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结束后，英宗兴奋地召见韩琦、欧阳修。三人商定，于次日公布曹太后的诏书。第二天，欧阳修将曹太后的诏书公布。此时司马光已奉命修《资治通鉴》，无意进谏。王珪等人说道：“此诏也许有误，臣请太后向臣等说明。”
英宗笑道：“这有何难？来人，速请太后入朝。”曹太后来到金殿后，看到诏书上面有自己的亲笔签名，大吃一惊。她本想推翻诏书，又不愿承认自己饮酒误事，只得硬着头皮承认。宋英宗大喜，立即宣布退朝。
司马光、王珪见木已成舟，只得罢了。御史吕诲却怒气不息，他与御史台的同事范纯仁、吕大防联名上疏，说道：“韩琦为迎合陛下，竟然勾结宦官。臣等不愿与这样的宰相共事一朝，因此请求辞职！”
宋英宗非常生气，将吕诲等人贬出朝堂，但又对负责职位升降的官员说：“对他们的处理不宜太重。”结果，吕诲贬为蕲州知州，范纯仁任安州知州，吕大防任休宁知县。御史台只有三名御史，竟然同时被废。
司马光认为英宗处事不公，遂联合各位谏官，上奏章辞职。宋英宗召见韩琦、欧阳修，商议应对之策。韩琦说：“臣等是忠是邪，陛下心里明白。”欧阳修说道：“如今吕诲等人与臣势同水火，陛下如果认为臣等无罪，就要按自己的心意办事。”
宋英宗在韩琦、欧阳修的支持下，坚持贬斥吕诲等三人。他还给王珪加封官位，使反对封“皇考”的官员迅速分化瓦解。9月，“濮议之争”终于结束。宋英宗虽然取得胜利，但寿命不长，于1067年病逝。
终英宗一朝，留给人们的记忆就是“濮议之争”。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一种党争，司马光等人希望英宗遵守礼教，稳定局势，韩琦等人意在维护皇权的威严。到了神宗、徽宗两朝，党争继续存在，使积弱已深的宋朝再受重创。
■王安石变法
宋英宗死后，其子宋神宗即位。宋神宗自幼博览群书，尤其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有浓厚的兴趣。他还亲自抄录过《韩非子》一书。宋神宗登基以后，想挽救国家的衰落，遂于1068年4月调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王安石入京，与他共商国是。
王安石入京后，被封为翰林学士。宋神宗召他入宫，问道：“你有什么治国之见，请直言以告，不必顾虑。”王安石答道：“我朝的法令非常落后，制约国家的发展。要使国势强盛，应改革法令。”
宋神宗说道：“你的主意很好，请你回去写个方案，交给孤家看看。”王安石回府以后，连夜写了一份奏章，次日交给神宗。宋神宗看了奏章，喜悦不已，叹道：“这道奏章切合实际，所谈之事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从此，神宗更加信任王安石。
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封为参知政事，成为当朝宰相。王安石发现朝中官员思想保守，对变法持怀疑态度。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任命吕惠卿、章惇等年轻官员为宰相属官，与他们讨量变法事宜。
1070年12月，宋神宗拜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强了他的宰相之权。于是，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由于这次变法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因此被称为“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
推行的新法有以下一些：
青苗法。规定农民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可向官府借粮，半年内附加少量利息归还。这样，既可以限制高利贷者对农民的盘剥，又可增加官府的收入。
免役法。对于官府的各种差役，农户不再自己轮流担当，而改由官府雇人充任。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一半的钱。这就既增加了官府收入，又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农田水利法。政府对地方上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实行奖励政策。
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包括被大官僚、大地主隐瞒占有的土地在内。按土地实际面积多少和田地的好坏征收赋税，一方面减轻了老百姓的沉重的赋税负担，另一方面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王安石推行新法后，效果极为明显。国家的收入增加，老百姓的利益也得到维护。但是，一些保守势力反对新法，不顾一切地攻击王安石，阻止变法的实施。一日，宋神宗召王安石入宫，对他说：“外面很多人在谈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建议，不遵守祖宗的家法。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答说：“灾害不过是自然现象，绝非人力所为。陛下只要认真处理政事，就能够防止天变；只要自己做得对，就不必在乎别人的议论；对于祖宗的老规矩，绝不能一味遵守，应当适应新形势加以改变。”
公元1074年，河北发生了一场大旱灾。农民打不到粮食，只好离乡逃荒。保守派官员郑侠早对王安石不满，趁机向皇帝献上一幅“流民图”。他对神宗说：“王安石一意孤行，提倡新法。老天爷因此震怒，降下灾祸。要想消除灾难，必须罢免王安石、废除新法。”
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生母高太后也不支持新法。她们整天在神宗面前哭泣，说道：“天下被王安石治理得混乱不堪。要想太平无事，除了废除新法别无出路。”在保守贵族的反对下，神宗失去了改革的信心，终日唉声叹气，寝食难安。
王安石见到朝中这种状况，就上奏章辞职。宋神宗竟然批准他的请求，让王安石回江宁府休养去了。
公元1075年2月，宋神宗召王安石入京，再次拜他为宰相。可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天空中出现了彗星。一些大臣上奏章攻击新法，说王安石入朝后引发天谴。1076年春，王安石愤而辞去宰相之职，回转江宁。没过多久，他就逝世了。
■司马光编《通鉴》
神宗时，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主张变革法令；一派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主张尊重传统。
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人，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七岁时就开始用功读书，即使遇到三伏、三九天气，也依然学习。一日，司马光听老师讲《左传》，很快就记住了书中的内容。他回家之后，把这本书讲给家里人听，居然说得头头是道。
司马光不仅好学不辍，而且胆识过人。有一次，他与小伙伴们在后院里捉迷藏。有个小孩扒着大水缸爬上爬下，竟然滑入缸内。小伙伴们见此情况，不知道怎样解决，都哭泣起来。司马光却神色镇定，搬起一块石头砸破水缸。结果，大缸里的水流了出来，小孩也得救了。
司马家的大人回家后，对司马光救人的事情感到惊奇，从此对他更加欣赏。不久，司马光砸缸的事迹就在各地传扬。一时间，年幼的司马光竟然成为名人。汴京和洛阳的居民还把他的事迹画成图画。
司马光入朝为官后，开始编写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公元1066年，他将自己编好的部分文稿定名为《通志》，送给宋英宗审阅。宋英宗对他的工作非常支持，设立了一个书局，帮助他完成书稿。
司马光马上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刘恕、刘和、范祖禹，让他们加入书局，共同编撰。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文笔很好，也加入书局，负责检阅文字。
宋神宗即位后，命司马光将《通志》的部分文稿给他看看。宋神宗非常喜欢历史，看完后非常满意。他对司马光说：“书中记载的历史，如同一面镜子，可供执政者对照借鉴，修正错误。此书可更名为《资治通鉴》（“资治”就是能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的意思，“鉴”就是镜子）。”
后来，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但反对变法。他写了封信给王安石，对他的变法进行批评。在信中，司马光指出王安石的四项缺点，即侵犯官员职权，惹是生非，聚敛钱财，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王安石认为司马光的说法不对，就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在信中，王安石说：“我奉旨改革，怎能说是侵犯官员职权；为国家理政，怎能说是惹是生非；为百姓管理财物，怎能说是聚敛钱财；指出别人观点的谬误，怎能说是不接受别人意见呢？”
司马光知道王安石已下决心改革，绝非言辞所能说动。他不愿再与变法官员争来斗去，就上奏章辞官，到洛阳编书。
司马光来到洛阳，与自己的助手整理资料，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们掌握的材料，除正史以外，尚有三百多种史学著作。《资治通鉴》成书之时，司马光等人的原稿堆了整整两间屋子。
司马光为了编成巨著，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怕自己睡眠太多，耽误了工作，就制作了一个圆木，作为枕头。如果他睡熟了，他的脑袋就会从枕头上落下，从而惊醒过来。司马光将这个圆木称之为“警枕”。
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完成。这本书花费了司马光十九年的光阴，是一部巨著。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六十多岁，身体很差，不但眼睛昏花，连牙齿也大多脱落。人们充分肯定司马光的贡献，把他与西汉的司马迁并称为“两司马”。
《资治通鉴》内容丰富、考证严格、议论深刻，是难得的史学著作。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中写了很多评论，探讨了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规律，流露出爱国忧民的情怀。
1085年，宋神宗逝世，其子宋哲宗即位，朝政由神宗之母高太后执掌。1086年，高太后拜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决定废除所有新法。一些大臣说：“神宗爷刚刚逝世，尸骨未寒。您就改变他的法令，恐怕不太好吧？”
司马光却说道：“王安石制定的新法不好，执行起来只能误国误民。何况高太后是神宗皇帝的母亲，母亲更改儿子的主张，有什么不可以？”司马光终于尽废新法，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是他年事已高，执政八个月就死了。
■苏轼游赤壁
公元1057年，宋仁宗在京城举行进士考试，命欧阳修为主考官。蜀地有个文人苏洵，是眉州眉山人，他带着儿子苏轼、苏辙来京城应试。苏氏兄弟得到苏洵的真传，从小就善写文章，对自己的才华充满着自信。
考试完毕后，主考官欧阳修参加阅卷工作。他看到一篇名为《刑赏忠厚论》的文章，觉得非常精彩。由于考卷是密封的，欧阳修不可能知道考生的名字。从文章的风格来看，他觉得作者可能是自己的门生曾巩。他本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又怕别人说他偏袒门生，就将它评为第二。
等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感到非常意外。原来，这篇文章并不是曾巩所作，而是眉山才子苏轼所作。当时京城中艰涩险怪的“太学体”非常兴盛，欧阳修认为这种风格绝非正路，因此只选平易、朴素的文章，结果苏轼、苏辙、曾巩等后起之秀全都考中。
苏轼考中后拜见主考官，欧阳修和他长谈了一次，越来越喜欢他。事后，他写信给好友梅尧臣说：“苏轼这个人才华横溢，文章出色。我应该赶快退避，让他出人头地。”
苏洵也拜访欧阳修，请他审阅自己的二十多篇文章。欧阳修看后大加赞赏，就向仁宗荐苏洵为官。人们非常佩服苏氏父子，称他们为“三苏”。一时之间，“三苏”之名震动天下，妇孺皆知。
公元1069年，王安石开始变法，但地方官员在执行新法时屡有偏差，令百姓受苦。苏轼当时担任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对变法颇有怨言。1071年，一向注重实际效果的他反对变法，希望王安石修正政策中的偏失。王安石大怒，将苏轼贬为杭州通判。
此后，苏轼在各地担任知州，为百姓兴利除害。公元1080年，一些人品低劣的变法派官员诬陷苏轼，说他怨恨天子，在诗中讥讽朝廷。宋神宗命御史中丞李定去湖州调查。李定不学无术，当年曾受过苏轼的呵斥，他公报私仇，将苏轼押入京城，关入大牢。
京城的官员曲解苏轼的诗句，都说苏轼罪行重大。这一案件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后来，在弟弟苏辙的积极营救下，苏轼终被放出监狱，到黄州（今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
苏轼到了黄州，受人监视，名为官员，实际与囚徒没什么两样。他的生活极其艰苦，多亏朋友相助，才得到一块地，靠种地养活家小。苏轼在东边山坡上盖了一间屋子，居住在那里，并给自己取了一个“东坡居士”的别号。因此人们又称他为“苏东坡”。
但是，苏轼的意志并未消沉。他经常游览山水，进行创作，排遣自己的郁闷心情。一天，他听说黄州有一个叫赤壁的古迹，就趁夜约朋友去游玩。他们乘坐着小船，欣赏着月色、江流、山景。虽然此地并非三国交战的赤壁，苏轼还是想起曹操、周瑜等人。
回到家中，苏轼提笔写下了《前赤壁赋》。在赋中，作者写他与朋友在赤壁之下坐船游览。为了增加兴致，他们拿起酒杯饮酒，并且放声歌唱。空旷的赤壁似乎变成了他们的乐园。正在这时，一位朋友吹起箫来，声音非常凄凉。
苏轼想起当年的曹操何等雄豪，如今江水犹在，人已不存，难道不令人悲伤吗？他叹息人生是何等的短促、渺小！最后，他安慰众人，指出“变”与“不变”其实是相通的。众人化悲为喜，喝罢酒就大睡，一直到天色发白。在赋中，苏轼想利用旷达来摆脱苦闷，却没有达到目的。
苏轼还善于写词，此后不久，他又写下了《念奴娇》。这首词是宋朝“豪放词派”的代表作，气势浩大，冠绝一时。自从“词”这一文体出现后，一直被认为是“诗余”，词人往往流连于花间、酒宴，写些离愁、爱情。苏轼写词时，却尝试着写农村风景、山川秀色，为宋词的发展开创了新境界。
苏轼一生坎坷不平，饱尝艰辛。但他却在屡遭贬逐中建立了文坛的盖世功业，留下了大量诗、词、散文、书画，完善了自我价值。
■蔡京弄权
宋神宗死后，其子宋哲宗即位。宰相司马光废弃新法，打击新党官员。但哲宗对新党官员颇有好感，在司马光死后，又起用新党人士。新党官员上台后，对旧党官员残酷迫害，不久又被旧党赶下台来。旧党、新党轮流执政，明争暗斗，把朝政弄得混乱不堪。两党的多数官员只知夺权，不考虑国计民生，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宋哲宗死后，其弟宋徽宗即位。他眼见国势日渐衰微，决定继承神宗的事业，变法图强。公元1102年7月，新党领袖蔡京被任命为宰相。因为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曾风光一时，蔡京就把旧党人士称为“元祐党人”。
9月，蔡京在京城端礼门外立起一座“元祐党籍碑”，并命天下各州都依此仿制。碑上刻有三百零九位旧党官员的名字。凡是名列碑上之人，死了的要追夺官职，活着的要免职流放。朝廷还对旧党人士的居住、婚姻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歧视性的规定。
旧党被贬出朝堂后，蔡京联结重臣王黼（音fú），收买宦官童贯、梁师成，用朱勔（音miǎn）、李彦为爪牙。他们形成势力，打着恢复王安石新法的旗号，胡作非为。正直的官员无力回天，敢怒不敢言。
人们把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等人恨之入骨，称他们为“六贼”。汴京百姓们编歌谣来对奸臣进行诅咒：“杀了茼蒿（童贯）割了菜（蔡京），吃了羔儿（高俅）荷叶（何执中）在！”
盐是人们的必需品。宋朝之时，盐在西北由政府官卖，商人向地方政府交钱，换得盐钞，然后凭借盐钞买盐。东南地区则由地方专卖食盐。
蔡京想了一个办法，将卖盐之权收归中央，商人必须向朝廷购买盐钞，才能买盐。然后，蔡京经常变换盐钞，旧钞还没用完，新钞又开始印制。没用完的旧钞必须添钱才能换上新钞，如果不换，就会作废。蔡京借更换盐钞的机会，贪污了很多款项，发了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