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在欧洲范围内，不会再有任何兑换率可言了。你不可能通过定义来插手。其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单一货币会怎么样？它会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
有非常之多的人都在关心这么一个问题，这些中央银行能够做什么事情，以确保新货币保持稳定。争来争去，无非就是这么个问题。德国说，你看，我们有坚挺和稳定的货币。而且，我们也不会放弃自己可爱的德国马克，以换取某种叫做欧元的东西。可是，我们想让自己放心，欧元会不会像日元那样稳定。我们希望有一些机构能够确保这一点。而且，他们在条约中还有一份极强烈的规定，要确保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一点比任何国家政府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就我目前所知——因为他们想往后靠一靠，以确保他们在中央银行内的权威。不仅确保其权威，而且要确保其货币的稳定性。
问：这么说，您就认为，这能够起作用，您认为它会降低变更率吗？
答：嗯，它一定会在欧洲范围内降低货币的变更率，因为你以后就得消除欧洲之内的不同货币。你不会看到国币的起伏动荡，因为它已经不再存在了。你可以辩论说。这到底会不会增大欧洲货币与美元和日元之间的稳定性，而这正是我会说，这三个领域最好是彼此和睦相处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会想到某些看上去很有竞争力的兑换率，然后让它在上下10％的地方震荡，最高点也就是不超出20％；可是，至少你会让自己保持这种幅度，它比最近几年来市场上经常出现的幅度要小得多。
这就会提供更好商业筹划基础，提供更好的持续合理竞争的基础，更有利于保持向其它方向发展的公开市场，从而避开过度的保护主义压力。
这个故事我目前还没有讲出去。
问：最近几年，有一项新发展是有些令人警觉的，那就是私人资本的汇集。这些资本总在寻求投资价值和高回报率，不管是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此类资本中，有些比中央银行还要大。甚至大很多。它们是没有管制的，而不像这个国家的银行一样。您对此有何高见？
答：我的意见是，这正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在货币价值上应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的原因。大众的担心，还有一些中央银行的担心是，它们会被这些投机商或者投资人所压倒。如果它们的基本政策与稳定性不是相符合的，并适应稳定性的话，它们就一定会被这样的资本所压倒。如果你执行的政策是不现实的，而且注定会引起紧张和币值的变动的话，你就无法防范那种私人基金和数以万亿计的美元。
可是，如果你坚持总体稳定的原则，如果你保持信心，那么，我认为，那些市场力量就会顺着你的意思走，而不是对着干。可是，市场并不能肯定哪种货币值是合适的。这样，他们的期望值就会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摇摆不定。在欧洲不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在欧洲，他们一直都在保护它们，而是在欧洲之外。这样，货币的价值大幅震荡，因为它们真正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这就是部分问题所在。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部分有些重叠，可它是不同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如果你是个小国家——不是美国，不是欧洲，也不是日本——你就有可能被这些看上去很像是边际基金移动的东西所压倒，这些基金就是一些机构、共同基金和投机商的基金。他们可以拿出其基金的3％出来，可是，这个3％也可能就等于你全部的货币供给。这就是个特别的问题。对此，我认为没有谁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国内市场有可能被这种国际的货币供给所淹没。你喜欢认为这个市场是一种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市场，并对其进行非常有秩序的调整，可是，很清楚，市场不是这个样子的。墨西哥就是个极好的例子。货币在3～4年的时间内洪水一样注入。接着，某些事情就发生了——一部分是政治原因，一部分是别的原因——事件表明，这地方流人的货币太多了，因此，它就开始往外抽了。接着，你就有了极其可怕的危机。这并不是有秩序的调整。
问：那么，这样的私人投资人或者共同基金，或者随便叫做什么的组织，它们能不能带来一些好的影响呢？因为它们会使一些中央银行诚实一些。
答：我认为它们是可以带来一些好的影响的，特别是在一些大国家。可是，我认为，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实在是没有能够形成更好的领导层，以确定什么样的兑换率是合适的，以及如何保护这种兑换率。我这么说吧。如果规则更清楚一些，那么，这些流动的资本就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更良好的影响。
问：我们谈谈美国的竞争力问题。您认为，从全球舞台上看，美国的竞争力是不是与它实际的能力相符？
答：嗯，那是当然。可是，在流动账户和贸易账户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赤字。我们在服务业有盈余，从总体来说，我们有一个大赤字，这个赤字并不能持久保持下去。而且，对于世界上最大和最富有的国家来说，这也是很不适当的。一个世界大国老是背着这样的赤字很是不妥。可是，这一点又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呢？那就是，你现在有一种感觉，认为美国工业觉得很有竞争力。而且，根据许多的标准来看，在世界市场上，美国生产的东西很便宜，是一些很复杂的东西。我们的科技和现代电子业也领先于世界。因此，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在贸易平衡上看不到这一点？
我认为，部分原因就在于我先前讨论欧洲和日本经济萧条时，所提到的那些问题。虽然我们是在以可忍受的速度增长，他们却并没有增长。没有增长，或者说，其增长几乎无法感知。他们已经有了过剩的能力。如果他们开始更快地增长，我认为，我们固有的竞争能力就会从数字当中更好地显示出来。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当然，在许多地区，特别是东亚一些国家，它们也是极具竞争力的，我们和其它一些国家从那里进口很多东西。
问：可从总体上来说，您还是很乐观的吧？
答：总体来说，我认为美国工业在全球舞台上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美元也有不小的滑坡，这一点，在过去几年时间内，已经使我们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了。
问：我们略微谈一点中国的事吧。您先前说过，这是美国许多公司潜在的巨大市场。由于其规模巨大，还有像印度这些刚刚走出“黑暗时代”的国家，您相信，世界上有足够多的资本，很低廉的资本，可以将这些国家带入摩登时代吗？
答：嗯，从总体上来说，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你所希望看到的那么多资本，我的答案却是否定的。这些国家——特别是亚洲，而且我认为，这个模式在中国一定也是一样的——在其发展的初期，本身就能够生成大笔的资本，他们的大部分资本也是来源于此。他们的储蓄率高得惊人。
美国人将他们国内产品总量的3％—4％存储起来。这也就是最大的单一资本来源。外国资本可以提供一种有用的边际效应，而且它也应该提供这种效应。可是，如果你问我，美国是否在生成它为了自己的福利而应该生成的那么多储蓄，个别量比中国或者印度的量小得多，那么，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可悲的是，我们在国际上处于最低的储蓄水平。我们担心，我们到底准备怎样以不断下降的储蓄率来支持一个不断老化下去的人口——这是个问题。我们现在是靠从国外大量借贷而生存的。
在这里，人们又一次面临着这样一个可笑的情境：世界领导者也就是世界最大的借贷者。你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是不是能够永远过下去，我的意见是不能。
问：针对美国的储蓄率很低这一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呢？
答：美国人喜欢花钱，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要改变美国这种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到底需要什么东西才能做到。可是，依我看，光靠小修小补是无法做到的。
你要走的第一步和最明显的事情就是，平衡联邦预算。这是一种形式的储蓄减少，一种形式的借贷。理想地看，我们应该在预算里面出现盈余。这是首要的问题。
问：通过平衡的预算修正，您认为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吗？
答：我并没有为平衡后的预算修正而惊喜。我当然想看到平衡的预算。我还想看到有盈余出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看到，这种平衡的预算修正案所带来的所有那些僵化和法律问题。我几乎就要到了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的边缘。可是，我们的确是在预算问题上有所进步。我们并没有使其按照应有的速度快速进行。可是，这是首要的事情。
第二，如果你希望通过其它的政府政策来改变它，我认为，你就得下力考虑税制的大幅变更，这个问题当然也在不时地加以讨论。我不知道前景是怎样的，可是，我们的税制对储蓄是很强硬的。
问：它实际上是在惩罚储蓄。
答：是啊。因此，我们得想办法把税制搞得有利于储蓄。我们在努力做这件事，那就是摆弄一些个小玩艺儿。比如401（K）方案和IRA方案以及诸如此类的把戏。我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单个来看还是不错的，可是，如果你看看全国储蓄的总量，却还是以前软不拉及的样子。因此，还是需要下一剂猛药。我认为，需要对消费税更加强调，要远离投资税。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说起来也是这么简单。做起来却不是很容易。
问：这是不是还包括取消对红利和利息的双重课税制？
答：这是一部分。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增值税，它就是对消费的课税，相当一部分的税收入直接来自纳税出售。有很多提案提出类似于当前所得税的意见，也就是要免除储蓄税。
这几乎就是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的反面。而且，我认为，从鼓励储蓄，鼓励生产，鼓励增长的立场出发，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可是，从我们目前的政策平稳地过渡到类似于那样的一个政策，这是一个挑战。
问：平衡预算是一个目标，许多人曾试过，可都没有能够达到。我们现在取得了一些进步。赤字问题仍然是您所担心的吗？
答：是啊，因为赤字使储蓄减少。储蓄越低，你的投资就越低，你的投资成本就越大；你的投资越是低，增长就越是慢；经济的生产率越是低，经济的增长就越是慢。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想将2．5％的增长率，一下上升到3．5％的增长率，你就需要更多的投资。没有更多的储蓄，你就得不到更多的投资。过不久之后，这部分1％的差额增长到下一代人国内总产品的50％，到时，许多人就要退休了，你就只能领先所有增长的生产率。
问：联邦储备管理局要达到的平衡之一是，一方面要调整，一方面要允许自由市场以最佳可能方式操作。联邦储备局是如何达到这种平衡的？
答：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国会最近几年一直不愿意谈到它。在金融世界里，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技和一些机构现在可以很轻松地做到几年以前它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货币市场基金取决于一种科技，这种科技又是以前不存在的。银行以前对借贷拥有垄断权，因为他们拥有一些技术。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以前的情况是，如果你有钱想用来投资，或者你有一笔想留着花的钱，你只得去银行。现在，你有很多不同的机构可以去了。货币市场基金、共同基金、套头基金。可是，联邦储备局的规定、大多数国家的调控措施，都是针对银行而制定的。就是说，银行再也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证券公司现在跟银行一样大了。这就引起了竞争的问题。你不想让银行处于不利的地位。可是，如果你认为必须有一些规定和监管用于金融系统，你怎么办呢？你把这些规定延伸到那些新的机构上面去？你放松对银行的管制？你两头都做。
在15年的时间内，国会一直没有能够有效地立法让联邦储备管理局和其它的权威机构拥有相应的合理权力和灵活性，以对付这些情形，这是令我十分丧气的。事情本来就不是很容易地解决的。市场已经越过了老套的层次和老式的章法了，因此，对于有效的立法，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
同时，管理者们重新解释了现存的法律，他们是这么做的：在像我这样的老保守份子看来，这些作法十分奇怪。可是，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国会无法采取行动。它涉及国家权力机构许多的合作，而这是十分复杂的，在银行业中，它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全世界都对银行有共同的资本要求。它们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就是银行监管中关键的因素。
问：看起来，要想做点什么事情，非得发生一点危机不可。
答：我担心，这是民主制度常见的痛苦。在很多很多的情况下，只有面临危机，你才能做点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