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政治管理的出色
经历了王莽改制以及东汉王朝初建后，长时期中原鼎沸，暴乱蜂起；加以蝗灾迭见，内战频仍，全国人口减少、物资匮乏、经济凋敝，汉光武帝刘秀面临的是“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残破局面。为此，他顺应民心，实行宽松的统治，于民休养生息，发展社会生产。他所面临的国家处境和社会背景，他施政的那些基本纲领和具体内容，以及最终所起到的作用和出现的局面，同西汉之初那几位皇帝，从高祖刘邦到文景之治到汉武初年，几乎一个路数。在许多年之后，历史又仿佛几经循环，回到了大汉初年。
释放并禁止残害官私奴婢，释放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中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是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瓦解敌军，壮大自己力量，也为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连续6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炙灼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范围，主要有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未释放的官私奴婢必须有基本的人身保障，说明奴婢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而且，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又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用于边郡屯田。
整顿吏治，提倡节俭。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光武即位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严格要求，赏罚从严。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新。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更始。东汉初年，光武针对战乱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之赋制。其次是省刑法。第三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西域鄯善、东师等16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光武时期还大力兴修水利，开渠治河，合理灌溉，以减少灾情，稳定水土，改善耕地，帮助农业生产。发展到其后“明和之治”年间，成就更加显著。此外，南阳太守杜诗（？—公元38，字君公，河南汲县人）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发明“水排”，利用水力推拉风箱，鼓风冶铁，制造农器，生产力大为提高。
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西汉后期，豪族地主势力有很大发展。农民大起义和东汉建立之初，“豪右往往屯聚”，他们“起坞堡，缮甲兵，为在所害”，称霸一方。刘秀本人就是南阳豪族，他靠着其地主武装，才得以扩大势力，抢得皇帝宝座。南阳郡和河北诸郡响应刘秀的人，多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族地主。那时，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族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张乡里，抗拒政令。这种人既不放弃自己割据乡土的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与东汉统治集团公开抗衡。刘秀在建立统一封建政权过程中，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外，还尽量采取安抚手段对待他们，“营保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要在平定安集。”但这些豪族地主中许多人的欲望难以满足，“兵长渠帅，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他们横行郡县，同官府相抗衡，甚至犯罪“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地方豪族势力，并未因东汉统一局面已形成而收敛其嚣张气焰。通过大规模土地兼并，他们实力雄厚，拥者甚众，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
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采取一个新措施。他下诏令各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名为度田，实际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田数，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族武装。但是，州郡官吏畏惧豪族，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农民。史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刘秀为严厉推行度田命令，拿在皇亲贵戚集中的河南郡界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等人开刀，处死十多个州郡大吏。接着，郡国大姓和“兵长”便利用农民反抗官府情绪，发动叛乱。“处处并起，攻劫在所，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刘秀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手段，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切断这些人同原所在郡县的联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豪族武装转为隐蔽状态，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只好不了了之，度田以失败告终。度田在形式上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然仅由郡县官吏岁时“案比”（案户比民），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度田事件表明，东汉刚建立伊始，各地豪族、郡国大姓势力即十分强大，东汉皇朝只能与之妥协。
上述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有实行，为解放生产力，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耕地、人口都有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加上其后的“明和之治”，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80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稳定的政治局面。外柔内刚，以及图谶等迷信手段，使刘秀完成了他33年的“光武中兴”大业。
(第二节）政治管理的出色
国家即已建立，就要巩固和稳定自己的统治。东汉统治者汲取了西汉政治的经验教训，在统治政策和策略上有所改变，“出于西汉而胜于西汉”，扬长避短，从而形成了其初期政治制度的新特点，这些变化不但与秦、西汉时期政治制度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对东汉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央，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削弱三公权力。第一步是“三公去大”。秦和西汉初期的丞相制，至西汉成帝时演变为三公制。王莽即位后，议以汉无司徒官，故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光武帝即位，因而不改，说明东汉政权建立初期仍因循新莽的三公之号。至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五月诏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公，皆无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马为太尉”。因此，东汉的三公便是司徒、司空和太尉。从名号上去“大”，表面上是复古，实际上是防止三公的声望超过皇帝所能容忍的限度。西汉霍光和王莽以大司马兼大将军专权，刘秀记忆犹新。其次从实权上削弱三公权力。名义上司徒“掌人民事”，司空“掌水土事”，“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实际上三公没有实权。三公之下有九卿，分掌庶政；而军国大事、典要机密、刑政诛赏之权已转归尚书。仲长统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疆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陈忠亦云：“汉典旧事，相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可见，三公的实权在东汉时已逐渐转归尚书。
削弱了三公权力，就要加强尚书台。西汉武帝时尚书仅职掌文书，随着君权发展，权力逐渐扩大，至东汉光武帝时已提升为尚书台，正式成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国家的大权完全集中于宫廷，即集中于尚书台。“光武亲总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自此后迄于东汉末，尚书的威权与日俱增。《通典》说：“后汉，（尚书）则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仲。”又说：“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因此，东汉时的尚书虽仍“文属少府”，名义上为九卿之一少府的下属机构，但实际上已从中央政府的组织中分离出来，一变而为直接隶属皇帝的尚书台。尚书台已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随着尚书权力的加强，尚书台的建置也随之扩大，尚书的秩禄也提高了。尚书台的长官叫尚书令。应劭《汉官仪》：“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纲纪，无所不统。秩千石。故公为之。朝会不（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天于所服五时农赐尚书令。”尚书令之下，另设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其下还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但是到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此外，为加强统治，朝廷还对开国功臣赐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政。汉光武帝一登基不久，便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
刘秀在秦和西汉的基础上，还完善、加强了监察制度，以此实行对行政系统的有效监督。当时的监察机构主要有三：御史台、司隶校尉和州刺史。
西汉成帝以前，御史大夫的性质大不相同。据史籍载“司空，公一人。掌水上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坊之事”，这时的司空已成了专管水土之官，而御史大夫原作为全国最高监察长官的职权已移交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在西汉时为御史大夫的属官，东汉时已独立。建武元年（公元25），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后汉书·百官志》本注云御史中丞右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后，“因别留中，为御史台率”，说明已成为中朝官，为皇帝直接控制。谢灵运《晋书》：“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为三台。自汉罢御史大夫而宪台犹置，以承为台主，中丞是也。”御史中丞之下有治书侍御史二人，掌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侍御史15人，掌察举官吏非法，接受公卿群吏奏事。《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云：“其二人者更直。执法省中者，皆纠察百官，督州郡。”说明御史台及其属吏已成为凌驾于整个官僚机器之上的监察机构。
西汉武帝时曾置司隶校尉，成帝时废除。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恢复了该建置。建武二年，宣秉由御史中丞“迁司隶校尉。务举大纲，简略苛细，百僚敬之”。说明司隶校尉地位很高。由于其与尚书令、御史中丞同为“三独坐”，因此亦为皇帝心腹。《后汉书·百官志》：“司隶控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持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同书注引蔡质《汉仪》云：“（司隶校尉）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封侯、外戚、三公以下，无尊卑。”应劭《汉官仪》：“司隶校尉部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弘农七郡于河南洛阳，故谓东京为司隶。”可见司隶枝尉内察京师百官，外部州郡，并领一州，权力很大，封侯、外戚、三公以下，不论尊卑，无所不纠。刘秀鉴于西汉后期贵戚、权臣得势，威胁皇权的教训，重用司隶校尉，以抑制贵戚、权臣，提高皇权。
西汉武帝始置刺史，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曾改刺史为州牧，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复改州牧为刺史，王莽时又复为州牧。东汉初仍沿用州牧旧称，至建武十八年（公元42）复为刺史。东汉时，刺史的职权有所扩大。依原定六条，刺史所察主要是二千石官吏，西汉末下及墨绶令长。至东汉，刺史的督察之权又渐次下伸，已扩展至黄绶。凡是州内所有朝廷命官部在刺史督察之列。为削弱三公权力，原属丞相、御史二府的地方选举劾奏之权亦转归刺史。《后汉书·朱浮传》：“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光武）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说明刺史权力扩大，与刘秀越过三府直接控制地方职官系统有关。刺史职权的扩大，在刘秀统治时期是皇权加强的表现。到东汉中后期，刺史又逐渐获得地方行政权和领兵权，成为与皇权相对抗的地方割据势力。这是刘秀所始料不及的，这只是后话。这种影响还蔓延到隋唐两宋。
东汉在地方还裁并了400多个县（建武六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裁撤郡都尉之职，废除西汉时期的内郡地方兵，取消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组织军队屯垦，从而精简官吏，压缩机构，削弱军力，有利于稳定统治，提高效率，并减轻百姓负担。但到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第三节）政治管理的出色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可以说是《后汉书》对汉光武帝刘秀的一个客观评价。经术即儒家经学。光武帝自幼爱好经学，当然知道它对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重要性。但是，西汉末以来的今古文经之争，他当然也是知晓的。如何求得经学思想上的统一，不仅是士人儒生，也是封建统治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光武帝即位以后，便勤勤恳恳致力于它的解决。
早在繁忙的战争岁月，光武帝每天就“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天下统一后，他每日上朝，“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理，夜分乃寐”。建武十七年（公元41）他还亲临太学，会集诸博士，“论难于前”，即展开经学辩论，议郎桓荣为“诸儒莫及”，光武帝当场对他大加赏赐。真是一个好学、博识的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