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班超带着36名随从人员先到了鄯善(今新疆若羌)。鄯善原归附匈奴,因匈奴逼他们纳税进贡,勒索财物,鄯善王很不满意。但是这几十年来,汉朝顾不到西域,他只好勉强听从匈奴命令。这次见汉家天子派使者来,他就挺殷勤地招待了他们,有结交友好之意。可几天后,班超发现鄯善王对待他们的态度忽然冷淡起来,起了疑心,同随从人员说:“你们看得出来吗?鄯善王对咱们跟前几天很不一样,我猜想一定是匈奴的使者到了这儿。”话虽这样说,毕竟只是一种猜想。刚巧鄯善王的仆人送酒食来,班超装做早就知道的样子问道:“匈奴的使者已经来了几天?住在什么地方?”鄯善王和匈奴使者打交道,本来是瞒着班超的。那个仆人给班超一吓,以为他已知晓此事,只好老实地回答说:“来了3天了,他们住的地方离这儿30里地。”班超当即把那个仆人扣留起来,立刻召集36名随从,对他们说:“大家跟我一起来到西域,无非是想立功报国。现在匈奴使者才到几天,鄯善王的态度就变了。要是他把我们都抓起来送给匈奴人,我们的尸骨也不能回乡了。你们看怎么办?”大家都说:“现在情况危急,死活全凭你啦!”班超说:“大丈夫不进老虎巢,怎能掏得到小老虎(即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趁着黑夜赶去匈奴的帐篷周围,一面放火一面进攻。他们不知道咱们究竟有多少人马,一定着慌。只要杀了匈奴的使者,事情就好办了。”大家都说:“好,就这样拼一拼吧!”到了半夜,班超便领着这36个壮士去偷袭匈奴帐篷。那天晚上,正赶着刮大风,北风呼啸,甚是寒冷。班超吩咐其中10人拿着鼓躲在匈奴帐篷后面,20人埋伏在帐篷前面,自己则跟其余6人顺风放火。火一燃烧起来,10人同时擂鼓呐喊,其余20人便大喊大叫地杀进帐篷。匈奴人从梦里惊醒,以为被大军包围,到处乱窜。班超打头冲进帐篷,其余人也跟着他冲杀进去,杀了匈奴使者及其随从,并把其所有帐篷都烧了。当班超他们回到自己营房里时,天刚发白。班超请鄯善王过来。鄯善王一看到匈奴使者已被班超杀了,于是再无其他办法,倒也铁定了心思,就对他表示愿意服从汉朝命令。于是,鄯善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不久,班超又西至于阗(今新疆和田),迫使于阗王杀匈奴使者,归服汉朝。次年入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废黜亲附匈奴的疏勒王。永平十八年,匈奴胁迫车师叛汉,又指使焉耆(今属新疆)攻击东汉西域都护,班超率部坚守。章帝曾召他回国,而他仍一直留驻西北,镇守边陲。班超在西域的日子并不是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风险,跌宕曲折,危机重重。他在西域经营长达30余年,先后经过降伏莎车之战(公元78—公元87年)、逼退月氏之战(公元90—公元91年)、平定焉耆之战(公元94年)。通过这一系列战争,以及他的不懈努力,西域50余国全部归附东汉。不久他担任西域都护,驻守龟兹,永元九年还曾遣甘英出使大秦。和帝为表彰其功勋,封他为定远侯。永元十四年,和帝批准班超回朝,任射声校尉。同年死于洛阳,终年71岁。
(第三节)军事外交的强盛(2):东西两大帝国“第一次亲密接触”
作为东西方的两大文明古国且经济文化大国——中华帝国(东汉)与罗马帝国,有着各自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明。罗马在汉代被称为“大秦”,意即泰西(极西)之国,又称“海西国”。那么,这两个大国是何时开始进行接触的呢?其中经历着曲折的道路。
永元九年(公元97),汉和帝和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甘)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这段史料说的就是东汉朝廷与罗马帝国尝试的第一次接触。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拦,至条支的西海(今西亚波斯湾)而回,没有达到寻求通往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海路的目的,东汉与罗马直接的联系没有成功。但中国使者的到来,引起了红海彼岸其他国家的关注,诸如莫恰(今也门木哈)和阿杜利(今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附近),率先表达了与中国缔结盟约的愿望。公元100年,他们派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汉和帝也展示了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和东方大朝的风采,厚待两国使者,赐给两国国王代表最高荣誉的紫绶金印,表示了邦交上的极大诚意。
回溯西汉张骞,再看东汉自班超恢复通西域后,他们开通的“丝绸之路”成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要道。这条路东起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至安西分为两路:北路经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西抵大宛;南路经天山南路,至蒲昌海(今罗布泊),又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以南两道,至喀什会合,逾葱岭至大宛。南北两路在今浩罕附近相会,再西行至今撒马尔罕、今马里(中国古称木鹿),再西行至波斯古都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至安息都城泰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最后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境内安塔基亚)。这条道路历经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盐碱滩等天然险障,它的开通无疑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大伟业。两汉时期的中国人,克服了葱岭皑皑白雪和巍巍雄峰的天险、塔克拉玛干沙漠千里无人区的“死亡地带”,曾使木鹿以东的道路都在自己影响之下。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大贡献。
在莫恰和阿杜利与中国缔结盟约的激励下,罗马在半个世纪之后,罗马也正式派使者出访东汉王朝。公元166年(东汉恒帝时期),罗马安东尼朝皇帝马可·奥理略(公元161—公元180年在位)派遣使者,自埃及出发,经由印度洋、太平洋,到达汉朝统治辖下的日南郡登陆,然后北赴洛阳,开创了中国、罗马两大帝国直接通使的纪录。
罗马使者东来的航路,遵循着以南印度洋为枢纽的“海上丝绸之路”。条条大路通罗马;换一句话说,也是条条大路通长安(洛阳)啊!从此,罗马货物通过海路直运南中国的便越来越多。据公元240年左右(三国魏齐王时期)写成的《魏略》,罗马世界的物产,即亚历山大(今埃及)东方贸易的货单,可归成金属制品、珍禽异兽、珠宝、织物、玻璃、香药6大类,共83项,这些货物正是罗马世界向中国的输出品。罗马不仅成批输出货物进中国,也大量进口中国货,主要是衣料、皮货和铁器。
(第四节)外戚、宦官“阴魂不散”
看过上文的知道,外戚宦官政治是西汉王朝的两大隐患,并最终葬送了刘氏政权。时光进入东汉,外戚专权、宦官干政仍然是大汉朝廷的两大政治危机,真是“阴魂不散”,紧紧相随,纠缠不去。刘秀建立东汉,宣称是西汉的中兴,但他没有能力采取行动以防止外戚宦官政治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了这座独木桥上,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更为甚嚣尘上。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政坛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其迅速由盛转衰、最终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汉朝廷的执政人物,除了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除了地方的豪强地主,也就是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前者是古老力量,后两者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了东汉王朝的全部宫廷政治史。
根据柏杨的分析,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宦官是一种助力;皇帝能力弱的时候,他们就自然成了政权的接班人。东汉前期,亦即光武帝、明帝、章帝时,皇帝本人能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外戚与宦官便无用武之地,被压抑得难以出头,似乎销声匿迹了一般。但一进入东汉中期,章帝死后,和帝刘肇继位(公元88-公元105年在位),此后到殇帝刘隆(公元106年)、安帝刘祜(公元107—公元125年)、顺帝刘保(公元126—公元144年)、冲帝刘炳(公元145年)、质帝刘缵(公元146年)、桓帝刘志(公元147—公元167年)、灵帝刘弘(公元168—公元189年)、少帝刘辩(公元189年)、献帝(公元189—公元220年),一直都是外戚、宦官轮流把持着国家最高权力,交替专政,相互倾轧,使朝政陷入极端的黑暗和混乱之中。外戚与宦官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一对毒瘤。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权力争夺。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政治之所以这么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此时太子多年幼即位(整个东汉,除了开国天子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儿子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也只不过弱冠18岁,最小的是还抱在怀里喂奶的襁褓,如和帝是10岁、殇帝是3个月、安帝是13岁;而且除了献帝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40岁,殇、少、冲、质四帝甚至还没有机会庆祝自己的10岁生日),年轻的太后临朝,在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她不便接触男性大臣,就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的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创造了机会,同时这新寡太后才是外戚集团里的“大姐大”;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变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前一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立了新皇帝(因为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也尽量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接着又有新外戚上台。这种围绕皇权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起伏交替专政,就成了东汉政坛的主要特征。外戚宦官挟持幼帝,独裁专横,大肆搜刮,徇私枉法,党同伐异,导致统治日趋腐朽,政府“仓帑为虚”。
在东汉,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和帝时为太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桓帝的窦皇后(灵帝时为太后),也是该窦氏的后裔;和帝的邓皇后(殇帝、安帝时为太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自我谦抑以外,其余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周而复始,反复循环。顺、冲、质、桓四帝时,外戚梁冀专政近20年,财富积累达30亿,堪称当时世界首富。质帝刘缵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当着梁冀的面,对文武百官说:“真是个跋扈将军!”就因为这句话,堂堂皇帝竟被独裁者梁冀所残忍毒杀,可他不过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已。此外,少帝时的何太后一家(其兄何进专权,与袁绍杀宦官蹇硕,后又为宦官张让、段硅所杀)、献帝时的伏皇后一家(其父伏完曾密谋反曹操,为后者所杀),也曾有过短时的重大举动。而长期的世家大族执政,还形成了具有垄断性的门阀政治和特权阶层。
这个长时期的外戚宦官斗争,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和帝到桓帝初是第一个阶段,外戚占优势;此后是第二个阶段,宦官先占优势,但最后却彻底失败。在第一阶段,外戚宦官有四次显著的大斗争:第一次是公元92年宦官郑众协助和帝同外戚窦宪(窦太后之兄,打败匈奴的那位)的斗争;这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窦宪被杀,宦官胜利,郑众因功封侯,他们在政治上的弄权也就从此刻开始,这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宦官时代;第二次是安帝和宦官同外戚邓氏的斗争,李闰、江京逼邓太后之兄自杀;第三次是顺帝和宦官孙程、王康等杀外戚阎显(阎太后之兄);第四次是公元159年桓帝和宦官单超等同外戚梁冀(顺帝妻梁皇后的兄弟、冲帝的舅父)的斗争,梁冀终于被诛。
桓帝以后,宦官在政治上占优势。桓、灵帝时期,政治也更加腐败,甚至公开卖官鬻爵。桓帝既然得到单超、唐衡、徐璜、左棺、具爱这5个宦官的大力帮助,消灭了大独裁者梁冀,收回了皇帝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君臣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发展到类似于黑社会里的弟兄),当然要感激他们5人,于是同日封侯(此5人为一等侯爵,参与行动的另8个宦官则为二等侯爵),宦官仗着与陛下的“咬臂之盟”,在政治上的权力大大增长。这一时期的外戚、宦官斗争,又增加了太学生、士大夫等知识分子反对宦官的新内容。他们反对宦官,主要是反对后者大肆弄权,因而造成政治上的黑暗,要求改革现状,改善朝政;如和帝时的郅寿、乐恢,安帝时的杜根、杨震,顺帝时的张纲、朱穆、皇甫规,桓帝时的李膺,灵帝时的陈蕃等。他们得到了朝臣和外戚的热烈支持。因此,官僚、外戚、太学生(士大夫)又组成了反宦官的联合战线,出现了品评时局、不满权阉的清议派。官僚豪强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斗争日趋激烈;宦官也对他们发动反击,诬蔑他们是想推翻朝廷、图谋不轨的党人,把他们逮捕、打杀、下狱,或禁锢终身永不作官,历史上称作“党锢之祸”(下文我们再详细讲解)。尽管宦官在这一时期很得势,但他们毕竟只是皇帝的奴才,“近水楼台先得月”,有皇权才有他们的权,皇权一衰落,他们的权也就完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刘氏政权得到苟延残喘;但是中央皇权已被削弱,地方世家豪族势力更加强大。宦官想狐假虎威,借皇权欺压世家豪族这招也就不灵了。
公元189年,中原豪强、禁卫军官袁绍(他也算一介文士;与曹操一样,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他们都是“以学阀而变为军阀”,“文士自卫成了武将”,正是这类人最终改变了刘汉的江山)发兵洛阳,不分青红皂白,大肆屠戮,将宫中宦官2000多人全部诛杀,血染高墙,尸堆大殿,便彻底结束了东汉后期数十年宦官擅权的局面。
(第五节)士大夫阶层首度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