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对待今古文经之争的态度是：“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博存众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关于今古文经之争，是从西汉末刘歆校书后开始的。此前，整个西汉为今文经所垄断。王莽篡权后，为“托古改制”的现实需要，推崇古文经，占主导地位。但他对今文经仍兼收并容，因为二者都能为其复古活动服务。不过，复古的需要并不是古文经本身的问题，而在于王莽对经文的恣意曲解。古文经刚问世不久，鲜为人知，更使得他可随心所欲地加以玩弄。而光武帝对经学涉猎很广，“博观异家，各有所采”。立国之初，他即下令设今文经博士14人。与西汉比较，《易》增京氏，《书》仍欧阳、大小夏侯，《诗》仍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春秋》则废谷粱而立公羊严颜二氏。但是，他想“扶进微学”，又“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一度在朝廷立古文经博士。建武三年（公元27），尚书令韩歆上书，要求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公元28）正月，光武帝亲自在云台召集群臣会议讨论此事。古文经学家陈元和今文经学家范升进行了激烈辩论。结果，光武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其中陈元为第一名。考虑到陈元在争论中首当其冲，为避免过分刺激今文经学家，光武帝决定不用陈元，而用第二名李封为博士。尽管如此，由于今文经学势力很大，决定一公布，“议论诺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正好李封病死，光武帝重违众议，“因不复朴”，对治今文经的多数朝廷权贵作了妥协。但实际上，他对治古文经的人仍多所任用。杜林尤爱古文《尚书》，官至太司空，他所推荐的范逡、赵秉、牛邯等“皆被擢用”。郑兴是古文经大家刘歆的得意门徒，光武帝拜他为太中大夫，对其建议“多所采纳”。寇恂也爱好古文经，在汝南太守任内聘请治《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大概光武帝感到今文《五经》章句烦多，中元元年（公元56）下诏书“议欲减省”，这说明他也看到今文经有弊病。
光武帝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欲使诸儒共正经义”，这一政策对后代产生颇大影响。汉章帝时曾在白虎观大会诸儒，讨论《五经》同异，连月乃罢。章帝尤喜爱古文经，下诏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等，“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这显然有利于提高古文经地位。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出，即光武帝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据载他迁都洛阳时，经籍秘书装载二千多辆车，“自此以后，参倍于前”。仅从保护和收集文化典籍来说，其作用亦不应埋没。鉴于六经荒废，他还下令“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这也有利于经籍的整理和传播。
光武帝上述种种做法，是想在思想文化领域树起一面大旗，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提倡经学的效果非常显著。范晔曾说：“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历年所，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总之，它起到了“励人心而寿国脉”的作用。
光武帝还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在洛阳城门外兴建太学，传授经学，饱学之士接踵而至。设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他亲历亲为，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倡导下，不仅中央立太学，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刘秀还大选儒生为官吏；他在建国初便注意“退功臣而进文吏”，就是选一些文化人进城，即文首所说那句话。他广泛搜求儒生担任国家重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论语》学者包咸都先后被任命为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这充分显示了他老人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治国战略。
光武帝还徵用“志士”，宣扬名节，强化忠君思想。新莽时期，囿于封建正统观念，“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击之者，盖不司胜数。”人心思汉，亦是王莽失败、刘秀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刘秀见人心可用，特别是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和行为，系皇权的坚实基础，于是在建立东汉政权后，大力表彰气节，激励风尚，以强化自己的统治。对众多弃官逃仕，不仕王莽、公孙述的士人慰藉有加，收为己用。如通儒卓茂西汉末为密令，及王莽居摄，称病自危，杜门自绝，不仕新朝。建武之初，对这个已年过七十，“无它庸能”，但颇有影响的“段段小宰”，光武帝首先下诏访求，授予太傅之职。建武四年（公元29）卓茂死，“车驾素服亲临送葬。”刘秀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耸动视听，收揽人心。又如宣秉，于哀、平之际，“见王氏据权专政，侵削宗室，有逆乱萌，遂隐遁深山，州郡连召，常称疾不仕。王莽为宰衡，辟命不应。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称疾病。”建武元年（公元25），刘秀即授宣秉以御史中丞重任，次年又迁司隶枝尉。对其他不仕王莽的士人，刘秀亦优先授以高职，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如申屠刚，建武七年（公元31）拜侍御史，后迁尚书令；郭贺建武中为尚书令，高翊建武十一年（公元35）拜大司农；郭丹建武十三年（公元37）为并州牧，迁左冯翊。由此，“群方成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而天下归心。”搜罗了一大批效忠刘汉王朝的知识分子，扩大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阶级基础。而对心存异心的士人，刘秀则伺机予以讽劝，如《后汉书·冯勤传》：先是三公多见罪退，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乃因讌见从容戒之日：“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夸，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诫。能尽忠子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这一席话名为劝勉，实则威吓，令臣下惕怵不安。
但光武对儒家今文学派炮制的谶纬迷信推崇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那篇叫做“赤伏符”的谶语，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光武更是“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他晚年经常以图谶决定政事，迷信思想很重，这是其局限性。
(第四节）第二个黄金岁月
从公元一世纪前期到公元一、二世纪之交，经过汉光武帝（公元25—公元57年在位）、汉明帝（公元58—公元75年在位）、汉章帝（公元76—公元88年在位）、汉和帝（公元89—公元105年在位）四代80年左右的治理，东汉王朝已持续发展与恢复往日西汉王朝的强盛、庞大，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光武中兴”、“明和之治”，是继西汉前期从“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到“昭宣中兴”之后中国古代第二个盛世和黄金时代。本节我们来总结一下“光武中兴”的成就，下章再具体讲解“明和之治”。
从某个意义上说，汉光武帝刘秀一个人兼有了西汉之初几代皇帝的角色、性质与作用。他既是高祖刘邦，打下江山，奠基汉廷，构建了王朝的主要制度和体系；又是文帝、景帝，实现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生产，解决了王朝过渡时期的“瓶颈”问题；还是汉武大帝，雄才大略，叱咤风云，文治武功，实现了王朝的高峰崛起和全面繁荣。也就是说，一个封建王朝前半段的三个时期：开创期、承启期、鼎盛期，都集中在了他同一人身上。
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君主之一；史称他“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在昆阳之战中，他知人善任；中兴二十八将大都拔擢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等。光武在战争中所以能克敌制胜，还在于他注意讲求策略，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在统一战争和后来治理天下中，善于采用政治攻势，如宣布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等，用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势力。他还注意整饬军纪。他早在担任更始政权的将军时，就注意约束部下遵守军纪，这便有利于取得更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