备，然后再来听爱因斯坦的讲演，才能得着真正地了解，也才能判断他的真正价值，并且也不至于辜负他远道来给我们讲演的这一番盛意啊！
爱因斯坦终于来到中国，但只是先后两次途经上海，总共逗留约三天的时间。
第一次是1922年11月13日。
1922年初，爱因斯坦接受日本改造社的邀请，于11月至12月前往日本访问，约四周时间。10月初，爱因斯坦携夫人艾莎从柏林启程，于11月9日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爱因斯坦受到一个小型犹太人团体的盛情款待。随后，爱因斯坦夫妇在香港改乘日本的北野丸号轮船驶往上海。
11月13日上午，爱因斯坦夫妇刚一登上汇山码头，便被四面拥上来的人潮围住。日本改造社的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普菲斯特夫妇和瑞典驻上海领事，纷纷与爱因斯坦握手致意。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也热情地上前问候他。此时，欢迎爱因斯坦的喜庆场面达到了高潮。
最令人振奋与难忘的是，在码头上，瑞典驻沪领事当面向爱因斯坦宣读了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奖的授奖词：鉴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电效应的定律，以及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其他工作，特授予他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爱因斯坦荣获诺贝尔奖早已是众望所归的事。他本人大约是在乘轮船到香港之后，从无线电广播中得知了获奖的消息。
汇山码头的欢迎仪式结束后，爱因斯坦夫妇由普菲斯特夫妇陪同，前往德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做短暂的休息。随后，爱因斯坦夫妇应邀前往一品香大旅社，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为他们接风洗尘。一品香大旅社位于今西藏中路与汉口路口，是上海一家历史悠久的著名高级旅社。该旅社番菜馆宴席上的大菜，是中国式的大菜，即中菜西吃，菜与肉搭配得当，色香味美。爱因斯坦品尝了可口的饭菜后，由衷地夸奖说："具有古老文明的地方，其烹调也必然发达，中国就是这样，而像美国那些国家则只是像往炉子里添煤似的，只考虑给胃里增加多少卡路里。"午餐后，爱因斯坦夫妇兴致勃勃地来到位于今福佑路豫园商场北侧的小世界游乐场，舞台上演的是一出昆剧。尽管他对剧情并不十分了解，但演员身穿的漂亮服装、高亢和委婉的唱腔、精湛的舞蹈技巧，令他大开眼界。
离开小世界游乐场大楼，爱因斯坦夫妇又游览了老城隍庙。城隍庙是代表上海历史文化的景观之一，是西方人士心目中东方文化的象征。他们漫步走过九曲桥，驻足湖心亭，心旷神怡。随后，德国总领事陪同爱因斯坦夫妇乘车来到南京路游览。据当日的有关报道称，爱因斯坦刚下车，便引起周围中国市民的注意，一群大学生很快就认出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他们欢呼着快步走到他的身旁，祝贺他荣获诺贝尔奖。几名学生还喊着"一二三"将爱因斯坦高高地抬了起来，甚至于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伸手去摸一摸爱因斯坦，以此为荣。
傍晚6时许，上海著名居士、书画家王震在家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应邀赴宴作陪的有同济大学校长德国人威斯特夫妇、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等。出席宴会的中国知识界的代表有《大公报》经理曹谷冰和张季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前任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博士、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及其女儿。宴会前，王震向爱因斯坦夫妇展示了自己多年收藏的中国金石书画文物。爱因斯坦夫妇仔细地欣赏了每一件作品，惊叹不已。
大家入席坐定后，于右任首先起立向爱因斯坦致欢迎词，他热情而恭敬地说："鄙人今日得与日本改造社欢宴博士，谨敢代表中国青年，略述钦仰之意。博士宴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中国青年崇仰学术，故极崇仰博士。今所抱歉者，时间匆促，不能多尽东道之谊，尤不能多闻博士伟论。惟愿博士在日本讲学既毕，重为我国青年赐诲。"爱因斯坦随即起身答词，并由应时博士做翻译。他深有感触地说："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个人作品。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
接着，张君劢博士又用德语致辞，表示了对爱因斯坦的敬仰和希望。
宴会上，中外人士曾几次请爱因斯坦谈谈相对论的问题。他总是以长途旅行，身体劳累为由，婉言谢绝。王震的家宴于晚9时结束。
在上海仅仅停留一天，却让爱因斯坦感触万端。据《民国日报》的新闻称，爱因斯坦曾向友人表示："我第一次至东方，极为欢喜，有许多惊异之闻。见此间理想的气候，澄清之空气及南方天空灿烂之星斗，皆使我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之印象。此种印象，我将永不忘之。我在船上虽只曾为少许粗浅之试验，然我对于相对论之信心，已益加固。"
11月14日凌晨，爱因斯坦夫妇仍乘日本北野丸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的神户。
爱因斯坦第二次来到中国是1922年12月31日至1923年1月2日。
1922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完成赴日旅程，在返回欧洲的途中，于12月31日上午11时再次到达上海。这一次，爱因斯坦夫妇在中国东道主的陪同下，逛了上海南市区的旧城。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排排低矮破旧肮脏的小木头房子，里面居住着许多贫苦市民。这与外国租界内的高楼大厦、花园别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判若两个世界。不时有人力车从爱因斯坦一行的身边掠过，他几次见到身高体胖的洋人得意地坐在车上。而瘦骨嶙峋的中国车夫却像牲畜一样，拼命拉车，沿街奔跑。
"太悲惨！太不公正了！"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写道："……在上海，令人讨厌的欧洲人以及中国的那些招待多数是懒惰，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之辈。中国人肮脏，备受挫折，迟钝、善良、坚强、稳重，然而健全。"
爱因斯坦的女婿根据他的旅行日记，记述了爱因斯坦对上海社会生活方面的印象。他感到：中国人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特别可以理解了。
1923年1月1目下午3时，爱因斯坦应上海犹太人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的邀请，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作了关于相对论的演讲。礼堂挤得满满的，其中有一些中国学者和青年学生。
当时，爱因斯坦用德语演讲，再由工部局的一名工程师现场翻译成英语。其实，在场的中外人士中，没有人真正懂得相对论的高深原理，但他们却被爱因斯坦非凡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被他取得的划时代的科学成就所震撼。爱因斯坦的演讲并不枯燥，他那平易近人的和蔼态度与诙谐幽默的语言，赢得了在场听众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演讲结束时，张君劢博士向爱因斯坦提问，他怎样看待心灵学。心灵学由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洛奇和克鲁克斯创立，当时被少数文人引入中国，大肆宣扬人鬼交往，并形成一定声势。"CenestpasSerieux"（这是不足道的）。爱因斯坦当即用法语回答。
1923年1月2日上午11时，爱因斯坦夫妇离开上海码头，告别中国。
此后，爱因斯坦虽然再也没有来过中国，但他依然关注并声援中国的民族解放和进步事业。直到1953年，七十四岁高龄的爱因斯坦还在给J·E·斯威策的复信中称，中国的贤哲在探索科学发展方面的成就，是令人惊奇的。
三、东方之旅
爱因斯坦喜爱温暖的家庭生活，也爱好旅行，因为他喜欢看看新的地方以及研究他以前未见过的人们。以前的几次旅行都使他感到十分愉快，现在（1922年）他又急于出发前往东方旅行了。
爱儿丝和玛嘉特因未能获准与父亲同行，感到非常失望，但她们的母亲立场十分坚定。
"你们这两个小女孩在柏林有很多的朋友，不会感到寂寞的。"她说，"我平常照顾这个家，以及阻止客人们进入你父亲的书房，已经够忙了，需要出去放松一下。何况，现在我还要费很多心神去照顾一个大孩子呢。"说到这儿，她对她那位老是惹她头痛的丈夫点点头，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爱因斯坦一向喜欢有夫人作伴，但又忍不住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在这次旅行中，她将监督他的饮食及服装。
他有一次抱怨说："女人在家里是跟家具黏在一起，整天绕着家具打转，擦擦抹抹；当我跟一位女人出外旅行时，我成了她唯一的一件家具，她整天忍不住要在我身边打转，尽量找理由来改进我身上的缺点。"
艾莎对这种揶揄并不放在心上，她可以举出几百个例子，说明每当她不注意时，他就会举止失措。
她历数道："每次当你出外演讲时，我总是为你整理箱子。有一次你回来后，我真是想不透为什么箱子里的每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后来，我好不容易才逼你说了实话，原来你根本没有打开过皮箱，事实上就穿着那套皱得不成样子的旅行装，上台演讲去了。
"又有一次，你在一项非常特别的会议上演说，当时参加会议的每个来宾都穿着晚礼服，有人问你是不是打算换上晚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