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林南华农场（七师十一团）
1972年5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大学招收第二批工农兵学员的消息传来，再次点燃了知青们尘封已久的上大学的希望。大家议论着，兴奋着，跃跃欲试。然而当时实行推荐招生制度，政治因素第一，许多知青连报名的资格也没有。我有幸被推荐参加师部的考试选拔。生产队的领导对于我应考一事特别重视，专门安排了一位高中毕业的名叫李德宁的广州知青全脱产辅导我复习。时间紧，好不容易才找到几本高中的数理化课本，日以继夜突击复习。连续几晚伴着煤油灯苦读到天明。
七师师部政治处文教科，把各团推荐的参考人员集中到龙门统一复习考试，我们这批有从初一到高三的（老三届）的上山下乡知青，有回场务农的职工子弟，有复退军人等等。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场竞争，紧张的气氛把大家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进了考场，我自知数理化底子薄，在考卷上除了解答了一些基础的知识外，很坦诚地把没有学过和不懂的就如实写上。反而在语文考试中，做完答题外，我文思顿涌，一口气写了一篇《我为什么要上大学》的文章，把自己强烈要求上大学的愿望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事后，听说改卷的老师对我的作文评价颇高。考试期间，中山大学负责招生的符老师拿了一本“老三篇”找了我们几位年龄最小的考生，叫我们分别用普通话朗读一篇文章，指定我读的那篇是毛主席的《愚公移山》。当我口齿伶俐连背带念地朗读完毕，符老师微笑着点头首肯。我并不知道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挑选读外语院校学员的面试，更想不到，这篇我倒背如流的《愚公移山》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不久，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被广东师范学院（现华师大）外语系录取了。惜别了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知青战友，肩负着全团干部职工的厚望，从此踏上了新的征途。
到师部报到后，我被指派为三班班长，揣着师部政治处开出的介绍信，带领被广州各高校录取的各团幸运儿，到湛江市与八师、九师的工农兵学员会合，分乘几台解放牌大卡车，风尘仆仆回到了我那生于斯长于斯既熟悉又陌生的广州市，最高兴莫过于我的父母与家人。
当亢奋不已的我踏进大学门，那一切仿佛就像一场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三年学业结束时正值学习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我被分配回湛江农垦局（兵团已改回农垦），打起背包我又第二次上山下乡。1975年中秋之夜，我是睡在湛江农垦局文教处的办公桌上度过的（当时没有地方住）。随后我被分配到徐闻县海鸥农场一中当老师，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新的同事，一切都从头干起。
到海鸥农场一中报到后，我才知道该校没有开设英语课，没有教材与课本因而也不打算再开英语课，校长叫我兼其他课，我没有其他专长，只好选了初中的历史课。一边突击看书学习一边教学生，现炒现卖，真怕误人子弟。另外还兼了“农业学大寨”课，说白了就是劳动课。我不怕苦不怕累，带学生上劳动课时，脏活累活我带头干，不知我当过知青经历的中学生们，为我这从广州来的大学生的举动大感吃惊。
在学校呆了没多久，就被场部借调去搞落实“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政策工作。随后调入场部政治处任海鸥农场团委书记、知青办副主任，从事与本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
70年代亚洲“四小龙”正在崛起，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正因为我有幸走出去上大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在变迁，而自己学非所用的处境和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使我倍感痛苦。两年后，我也随着知青回城的大潮，回到了广州，并从事外贸工作至今。
在雷州半岛这片广袤的红土地上，我们曾经流血流汗流泪，走过了坎坷的人生之路。过去的坎坷与苦难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但那段生活留给我们这代人满身伤痕，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被历史被上山下乡耽误了、埋没了，至今他们还活得很沉重。我是他们中的幸运者，知青的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学会了坚毅不拔，不畏艰难，真诚待人。感谢那段难忘的经历，带来了我今天做人与做事的成熟，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将会使我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