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政治管理的出色：明和之治
光武帝于公元57年驾崩后，其第四子刘庄继位，是为汉明帝。刘庄（公元28—公元75），初名阳，后改名庄，12岁封东海公，不久进爵为东海王，16岁立为皇太子，30岁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永平。明帝即位后，勤于政事，在位期间，“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表明他将继续奉行光武健在时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
首先是继续加强皇权。明帝继承光武抑制外戚、大臣（包括功臣）权势的政策，对其中依仗权势、作威作福者严加惩处。护羌校尉窦林系大司空窦融亲属，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永平二年（公元59）以欺君罔上、贪赃枉法罪下狱论死。明帝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下诏切责融，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就第养疴”，亦被罢官。此后，明帝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杀；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可见明帝对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控御极严，一旦犯法即从严治罪，决不因其官职高、地位亲近而加以宽贷。其次，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明帝统治时代，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明帝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百姓怨叹”。明帝乃令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生卒年不详，字仲通，乐浪人，少学易，好天文术数，深沈多技艺，曾用墕流法修浚仪渠）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黄河两岸被淹数十县的土地又成了良田。因有以上各项政治经济措施，东汉政局更加稳定，社会经济文化也得以发展，故史称永平之世。
明帝在文化上继续崇尚儒术、谶纬神学。明帝少习儒业，从名儒桓荣习经学，“十岁通《春秋》”，“治《尚书》，备师法，兼通九经，略举大义，博观群书，以助求学，无所不照”。即位后仍好学不倦，极力推崇儒术，提倡尊孔读经，曾多次召集太子、诸王、文武大臣及知名儒生共同讨论儒家经义，有时还亲临参加，亲自在辟雍主讲。对谶纬神学他尤为重视，亲自主持谶书纬书编写工作，以谶纬解释经义。明帝继承了汉武以来外儒内法的传统，在政治上注意吏治，执法严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故史称“帝尤任文法”，又称其“追踪宣帝”，“善刑理，法令分明”。他还笃信佛学，曾遣使往天竺求佛经像，立白马寺于洛阳城郊。
永平十八年（公元75）8月，明帝病逝于洛阳东宫前殿，在位18年，终年48岁。明帝第五子刘炟（公元58—公元88）继承皇位，是为汉章帝，全名是肃宗孝章皇帝，永平三年（公元60）立为皇太子时年仅4岁，19岁即位，第二年建年号为建初（公元76—公元84），后来又改元元和（公元84—公元87）、章和（公元87—公元88），在位13年。期间励精图治，继续奉行光武帝、明帝之世所推行的发展社会生产、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执政仁厚宽容著称。章帝还是位书法家，草书非常有名，被称为“章草”。
其一，重视农业生产，提出“王者八政，以食为本”，并亲耕农田以示鼓励。奖励垦荒，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苦农民，并减轻田租徭役，贷与或给与粮种、田器，或为雇人耕种。多次下诏免除百姓田租。建初元年“诏以上林池籞赋与贫人”；元和元年“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算赋）三年”；元和三年诏“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与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其二，平徭薄赋，减轻刑罚，招抚流民。史称章帝即位后，“平徭简赋”，多次下令减免田租徭役。登基之初即下诏“勿收兖、豫、徐三州田租刍稿，以其见谷赈给贫人”；元和二年下诏“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令诸怀孕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建初八年下诏“减徭费以利饥民”。同时还下诏减轻刑罚：“决狱断刑，多依矜恕，条诸重文可以从轻者四十一。”“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息事宁人，……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除去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禁用酷刑，以尚书陈宠议，除刑罚残酷条文50余条。此外，又下诏招抚流民归还本乡从事生产。建初元年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人方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
其三，注意整顿吏治，饬令地方官吏勉劝农桑。章帝继续奉行前朝注意整顿吏治的政策，诏令“有司慎选举，进柔良，退贪冒”，奖励廉吏，严惩贪官；并饬令地方“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顺时令，理冤狱”。并明确指出“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以“勉劝农桑”、增加农业生产作为地方官吏的首要任务。
其他措施还有：禁盐铁私煮私铸；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四分历》。
经过上述各项具体措施，东汉社会生产不断上升。正如《后汉书》所说：“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由此政局也持续出现良好局面，大汉朝廷稳定，国家兴盛，社会安宁，达到顶峰阶段。章帝又两度派班超出使西域，使之重新称藩于汉。在历史上，章帝时代与明帝时代共称“明章盛世”。
在文化上，章帝遵循光武、明帝时代崇尚儒术的政策。史称章帝“少宽容，好儒术”，即位以后，重用儒臣，提倡儒术。为使儒学与谶纬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建初八年（公元83）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对不同意见，章帝亲自裁决。这样的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最后由班固总结，写成《白虎通议》（亦称《白虎通德论》）一书。该书是经学与谶纬学的混合物，中心内容是宣扬三纲六纪，成为今文经学派主要典籍。董仲舒早已提出三纲六纪的伦理观念，《白虎通议》则将其进一步理论化，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和最高的政治准则。它明确提出“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以唯心的天命论为理论基础，并用某些自然现象与封建社会秩序比附，说明“三纲六纪”的“合理”。它神化皇帝，说皇帝享有天下，是“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天命所定，神圣不可侵犯。又说皇帝和臣民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臣民要对君主竭尽忠诚，这是天意，进一步从理论上把以皇帝为总头目的封建政权神圣化。白虎观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对后世历代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章帝过分抬高儒教，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开始腐败。且章帝晚年过于放纵外戚、宠幸宦官，一改光武和明帝严格禁止外戚和宦官参预朝政的政策，宠爱皇后窦氏，重用窦后之兄窦宪；又优待宦官，使这两股腐朽势力从此登上东汉王朝的政治舞台，引起宫廷内部斗争，导致和帝时期外戚专权、宦官擅权，开明政治从此结束，由光明走向黑暗，由盛世走向衰退，直接性导致东汉的最终覆亡。
汉和帝刘肇（公元79—公元106），章帝次子，公元89—公元105年在位，执政17年，享年27岁。和帝在位时期，科技、文化有很大发展，蔡伦发明造纸术，班固、班昭写成《汉书》。和帝还罢盐铁之禁，炼铜和铜器制作、丝织业等都有了发展。另外，和帝初年窦宪灭亡匈奴，扩张疆土数千余里，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和帝还曾遣甘英使大秦（古罗马）。明帝、章帝、和帝三代合称“明和之治”。从东汉前期到中期，物质富足，商业发达，首都洛阳是全国物流和商业中心，甚至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城市之一；南方扬州、荆州、益州的手工业和商业也都很兴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
和帝即位时只有10岁，由母后窦太后执政，从此汉朝由稳转乱，进入外戚、宦官相继掌权时期。窦太后排斥异己，让弟弟窦宪掌权，窦家人一犯法，窦太后就再三庇护。窦氏的专横跋扈引起和帝不满。永元四年（公元92），和帝联合宦官郑众将窦氏一网打尽，但又由此进入宦官专权时期。顾此失彼，难以两全。元兴元年（公元106），和帝郁郁而终。
(第二节）军事外交的强盛
东汉统治时期，与西汉相似，西北地区仍是朝廷非常重视的军事地区。这一地区稳定与否，关系着整个东汉的统治安危，以及能否与西方地区和国家保持交流。为维持西北地界的局势，汉廷一方面派出以窦固、窦宪为代表的军队，用武力征伐匈奴势力；另一方面派出以班超为代表的使者，与西域各国进行和平和战争交流。
首先是武力征讨。但此种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东汉初年，因长期内战，无暇对外，王朝对匈奴的南掠和袭扰被迫实行防御战略。建武六年，汉光武帝刘秀曾遣使匈奴，赠送金帛，以通旧好，但仍未能制止对方南掠。统一全国后，东汉为避免边境冲突，罢省定襄郡（治今山西右玉南），徙民于西河（治今山西离石）；徙雁门（治今山西朔县东南）、代（治今山西阳高）、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等郡吏民6万余口于居庸、常山以东。这样，匈奴左部就得以转居塞内。建武二十年，匈奴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成为东汉王朝严重的威胁。
随即，匈奴人遇到连年旱蝗灾，赤地数千里，人畜死耗很大。其东面的乌桓乘机进击，迫使它北徙。接着，匈奴贵族中又发生争夺统治权的内讧。建武二十四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他袭用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率部众到五原塞，请求内附，得到东汉允许。此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入居云中，不久又转驻西河郡的美稷，分屯部众于边境各郡，助汉戍守。东汉王朝常以财物、粮食、布帛、牛羊等赠之，供给费每年达一亿钱以上。南匈奴同东汉和平相处，边境安宁，原来内徙的边郡居民也多陆续回归本地。和帝初年，南匈奴领有3．4千户，23万多口，包括军队5万人。南匈奴人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并逐渐向东向南迁徙。北匈奴离汉边较远，他们控制着西域，常侵扰河西和北方郡县，掳掠南匈奴人和汉人。东汉王朝为避免这种侵扰，答应与北匈奴“合市”，一些南匈奴贵族因此对东汉发生怀疑。他们同北匈奴贵族暗中联络，准备共同反对汉廷。东汉为隔绝南北匈奴的交通，设置度辽将军，统度辽营，屯兵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章帝时，北匈奴贵族驱牛马到武威与汉人“合市”，得到郡县的隆重款待和东汉王朝的馈赠。继而，北匈奴受到北面丁零、东面鲜卑、东南面南匈奴的夹攻，又受到西域许多国家反击，势力薄弱，部众离散，大批向东汉投降。
明帝时，为保障河西四郡安全，东汉王朝开始对匈奴实施战略反击。永平十五年（公元72）12月，明帝命耿秉为驸马，屯凉州酒泉郡，积极部署对北匈奴的进攻。翌年2月，汉军分四路，分别出平城塞（今山西大同东北）、高阙塞（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酒泉塞（今属甘肃，郡治禄福）。前三路均无功而还，但窦固军由酒泉出塞至天山（今新疆境内），击败北匈奴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留吏士屯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北四堡）；并以班超为假司马出使西域，招降诸国。十七年11月，窦固与耿秉1．4万骑出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进军西域，在蒲类海击败白山部后，转军进击依附北匈奴之车师（一作姑师，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车师王降。东汉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宜禾都尉屯田，逐渐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
为彻底解决北患，东汉政府又继续对北匈奴出兵，经过稽洛山之战和金微山之战两役，其势力被彻底摧垮。首先是稽洛山之战。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东汉政府派窦宪（？—公元92，字伯度，扶风平陵即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开国功臣窦融曾孙，章帝窦皇后、和帝窦太后胞兄，征讨匈奴立有赫赫战功，但因外戚专政、骄纵擅权，一度任大司马、大将军，后为和帝诛族，而他于永元四年被迫自杀）、耿秉等率骑士8000人，会同南匈奴骑兵及羌、胡兵3万人，分3路深入漠北进攻北匈奴。三路大军会师涿邪山后，窦宪又命阎盤、耿夔、耿谭等领精骑万余进击稽洛山（今蒙古国西南），向北单于发动猛攻，大破其军。北单于逃走，窦宪挥军追击，直至私渠比鞮海（今蒙古国乌布苏泊），斩杀名王以下1．3万人，获牲畜百万余头，北匈奴81部共20万人投降。窦宪、耿秉一直北进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出塞3000余里，登山刻石作铭勒功而还。这一仗，北单于元气大伤，其衰落已成无可避免之势。一年后，南单于上书请求再击北匈奴。于是，中郎将耿谭遣部将监护南匈奴左右部骑兵8000人，出鸡鹿塞，抵涿邪山，留下辎重，兵分两路袭击北单于，两路军队乘夜围攻之。北单于大惊，急率精兵千余人迎战。激战中，北单于负伤落马，仅领轻骑数十人逃走，所部8000人被歼，数千人被俘。北匈奴势力更加衰弱。次年，窦宪决定彻底消灭北匈奴，遂派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兵出居延塞，远袭金微山（今新疆阿尔泰山），大破北单于军，斩阏氏、名王以下5000余人。北单于领数骑逃脱，西入康居。此次汉军出塞5000余里，是行程最远的一次。此次战役后，北匈奴一部无奈向西远徙，远离中华大版图，甚至据说遁到了欧洲大陆，是今天匈牙利等国人民的一支重要祖先；而余部溃散，混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东面的鲜卑人逐渐西移，占据了北匈奴的故地。
与武力相同时，窦固为抵抗匈奴，想采用汉武帝之法，派人联络西域各国以共同对付匈奴。他赏识班超（公元32—公元102，字仲升，扶风安陵即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著名史学家班彪次子、班固弟、班昭兄。父卒，家贫，为官府钞书以养母。初任兰台令史，后投笔从戎，公元73年从窦固出击匈奴，任假司马，旋奉命率吏士36人赴西域，立下丰功伟绩，成为一代名将。他在西域活动半辈子，机智勇敢，坚毅不拔，使西域各国各地摆脱了匈奴的奴役，“丝绸之路”亦得以恢复畅通）的才干，派班超担任使者去西域。下面这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就是班超初到西域的遭遇。他的勇敢与机智，赢得了西域各国的赞赏，也赢得了他们对汉王朝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