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盛世中国:秦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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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西汉文化科技的辉煌(3)

百戏是后世杂技、戏剧和歌舞共同的重要源头之一。它滥觞于秦,盛于西、东汉。“百戏”一词就是产生于西汉。《汉文帝纂要》载:“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技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橦等也。”可见百戏是对民间诸技的称呼,尤以杂技为主。但百戏中也有说唱技艺;据李尤《平安观赋》记载“歌舞俳优,连笑伎戏”,逗笑说唱的俳优当是“百戏”中仅有的曲艺节目。

秦汉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也有力地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戏剧歌舞与杂技也有了进一步提高。秦汉时期最主要的俗乐表演便是散乐,亦即百戏。秦始皇纵情声色,聚集众多倡优伎人,“妇人倡优数巨万人”。秦二世更是荒理朝政,玩物丧志,喜欢作“角抵俳优之观”。特别是西汉,经过上百年休养生息,发展到中期时,百戏便十分繁盛。它是散于四方民间之乐,与“雅乐”相对,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如扛鼎、寻橦、吞刀、吐火等,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漫衍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角抵戏等。近年在河南、山东、江苏、四川、内蒙古等地发现的许多汉画像石砖、石雕中,有大量百戏乐舞演出内容,也充分说明汉代百戏表演之盛,流传之广。

汉武帝时,各种演出活动规模空前。雄才大略的刘彻大帝,是一个热心百戏的“超级粉丝”。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三年(公元前108),长安角抵戏演出盛况空前,周边300里之内的人皆赶来观看。元封六年(公元前105),武帝又在上林苑平乐观演出角抵戏,京城百姓几乎万人空巷,络绎不绝。汉代的帝王们不仅在宫中作角抵戏让臣民观看,以示君民同乐,还将百戏用以招待各部落首领和外国使节,令贵客惊叹不已。武帝曾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一种舞蹈)、都卢(缘竿、爬竿戏)、海中砀极(一种乐曲)、鱼龙龙曼延(汉时假形戏曲)、角抵之戏以观视之。鱼龙漫延戏熔歌舞、杂技、魔术于一炉,内容浪漫而神奇。鱼龙是由人装扮的一种怪兽,先在殿堂四周游戏,继而跃入殿前水池中,化作比目鱼,作雾障目,跳跃漱水;再化成黄龙八丈,跳出水池,游逛戏耍于殿堂,龙体上水珠闪烁,辉映日光,威风凛凛。此节目传自西域,宫中奉为奇珍,举凡节庆仪式等重大活动都要表演。

西汉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和东汉顺帝刘保也都喜好百戏,亦曾以之隆重招待外国客人。百戏沸沸扬扬地在宫中和京师流行,引起了一些恪守中庸、反对炫耀奢靡的儒生士子的忧虑。昭帝用百戏招待外国客人时,就曾有一些贤良文学之士提出非议:“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但这些意见并未为帝王们所重视。

在汉代,民间同样十分爱好娱乐。每逢节日庆典、红百喜事,常有百戏演出,以示隆重。在宴会上,主宾方一面饮酒作乐,一面观赏杂技表演,故称为宴乐百戏。汉代宴乐百戏演出的节目内容丰富、技艺精湛,可见杂技艺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而且,这些民间宴乐演出的节目,与宫廷的演出大同小异。这也说明杂技艺术来源于民间,发展在民间,植根在民间,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东汉张衡在其《西京赋》中,描述了西汉乐舞百戏规模盛大的演出活动。这场“总会仙倡”的演出,有扮作豹、罴的,有扮作白虎、苍龙奏乐的,娥皇与女英(舜帝二妃)坐而长歌,“声清畅而委蛇”,洪崖统领指挥,一身仙人装束。演出时的舞台设置和音响效果也蔚为壮观、奇特,会有“云起雪飞”,会“复陆重阁,转石成雷”。张衡形容说:“霹雳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

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有两条主要线索,其中一条就是从西周末年的俳优滑稽表演到西汉百戏中的角抵戏,再到唐代的参军戏,故事表演日趋丰富,逐渐成为戏剧主体。在西汉百戏包罗万象的演出内容中,对戏剧表演影响较大的是角抵戏。它不仅是一种技艺,更因为它已具备故事情节。所谓角抵,是双方以角力强弱决定胜负的技艺表演。《汉书·武帝纪》中说:“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渝戏、鱼龙曼延之属。”蚩尤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秦汉时在冀州等地有关于蚩尤与黄帝决斗,蚩尤头上有角,以角抵人,后演变成“蚩尤戏”。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说:“秦汉间,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既然名曰“蚩尤戏”,则除了“头戴牛角而相抵”外,就应有关于蚩尤与黄帝大战的内容情节,这是它不同于一般角抵戏之处,也是它演化进步之处。而三三两两民间的模拟,则可以看出表演意识、装扮意识和戏剧规定情境意识的增强。它不是偶然性、即兴的一个表演,而是有规定程式、情境的演出。

西汉的《东海黄公》是角抵戏的代表作,它是“中国戏剧形成一项独立艺术的开端”(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该故事初见于《西京赋》,东晋葛洪《西京杂记》有更详尽的描述,其原文是:“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复能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

故事说的是东海人黄公年轻时精通法术,能制蛇打虎。他佩带赤金刀,喜欢用紫红之绸束发,站立着能吞云吐雾,坐时能成山河,威风凛凛;但到了老年,气竭力衰,加之酗酒过度,法术不能显灵。秦末有白虎出没于东海,黄公带着其赤金刀前去收服,但没想到他的法术失灵,不能制服白虎,反被白虎吃掉。关中人把这一故事加以搬演。汉代皇帝也以该故事作为角抵戏表演。

这是一场角抵戏,有人与虎的角力。但角抵已不是表演的主要方面,也不能全靠力量来角逐而行。它的故事走向与结局是预定的,不管怎么说,都是根据特定的人物和情节来演出,演员也有了具体的服装和化妆造型要求。与《蚩尤戏》相比,《东海黄公》把戏剧表演的各种因素进一步融合起来,为戏曲的形成初步奠定了基础。

(第六节)从一则“国宝回归”新闻谈起

这一节的开头,要从前几年中国几乎所有主要媒体(包括电视电台报纸网站)报道的一则重要新闻说起。那则新闻的题目是《国宝西汉陶俑回归记》:

从2001年3月到2002年3月,陕西西安市郊西汉文帝霸陵的窦皇后墓,被犯罪分子先后三次盗掘,用炸药爆破,墓内陪葬的西汉彩绘陶俑等多件文物被盗,部分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其中6件陶俑准备于2002年3月20日在纽约拍卖。这6件陶俑保存完好,外表呈黑色,为无臂裸体人形,质地坚实,制作相当精美,堪称国宝;且年代久远,其历史价值和科考价值难以用金钱来估量。

这些陶俑原本是青色,表面敷白色“胎衣”,再用黑褐、大红、深绛及土黄等颜色绘饰。可是,由于在墓中陶俑的上方有大量木炭,加之年代久远,原来的颜色都已消失,所以现在看起来是黑色的。在制作之初,俑体双肩处安装了木臂,可自由活动,在入葬时均穿有丝织或麻织外衣,宛若真人。因年代久远,木臂及外衣朽烂,故呈无臂裸体。这种形制的陶俑,多出自西汉时期皇帝、皇后或大臣的墓葬中。除窦皇后墓外,在汉高祖的长陵、汉景帝的阳陵、汉惠帝的安陵、汉武帝的茂陵、汉宣帝的杜陵,也有类似陶俑出土。

在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等人的努力下,纽约拍卖公司先是暂停了这6件西汉陶俑的拍卖,在中国方面出具了与文物相关的详细而确凿的证据后,2003年3月,经中美双方多次交涉和磋商,美国海关正式表示将文物归还中国。6月,文物交接仪式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行。几天后,一驾国际航班在陕西咸阳国际机场徐徐降落,这些国宝终于平安回到家乡……

这则新闻,除了生动记叙了国宝被盗、即将拍卖、双方交涉、出具证据、交接回归等惊险、曲折过程外,还特别介绍了国宝即6件西汉彩绘陶俑的美观造型、巨大价值和精湛工艺。

汉朝的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从近年汉墓出土的一些文物来看,其做工精细、工艺考究,并不亚于今日。除了上文提到的陕西西安霸陵窦皇后墓中6件无臂裸体陶俑外,还有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彩绘兵马陶俑、四川广汉出土的执锄陶俑、江苏徐州楚王汉墓出土的官员俑和妇舞俑、广州出土的汉代木船模型等,都是做工精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汉代船模制作精良,比例匀称,组件繁复,细节完整,也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美术史和雕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可见,在我国封建社会早期,俑已取代活人作为殉葬物。秦汉之际厚葬之风盛行,俑的制作也因此不断发展,其中以泥烧制的陶俑最多。陶俑以圆雕的艺术手法存在于我国雕塑艺术之林,是一种完全或比较完全立体的雕塑艺术,也是形体美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具有生命的力量感。汉俑国内出土量较多,尤其是大墓出土的陶俑,在数量、质量上都令人叹为观止。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可考见当时社会的生活习俗、政治军事、服饰及雕塑艺术的水平。如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的汉代少女陶俑,身材修长,垂目俯首,神态安详而恭谨,为典型的西汉侍女形象。陶佣宽大的衣袖与瘦窄的喇叭形衣裙相配合,构成优美的曲线,简洁而有韵味。

汉代陶俑分西汉与东汉两种风格,且均与秦俑相去甚远。西汉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力凋敝,甚至连皇帝用马都没有条件使驾车的四匹马(驷)具有同样毛色;而将相士大夫的马匹短缺,只能乘牛车。在这种经济状况下,艺术作品再难以维持秦代宏大威武的气势。帝陵墓中随葬的陶俑,数量未减但尺寸大为缩小。西汉早期陶俑,继承楚文化着衣木俑风格,形体较僵直,没有秦俑严格的身体结构比例。在制作工艺方面,陶俑先烧后绘,人物或立或坐,基本都为模制。陶俑整塑出衣履,袖手直立或端坐,似更多地继承着秦俑风格,但身躯的轮廓线条更流畅和优美,面目发髻塑作精致,仪态端庄,艺术造型能力远高于秦俑。最大的改进在于,汉俑除去了秦俑脚下的方形压重托板,而采用双足站立的形式,增加了俑群的真实感。

西汉早期陶俑多古拙粗犷,模制比例较高,彩绘处于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我国楚地陶、木俑的遗风。西汉中晚期,形式种类更加丰富,局部处理也更加细致,制作方法呈多样化。彩绘有简繁之别。简单的彩绘仅勾勒眉目,衣袖缘边,色调单一粗放;纷繁复杂者则色彩丰富,赤橙黄绿青蓝紫无所不包,用笔精细,衣带佩饰、眉毛胡须皆交待清晰,产生一种动人的真实感。细腻之处,纤及毫发,一丝不苟,呼之欲出。

汉兵马俑作为西汉陶俑的一种类别,它反映的是地方封国部队的军容,比秦俑小,但工艺一样精细、造型一样生动,重其意而不在乎其形。收藏在咸阳市博物馆的西汉指挥陶俑,高55厘米,出土于杨家湾西汉墓,据推测墓主为汉初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在这处墓葬当中发掘出2500余件汉代兵马俑,数量、种类、配备及队列均严肃规范,相当罕见。因墓主地位逊于帝王,俑士高度普遍只有44—55厘米,骑马兵俑略高。墓中士兵俑出土近2000件,大多数着士兵装束,唯有一件身材高大,与众不同。此彩绘指挥俑高于其它陶俑,头似戴冠,身披当时极罕有的鱼鳞甲,铠甲下着绿色短袍和红色长袍,足蹬装饰华丽的长靴。该人意气昂扬,双唇紧抿,显得沉着果敢;右臂上扬、手指上举,左手下劈,似在指挥万马千军。整体造型质朴洗练,双臂有挥舞之势,极具内在艺术魅力。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在西汉发展的基础上,制陶业到东汉更加进步。它使中国彻底脱离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所专有的用品带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两汉王朝对中华文明的又一大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