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打断了她的话，两眼发光地说："我告诉那位先生，我从来没有打算买晚礼服，因此我要穿着身上这套晚宴服上台演讲。如果他认为我应使人们更尊敬我，我可以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套衣服刚刚刷过。"
不过，爱因斯坦教授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妻子总是替他省掉许多麻烦。她可以在一分钟内决定给侍者多少小费；她虽然不懂《相对论》，但对于简单的加减，却相当熟练。她可以很快算出总账，并且核对一番。他很高兴在旅行期间有妻子的陪伴，在日记上他写了这么一段："在边界与我的太太走失了，但她立刻找到我。"人们说他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但在这样漫长的旅行中，如果没有夫人照顾琐碎的细节，他就要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了。
爱因斯坦博士不管到什么地方，印度、中国、日本或巴勒斯坦，总是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不仅被赞扬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也被视为一个最杰出的德国人。当他上次抵达中国上海港口时，当地德国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一齐出来欢迎他。他当时的笑容一定显得很不自然，因为在柏林，那些嫉妒他的声名或是痛恨他的和平主义的人，把他当作是外国人；而在外国，他的同胞却唱着德国国歌来欢迎他。这些远离家乡的德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将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爱戴与拥护。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是国际主义者，他一定也有此想法。
在日本，天皇与皇后以招待来访皇族的礼节来招待这位德国科学家。皇后领他到皇宫花园内观看她那些得奖的菊花，一路上用法语和他交谈。爱因斯坦很高兴当时有他的太太在场，因为他对花卉知道得很少，而且很快就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对他来说，每一朵菊花都和另一朵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但艾莎喜爱园艺，当她经过花团锦簇的花海时，不断说出合适的仰慕词句。
这样的访问比许多酒宴有趣多了。在为这位德国科学家所举行的宴会中，每上一道菜都要举行一项特别的仪式。
"想想看，"有一天晚上，教授对艾莎说，"我们今天晚宴的主人对我说，他已经写了四大册的书，用以描述喝茶时所要举行的仪式。"
艾莎笑了，"这种繁文缛节对你来说，大概相当难过吧？我想，你永远无法使这些人明白，为什么你在洗澡和刮脸时都使用相同的肥皂，尤其是那些送了一些最昂贵的肥皂给你的仰慕者。"
"使用两块肥皂，会使生活变得太过复杂，"爱因斯坦坚持说，"如果我必须浪费我的精力来决定使用哪一块肥皂，或是怎样倒茶，我又怎能专心从事我的研究工作呢？"
令他觉得有趣的是，尽管日本人的许多习俗在西方人眼中显得十分怪异，但日本人仍然从其他国家那儿学来了签名的狂热。日本人请他拿着长长的毛笔在丝巾上签名，他觉得，这是很愚蠢的风尚。
这时候的爱因斯坦几乎已习惯于摆姿势供摄影师拍照了。若在柏林，他不是把刊登他照片的报纸不耐烦地丢在一旁，就是出于愉快的幽默心理，假装不认得那张已为众人所熟知的脸孔。他会质问说："这个又丑又胖的家伙，究竟是谁？"但是，不管他到哪儿去旅行，总有许多人会坚持送给他礼物，使他不知该如何表示感激之情。
一群态度可爱的日本儿童送给他一本彩色图画册，还有人赠送丝巾、刺绣、木刻品等。甚至连一向喜爱漂亮家具及摆饰品的艾莎，在又收到同一件礼物时，也忍不住在心里感到烦恼。柏林公寓里面已经够拥挤了，怎能容得下这些东西呢？
在日本，爱因斯坦接受邀请，发表了一连串的演说。当然，他并不会说日语，必须由另外一个人把他的演讲内容翻译给那些耐心的听众。爱因斯坦后来获悉，他的第一次演说及完整的翻译，竟然使这些极有耐心的听众在大厅里坐了四个小时。他觉得，以日语再重复一次，对于大多数日本听众而言，他的科学想法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他决心行行好事，第二次演说时就把时间缩短到只有两个半小时。
但当他到第二个城市旅行时，他注意到，陪他同行的日本人不断聚在一起，并且谴责似的望着他。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有礼貌的仰慕者竟然表现出如此无礼的态度，深感诧异，决定找出原因。
于是他问一位懂得法文的日本青年说："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你们不断地瞪着我，并且彼此窃窃私语？"
这位日本青年有点踌躇，他不想解释，但他知道，这位贵宾所提出的问题必须予以回答。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告诉你，才不会冒犯你。"他说道，"既然你问了，我必须要告诉你。我们正在讨论，你在刚刚离开的城市里，怎么侮辱了那么多我们的同胞？"
爱因斯坦愈来愈觉得困惑不解，他是不是忽略了什么仪式？他不是一直遵照他细心的妻子的指示行事吗？并未要求那些杰出的日本音乐家再奏一曲，这样做是不是太无礼了？他不喜欢日本音乐，在一次冗长的酒宴结束时，他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任何日本音乐了。
"我怎会侮辱人了？"他问道。
"那位安排你做第二次演说的先生，受到了深深地侮辱，"这位先生说，"第二次演说并没像第一次那样地讲上四个小时。那位先生认为，你没有尊重那些听众，并企图轻视那些听你演讲的各位先生。"
爱因斯坦哈哈大笑，他的日本朋友亦礼貌性地陪着他笑笑。不过他们却一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他觉得如此好笑。
爱因斯坦在回程途中访问了巴勒斯坦，对他而言，这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但爱因斯坦博士却比许多现代游客更了解它，游客只知道它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的圣地。
古耶路撒冷的每一块石头，都充满着丰富的历史与传奇。在"岩顶"处，一位阿拉伯导游虔诚地指着一块大石头说，就是这块石头把先知--穆罕默德，带上天堂。在"岩顶"附近就是"哭墙"，耶稣当时曾从彼拉多的审判所沿着这条街道，走向各各他（髑髅地）。现在，来自各国的观光客已把这条街道踏平了。同时，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站在寺庙残余的墙壁前，一面哭泣一面祈祷，祈求使分散各地的犹太人能再团聚。
爱因斯坦也见到了巴勒斯坦的新生活。他访问了医院及幼儿园、农业学校、现代化的报纸与银行。他看到了新社区，那儿的年轻男女以农机及最新的农业技术，征服了当地贫瘠的土地。他不仅在希伯莱大学度过了愉快的时刻，在特拉维夫市也同样高兴。特拉维夫是当时世界唯一全部由犹太人组成的城市，城内的每种工作都由犹太人担任。在这儿，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像在欧洲时那样受到压迫。但爱因斯坦博士并未被兴奋冲昏了头脑，他对当地的几种情况感到困扰，并认为那是巴勒斯坦理想生活中的缺点。他的批评为教友们所憎恨，但他们仍然赞扬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位工作者，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犹太人。
爱因斯坦夫妇是萨木耳子爵（英国指派的巴勒斯坦总督）的贵宾。萨木耳子爵身为英国皇家代表，因此也就生活在皇家荣耀中。每当他离开官邸，都要发射礼炮致敬，不管他在耶路撒冷的什么地方旅行，骑兵们都要在沿途护送。到这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学会不去理睬他认为是毫无意义的那些繁文缛节。但艾莎，由于长久以来公开露面，突然产生了反抗的心理。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德国家庭主妇，"她愤愤地说，"我喜欢自然而舒适的生活，在这种死板板的正式气氛中，我感到很不耐烦。我丈夫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他可以不顾某些礼节，人们会说，因为他是一位天才；但是，如果我不遵守某项礼仪，人们却说我缺乏教养。"
她愈说愈激动，"报纸记者在厌烦了为我丈夫编些愚蠢的报道之后，就开始对我乱加报道。因为我有近视的毛病，某位记者就说，在一次公开宴会上，我错把盘子旁的树叶看作是青菜，而且把它当作沙拉，拿起来大吃特吃。"
爱因斯坦夫妇回国时，是搭船沿着美丽的地中海海岸悠闲地航行，他们很高兴暂时摆脱了受人注目的社交生活，彻底地享受着航海之乐。他们抵达马赛港时，艾莎急着要赶回家。但爱因斯坦喜欢当地浪漫的景色以及西班牙的艺术宝藏，忍不住接受邀请，前去访问那个国家。
在马德里大学，他又接受了一项荣誉学位。到目前为止，他已接受了许多荣誉学位，这是不是国际间已获得更佳谅解的良好象征？他心里想。在战争期间，西班牙一直和德国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位犹太人，他的同胞在1492年曾被西班牙驱逐出境，开始过着流亡生活。即使是现在，也只有少数的犹太人住在西班牙。但西班牙的一些著名学者却推选他担任西班牙学院的委员，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曾在皇宫召见他。奇怪的是，这位不负责任只知享乐的国王却真的十分仰慕这位不拘小节的教授。爱因斯坦对待阿方索国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像在旅途中对待每个人的方式一样。他在漫长的旅程中，曾见过日本皇后，也碰见一位印度脚夫要求他多赏些小费。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他的温情和真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和信任，他从未想过要取悦任何人，始终保持自己纯真的本色。
四、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知道，在德国仍有许多敌人歧视及嫉妒他。但当他回到德国以后，却发现，他在祖国的名声已比以往更为稳固而增强。因为当他还在东方旅行期间，已经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1922年秋天颁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诺贝尔物理奖，是任何科学家、作家或人道主义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但爱因斯坦并不是以相对论的发现者获得这项大奖，因为诺贝尔委员会认为，目前要正确评定那项引起广泛争论的理论的价值，仍然为时太早。诺贝尔委员会对他得奖的原因只提及他早期在瑞士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及赞扬他在光电法则及理论物理学方面的杰出表现。他们强烈攻击相对论，但他们仍然宣称："……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业已为他在科学史上获得永恒的地位。"
爱因斯坦除了获得这项殊荣之外，还获得大约四万美元的奖金。他的收入本来就够多，现在又多了这笔额外收入，但他并未改变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不知要如何生活才会像是一个富人。"上帝并不喜欢奢华的生活，"他有一次说，"我相信他甚至痛恨奢侈。"爱因斯坦只在捐献或从事私人慈善事业时，才会显得特别大方。
爱因斯坦获得这项荣誉之后，大部分德国人把他当作偶像崇拜。德国这个战败的国家，正处于饥饿、不安与羞辱的境况中，而他们的一位教授却获得了这项世界性的荣誉。爱因斯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人，每个德国人都陶醉在这项新荣耀中。
爱因斯坦回到柏林，仍然热心支持那些和平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另一场恐怖的战争，可惜没有效果。一度骄傲的德国人对于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深感羞辱。经济萧条的气氛弥漫全国，以前的商人及职工都在街上乞讨，人民在绝望中站起来反对新日耳曼共和国的领袖。这种日渐严重的混乱情势所造成的第一位重要的受害者，就是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他被政敌所杀害。
爱因斯坦对于这位既是好友，又是一位真诚的自由派政治家，遭此横祸，深感震惊。他同意许多人的说法，拉特瑙之所以遇害，不仅因为他是自由派，更因为他是位犹太人。爱因斯坦知道，反犹太主义是一种危险的病态。他觉得连拉特瑙这样，只不过是具有犹太血统的好人都不肯放过，那么，这种疾病将会继续扩展，最后，德国境内每一个宗教及政治的少数民族都将遭到迫害。
"知识促进委员会"成立之初，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著名科学家及作家共聚一堂。这个委员会是隶属于"国际联盟"的组织，希望他们能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但一年后，爱因斯坦辞职了。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本以为能以此种方式谋得和平，结果发现，联盟利用其影响力照顾其强大会员国的利益，对于弱小国家却没有任何贡献，甚至未曾对他们提供任何保障。
爱因斯坦觉得，只有国际和平才能实现国际正义。如果有足够的青年拒绝参加，战争就不会发生。当他参加"国际反战组织"时，写下这么一段话："我请求所有的人……宣称他们拒绝对战争或备战提供任何更进一步的资助。我请求他们写信把这项决定告诉他们的政府，并请通知我，他们已这样做了……我已获得授权成立：爱因斯坦反战基金会。"一连许多年，他都以大笔金钱及他的声誉，继续支持反战基金会。
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不爱国行为，他们宣称："如果我们的国家再度陷于危险，我们应该准备保护它。"爱因斯坦却认为，知识分子应该领导一项建立和平的活动，使将来不再发生战争。
但柏林许多科学家急于发泄他们的旧仇恨，谴责爱因斯坦访问英国及法国，并和祖国的敌人维持友好的关系。爱因斯坦博士的支持者亦遭到同胞们的谴责，因为他们对"杀害我们儿子的外国人"表示尊敬。爱因斯坦对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心理愈来愈感到困扰，他的本意是企图通过科学研究使这些国家更为接近。
他知道，在某些政治团体里已经出现了敌人，但一般民众仍然爱戴他，令他大感欣慰。他们仍然前来向他请教及要求协助--一位女演员希望借着他的影响力，在剧院获得一席之地；一名男子由于得不到签证，无法移民美国，也来请他帮忙。不过，爱因斯坦接到的信件中，并不全是请求协助的。也有一些是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如果准我以你的名字替他命名，将感无限荣幸"，或"我刚把我最近推出上市的雪茄取名为"相对论"，相信你一定感到很高兴"。
通常，访客上门时，正是他忙完一天的工作，准备拉拉小提琴，或是阅读他所喜欢的某本书的时候。他也许会浏览莎士比亚的一出戏剧，或是希腊剧作家的某一剧本，现在他已能欣赏他们那种平静的智慧了。或者，他也会再读读《堂·吉诃德》，因为他对这位狂热的西班牙武士的冒险永远也不会感到厌倦。许多人嘲笑堂·吉诃德，有人说他疯狂，爱因斯坦则把他当作英雄，因为他和堂·吉诃德同样是充满孩子气的理想主义者。他同情这位企图向风车挑战，但却失败的高贵武士。
爱因斯坦教授穿着舒服而宽松的外衣（只要能逃过夫人那双锐利的眼睛，他经常都会不穿袜子）仰靠在客厅中他惯坐的椅子上，耐心地聆听某一位访客畅谈他最近的一次实验；或是听一位经济学家叙述如何使德国免于遭受经济崩溃的一项新计划；某位政治家也许会激动地大谈如何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社会；某些新成立团体的领袖们会要求爱因斯坦支持他们，并要求资助。有时候，来访的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就打开钢琴，拿出小提琴，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找到安详与力量。这时乐声会从窗户流出，飘向宁静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