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嗯，那是有些夸张。不过，他正好在大萧条开始之时接手那个市镇的时候，它的确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当时，在某些方面，它的管理是老男孩式的圈子，他使整个市镇当局职业化了，那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首先拯救了它，没有使其破产，它后来竟成了某种模范城市。二战之后，他们把这个城市挑出来，早早地做了一个电视宣传，讲城市建设的事情——并把这个片子送到了欧洲——讲美国城市是如何管理的。他当时很是出了一阵子风头。
问：他有何绝招？他做了哪些关键的事情？
答：我认为那可不是单单某一件事使然，他是个相当有自律心的人，他确信，那个城市将以没有任何问题的方式运行。我记得，当我长大一些以后，他在城里还是惹了点乱子的。当时，他坚持认为，警察和其它的市镇官员不应该在圣诞节期间接受任何小费。他想强调那一点，而这又是不讨人喜欢的。可那也是他的特点。他的观点是，公共官员在动机方面不应该陷入任何问题。他常常为那个城市做一些预算，并描述他的政策和他们准备做一些事情——很详细：要新招聘多少警察，或者解聘多少警察，等等——并把那些计划送给城里的每一个人，这一点是相当不平凡的。
问：那种开明度是极不平凡。
答：是啊。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是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应该使他感到难堪。我很清楚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在我的眼中，他是城里最惹眼的一个人物。这一点有可能对我办事的方式发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可是，我尊崇公用事业，因为那是一项令人起敬的职业。而且，我认为我们这个国家失去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对政府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想法——某种程度的怀疑主义应该是我们这种文化的一部分一可是，当它转变成了一种消解意志的自暴自弃的态度时，我们就会有麻烦了。
事情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因此，由于我有父亲是公用事业官员这样一个背景，（他做了一些教学工作之后退休了）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虽然某些方面是不无道理的，可它毕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问：您认为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答：嗯，我认为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们得改善政府运行的过程，在许多不同的方向上都是如此。我认为，不同的事情要求得到不同的关注。宣传的财务改革是大家都在考虑的问题。金钱在政治上面的影响一向都是太大了，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事情甚至更为严重了。
因此，我再一次认为，你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府最近几年插手的事情太多了。由于政府在许多它不是非常合适进行的一些事情上面插手太多，因此就产生了对政府整个运行过程的怀疑主义。所以，也许某种退缩并非不明智之举。
问：讲讲您母亲的事。她是个什么样子？
答：好吧。我母亲是纽约北城的人，上了瓦莎大学。在班上的成绩是一流的，毕业后就成了家庭主妇。可是，你知道，那是个非常有趣的年龄。这个女人明显是很有天赋的，放在今天，她一定就出来干一些非常别致的事情，可是，她就那样跟我父亲结了婚，并生下了五个孩子。
问：啊，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答：是不容易啊。她还积极参与当地的社区事务和教学的事情。她几年以前才去世，享年98。
问：您有一些不错的基因。因此，您是在五个孩子的家庭里长大的？
答：嗯，实际上我是跟四个孩子一起长大的。其中一个很小就死了。我有三位姐姐，并与她们一起长大。我是个小宝贝。
问：您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拿了学士学位，又去哈佛拿了硕士学位？
答：我去了哈佛，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了一年。然后实际上就去了联邦储备管理局当了经济师。我在那里工作了几个夏天。我在联邦储备管理局、财政部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了一阵子。我成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长，当时是J2家联邦银行当中最大，运转最多的一家。在19r79年，当经济不是很景气的时候，当通货膨胀加速发展时，我成了美联储管理局的主席。
问：谈到通胀这个话题：您最出名的，也许就是石油危机之后，破灭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件事。您是怎样办到这件事的？
答：我怎么做的？我们对货币实现了比以前紧得多的管制。那也是联邦储备管理局的武器库中的武器。我们限制了货币供应的增长。可是，通胀的动量是很大的；为了抵抗高通胀率，你在系统当中需要更多的货币。你无法让通胀的过程自行走下去，同时又不让人们拥有更多的钱来花，因为他们要保持货物的高价格。
问：通胀就是更多的钱追求较少的物资。
答：在这个过程的末尾，而且情况还要复杂一些，不过，是的，通胀必须靠货币的增大才能稳住。太多的钱追求太少的物资，就跟你说的一样。而我们就限制了货币的供应。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我们是按照非常学术的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而且以更为公开的办法做到。我们多少是把旗子押在了桅杆上，说我们将要限制货币供应了，将以可以观察到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
那是个相当难过的时期，因为对货币的需求很高。人们不相信通胀可以被消灭掉。他们已经习惯于通胀了，他们早就对通胀有所预期。因此，你对货币就有很大的需求。你并没有多少供应量。而利息水平却高于我们任何人所预见到的样子。
问：短期利率上涨到了21％？
答：嗯，我想，有一个时期，主要的借贷利率上升到了21％或21．5％。财政部的汇票贴现率并没有那么高，市场利率也没有那么高，可是，是啊，银行利率的确升到了那么高。那是个非常不同的埋藏，我们在经历一场衰落期，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一场严重衰落期。可是，通胀率并没有下来，而且，由于当时我们的通胀率已经是很低了，因此，当我们抛弃了那种通胀的精神状态——不知可否用这么一个阋——以后，我们就有了非常好的经济增长纪录。当时，对持续下去的通胀显然有很强的期盼。
我想，那已经是15或者20年以前的事了，许多人兴许已经忘记了通胀的事，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可是，那是我们在整个历史阶段里经历过的最严重的通胀，损失最大的通胀，也是最持久的一场通胀。内战之后，我们也经历过一场很糟糕的通胀，一战结束之后也有约一年或者两年的通胀，可时间都不是很长。
问：这一场持续了多长时间？
答：嗯，70年代早期就已经有一些份量了。到1980年时，它已经达到了15％的年利率。如果在巴西或者阿根庭或其它国家，那可算不得什么高利率，可是，对于美国来说，那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利率水平了。如果利率达到了那么高的水平，经济中的螺杆就会在某种意义上松动起来。
问：通胀基本上就是蚕食掉美元的价值。
答：人们手头上不想拿着钱，他们也不想拿债券。
问：股票市场就倒了。
答：通胀会压抑股票市场，因为人们害怕未来会带来的东西。80年代早期，你遇到的全是这些东西。人们不知怎么都忘了：1982年的股票市场跟1960年中期的水平是一样的。它比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只高出一点点。自1982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股票值巨大的增长，从800多一点升到了现在的水平，即7000多点。这是前所未有的改进。
问：这全是您的功劳。
答：我认为期望值的稳定与它有点关系。
问：作为美联储的主席，您最难以作出的决定是哪一个？是在那个时期吗？
答：嗯，你可以说那是很困难的。可是，那只是可能的，因为公众已经准备好了支持针对通胀的强硬政策。你知道，根据法律，美联储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实际上也是独立的。我认为，它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名声，因为它已经很自然地得到了一些公众的支持。可是，它并不能直接与所有的公众意见和所有的政治意见针锋相对。我们的确是以一种民主的形式进行运作的。
然而，通胀的坏处已经到达了极点，人们都很害怕，他们很愿意看到有人对它采取一点措施。美联储就是这种机构，它的本质就是要干预这种事情。我并不是说我们在全国赢得了一场知名度的竞赛。在某些方面看来，那是个困难的、不幸的时期，有很多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可是，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很多人默默地给予支持。有些支持并非如此沉默的。我想，因为人们的确都明白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是在针对通胀开刀，而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受到白宫的严厉批评，与财政部也产生了分歧。可是，里根总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我们，因为，我想，他在骨子里面还是认为，我们的确是要干点好事的。他认为我们应该使价格稳定下来。我们基本上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尽管当时在政治上并不是很惹人喜欢的。当然，到选举于1984年到来的时候，事情已经上了正轨，它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问：如您所指出的，通胀现在是从那个高水平上大幅下降了。现在还有人说，通胀已经死了，已经被埋葬了。
答：它从来就没有死，也没有被埋葬。很不幸，有很多人经不住诱惑，他们总想多印一些钱，并在通胀上面冒几把险，以此来发展经济。今天，看到美国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我感到确实有些伤心。他们认为，这不需冒很大的险，只要给它提一点速，稍稍松一下银根，让经济走得再快一点点。毕竟，通胀已经下去了，我们不应该在这样低的通胀水平上太担心。
一旦你开始这样想，就跟60年代和70年代常见的一种观点一样，通胀就找到了一条爬进你脑海的道路。基本的感觉是，如果只有4％的通胀，那没有问题，5％也不可能太糟糕，如果5％不是很严重，你就会在那里呆上一阵子，我们还是不要太死板了，硬是不能让它再升一点点，不会伤害我们什么的。而这就非常凶险了，因为它自身会累积起来——接着，你的麻烦就来了。
可是，有趣的是，在过去的15年中，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中，对于价格稳定的重要性，几乎就有一种新宗教出来了。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就是，全世界都希望让中央银行成为独立的机构，如果那些银行尚且没有独立出来的话。如果已经独立出来，那就要让它更加独立一些。联邦储备委员会一直没有变，可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最有独立性的机构。德国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实际上是按美联储的模式设立的，它一直都是非常独立的。欧洲的新货币讨论说，作为规则的一部分，如果欧盟系统想发挥作用，欧洲的每家中央银行都必须有一个章程，以确保自己的独立性。
在拉丁美洲，中央银行已经是独立的了。在日本，现在已经有了一种讨论，要使日本银行正式地独立出来。在全世界都是这么个情形，我认为，他们是要确认强大的中央银行的重要性。还有稳定的重要性。
问：目前对通胀死亡的一些讨论都集中在这样一个想法上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全球经济中，货币会寻找最高的回报率，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劳动力成本会持续下降，因为新国家会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这种情况会继续使通胀率保持为低。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答：嗯，我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世界经济对价格一直都有一种抑制性的影响。可是，我不认为，全球化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那么新奇的一个东西。毫无疑问，通信和交通的低廉，再加上市场的开放，这些都使世界比以前更有竞争性。你还有这样一些国家——拿中国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它有12．5亿人口进入世界市场——其劳动力成本非常之低。这是有影响力的。
可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忘记，这种极度的国际竞争和货物的自由供给时期是发生在欧洲没有增长的时候，发生在日本没有增长的时候。他们都有极高水平的失业率。日本的统计数据并没有那么高，可是，在他们自己的情境下是非常之高的。欧洲目前的失业率已经到了10％。
看看这些情形吧，如果回过头来看，它们稍稍增长一点的话，世界市场上的这种轻松供给和强烈竞争，看上去就会稍有不同。而且，如果你在世界经济中有某种同步的扩大——从某种观点来看，这正好是你希望出现——那么，从通胀的角度来看，你就不可能拥有同样的良性环境。因此，我们得小心才是。
问：在《不断变化的财富》一书中，您谈到了不同国家、经济大国在过去几年里进行的各种经济高峰会议，还有它们之间达成的经济协议。您还讨论了政府插手货币的问题，1975年的经济高峰会议想要制止的正是这么一个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个长期的威胁？想要政府不干预货币，这难道不是幻想？
答：嗯，它们有时候是因为不同的目的插手货币。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担心这一点，因为欧洲国家之间有更直接的竞争。这些经济的整合使货币稳定更加困难了。一个国家有可能试着使它的货币更便宜一些，以便于帮助他们的工业，因为他们的货物会在别的地方便宜一些。可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最近几年以来，欧洲一直都在吵闹着，特别是关于意大利贬值太多的问题。这是在欧洲实行一种货币的思想后面的部分驱动力，也就是要避开它。可是，我最近关心的问题很简单，这是这么一个事实：不稳定的情形太多了，变更率太高了，不管人们是否有意操纵其货币。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故意操纵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种不稳定性，与这种不稳定性相关的是，各国之间无法显示出一个必要的领导力量，以确定哪一种兑换率是合理的，自然的，有竞争力的，并保护这种兑换率，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如此大幅度的震荡。人们喜欢认为，他们会在某个点上走开，可是，他们却不太可能会走开，因为我们最近与日元又在上下40％的地方震荡。
不久以前，日元对美元为80比1。现在的比率为112，不管这是个什么比率。从比例来说，这是个相当大的涨落，人们开始担心，啊，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太多的丰田车可以在美国以极低的价格销售。事情是越来越有竞争性了。如果货币的涨落到了这种程度，你知道怎样进行投资吗？坦率地说，我认为这将是个真正的麻烦，因为经济学家们总是低估一些事情。政府并不需要对付这个问题，因为，可以理解的是，它们并不想承担自己无法执行和满足的责任。
而且，它们还担心，有可能会闯入许多冲突之中，也就是稳定货币兑换率价值之间的冲突，这样就会破坏国内政策。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有些夸大其事，不过，问题的确存在。
问：欧洲单一货币后面的冲突，几乎好像是插手货币这整个的想法。就是说，使它确定在某个比率上面。
答：这取决于你所谓的插手是什么意思。严格地说，我并不认为这是插手。事实上，它会为欧洲确定一种你无法插手的货币。它是固定的。你对它无可奈何。它的目的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