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登在《人民日报》2010年9月3日的报告文学《仰视你，北大荒》，让我一时间名声鹊起。虽然我在北大荒下乡的时间如抗战一样也是八年，但我成为作家之后，写北大荒的东西并不多，大概除了那两部写北大荒老知青经历的《我们的故事》，就是这篇《仰视你，北大荒》了。此文发表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评论家李炳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辉煌黑土地的激情报告》的评论文章，文中说，“对于黑土地，贾宏图有着特殊的情感”，“他的人生和文学之路甚至可以说是从北大荒开始的。因此，对于北大荒的前世今生，贾宏图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和感受”。“他多年不断地在这块土地上行走、穿越和凝思，其实早已经为这样的文字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面对北大荒这样如此漫长、丰厚、豪迈、纷纭的对象时，他就显得激动而从容。”李炳银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在读了贾宏图《仰视你，北大荒》之后，我对贾宏图也再一次有了一种‘仰视’！”
我在这篇报告文学的后记中说：“以郑加真先生为代表的北大荒三代作家的丰厚的作品，就是这篇文章的初稿，我的作用是综合和提升。我的署名只表示责任。”我这样说，不是谦虚，而是事实，因为这篇纪实文学中关于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历史过程，许多取之于郑加真的纪实文学，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之后，特别附录了我引用的郑加真先生的作品：《将军与北大荒人》《北大荒移民录》《中国东北角》《北大荒六十年》。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表达我对郑加真先生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其实，真正值得仰视的应该是郑加真先生。我只是他的追随者，是他的学生。
我第一次见郑先生大概在1972年或1973年，当时我在兵团战士报当记者，工作和生活都是佳木斯火车站对面的兵团总部大楼里。其实多数时间，我都在兵团的基层单位跑新闻。很巧，那次我正好没外出。吕正衡总编告诉我，五师宣传科的老郑晚上住在你们宿舍。这是常有的事，下面来了通讯员，常来我们的宿舍“找宿”，16团的姜昆，还在我的床上挤过呢！老郑就是郑加真吧？我的眼前一亮。那时他的长篇小说《江畔朝阳》正火遍全国。当然也是我们北大荒知青们抢读的作品。
应该说，郑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著名作家，他就坐在我对面杨楠（哈尔滨知青，当时是战士报的编辑，后调中组部，曾任党政干部局局长和香港工委组织部长）的床上。他白净的面孔，宽阔的额头，身材修长，江南口音。他笑容可掬地望着我，很可亲的样子。我有点紧张，像中学生一样问他，《江畔朝阳》是怎么写的等问题。他摆了摆手，不肯多说，接着他便问我哪个学校毕业的，什么时候下乡的。我要给他打水洗脚，他谢绝了。然后端着杨楠的脸盆自己到公用卫生间去了。后来和我一样脱衣睡觉，我们一夜无话，第二天我起床时，他已经走了。
再见面时，是十七八年后，我从兵团回到哈尔滨日报，又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主席，郑先生是兼职的副主席，在每年的例会上，都能见上一面。他还是那么谦和儒雅，只是额头更大头发见疏。
这期间，我不断收到或看到郑先生的新作，都是关于北大荒历史的纪实文学。2007年春天，我们还一起在上海搞过新书签售活动，我的《我们的故事》受到知青的欢迎，而郑先生的《北大荒六十年》有更广泛的影响，当时《文汇报》《北京周报》等十多家报刊和网站都做了报道。
我曾说过，郑加真是北大荒的“文学教父”，我们这些知青作家，如张抗抗、梁晓声、肖复兴等，北大荒的第二代作家常新港、王左鸿、王凤麟、赵国春等，还有第三代的作家宋晓玲、王军等，哪一个没得到他的帮助，哪一个没受到他的影响！我还说过，郑加真是北大荒文坛上的“常青树”，他们那一代上个世纪50年代部队转业到北大荒的作家，如林予等好几位先生早已去世，而多数人也不再动笔了，只有郑加真还在写，已进耄耋之年的他，近两年又推出长篇小说《北大荒人》和长篇纪实文学《北大荒流人图》，特别是后一部被称为郑先生最好的作品。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的还在写的作家已经微乎其微，越写越好的，就更少了。郑加真因文学上的突出贡献，被省委宣传部和省农垦总局授予“终身成就奖”，在北大荒垦区，只有他一人！
很幸运，最近我又收到了郑先生赠送的他的新作《北大荒流人图》和由北大荒新一代作家刘红艳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情系北大荒——图说郑加真》，让我大喜过望。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对这两部书逐字阅读，使我对十分尊敬的郑先生又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以为郑加真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文学创作经验，对一切热爱文学的人都是难得的教科书。特别应该感谢，刘红艳这位生于黑土地的孩子，在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后，能皈依文学创作，潜心研究郑加真的文学道路，写出如此鲜活生动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家评传。这是郑加真的幸运和光荣，也是北大荒难得的一份文化财富。我愿意借助刘红艳的这部关于郑加真的评传提供的宝贵的又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阐述一下对郑加真的新认识，以此释放一下我对郑先生心藏许久的敬意。
其实，我要歌颂的郑加真的创作精神，在《情系北大荒》这部书的封底上，郑先生自己亦说明了——
“几十年来，为北大荒写作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写作，生命就不能延伸，生活就没有意义；几十年来，我用生命为北大荒写传，在那片黑土地上我留下了自己无愧的生命之旅。”
下面写下的是我仰视郑加真先生的新感受。
文学少年和复旦才子
在民国三十七年（1947年）四月号的上海《家》杂志上登载了一首叙事诗《母亲的话》。 这一首诗讲述的是“浪子回头”、劝人为善的故事。他的作者就是正在上海京沪中学读书的学生郑加真。他是那所知名的中学的《嘤鸣》墙报主编之一。《母亲的话》是这个文学少年的处女作。第二年，他又尝试着写了短篇小说《爱的白鸽》参加一家杂志的全国征文，竟得了三等奖。
据我所知，在北大荒的那批转业军人出身的作家中，郑加真是发表作品最早的人。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动荡年代，他接受较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文学生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郑加真1929年出生在温州的一个山村里，父亲是个有文化追求的青年，自幼勤奋好学，后考入国立温州中学，成为全村的“状元”。毕业后到上海邮政总局当职员。这样郑加真就有了在上海读书的机会，可惜读到初中毕业时，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上海已没有他们一家的安生之地，他跟母亲冒着炮火回老家避难。在家境十分艰困的情况下也进入了当地最好的中学读书。抗战胜利后，他又回上海继续求学，并走上文学之路。
据刘红艳在书中的记载，“1949年，郑加真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第一批新生。这一年，郑加真二十岁。一副瘦弱的身躯，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
战争中，这座名校多次搬迁，但学术传统还在，诸多学术大师还在。郑加真入学时，这里还集聚着陈望道、郭绍虞、刘大杰、冯雪峰、唐弢、勒以等名家。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让这个文学青年着迷。他还给刘先生提出过自己对文学史上的几个疑问，刘先生郑重地给他写了两页纸的回复。难得的是鲁迅的学生唐弢教授还亲自讲评过郑加真的习作——
“没想到下周散文课，唐弢走进教室，笑容可掬地说道：‘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郑加真同学的习作。’唐弢整整点评了两个小时，在行文修辞和布局上，倍加赞赏。作为一名新生，写出来的文章能得到唐先生的认可，在同学中引进不小的震动，大家纷纷向他投来敬佩的目光。”（引自刘红艳文，下同）
系统的文学理论的学习，对大量的中外名著的苦读，名师的及时指点，奠定了郑加真后来的文学道路。现在有一种轻薄文学理论学习和修养的倾向，一种很普遍的说法是“大学里培养不出来好作家”。其实中外的许多好作家都有在大学读过书，甚至有国外留学的背景。即使那些没进过大学的作家，也有过长期坚持自学，博览群书的经历。老一辈文学大师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老舍、曹禺都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学贯中西，通达天下。当代中国文坛上最活跃的作家许多也是恢复高考后，从基层进入大学系统学习后走上文学道路的，如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刘震云、张炜等。我们省的作家协会主席、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不仅上过大学，还读过北师大的研究生，而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就是当时她的同学。
郑加真的文学道路给我们的启示是，你要想成为作家，你要想写下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吗？从认真读书开始吧！能接受完整的教育最好，不能进大学，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读书，当然越多越好。从社会大学走上文学殿堂的著名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特别看重读书，他说过：“读书，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心灵与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结合的过程。”而下面，这句名言，更是他切身的体会：“书籍一面启示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我在一片烂泥中站了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就会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文学艺术当然是需要天分的，也是需要勤奋的，但是许多很有天分又很勤劳的作家，走得并不远。其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知识和文化的准备不足。
难道作家的生活，作家的生活经历对创作不重要吗？
跨过鸭绿江和挺进北大荒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让郑加真再也坐不住平静的课桌。这一年12月，中央政府发出了招收青年学生入军校的通知。尽管身为独生子的他是可以不报名的，但是侵略者的战火已烧到家门口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了。“报名去，让祖国挑选！”复旦的学生们在纪念“一二·九”运动15周年的大会上喊出这样的口号，这时郑加真和同宿舍的五六个同学都报了名。父母的劝阻没能阻挡他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
经过半年军校的学习，1951年7月，他和七名同学被分配到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开赴安东，然后又跟随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秘密进入朝鲜，他们在一个叫鹤峰洞的小山村落脚。在这里郑加真开始了空军司令部通讯处参谋的战斗生涯。他们躲过美军飞机的轰炸和特务的跟踪，为自己的战鹰提供通讯服务。郑加真主动办了一个普及性的《雷达工作汇辑》，被分送到志愿空军的每个战斗员的手中。一年后，他又被调回北京的空军总部，又办了一本《空军通讯工作汇辑》。在朝鲜参战的经历虽短，但侵略者的猖獗，朝鲜人民的苦难和战争的残酷，都让这个年轻的学子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战争，无疑是郑加真一个最好的学校，投笔从戎，是他无悔的选择。
后来郑加真在北京度过了六年的生活。他的才能得到施展，在空军通讯处当参谋，连续两年荣获三等功，加入共产党，1955年被授衔中尉，第二年又晋升为上尉。他还收获了爱情，因办墙报与通讯处新来的见习参谋重庆姑娘刘安一相识、相恋，她喜欢他的书卷气，他爱她的热情美丽，还写一手好字。他向她表达爱意的方式，是以她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墙报委员》，他向她赠送的第一份礼物是一部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这一切似乎都带有寓言性。因为刘安一字写得好，她成了郑加真一辈子的文学助手和第一读者，他的所有文稿，几乎都是妻子帮他抄写，而到了晚年她学会了电脑打字，成就了郑加真的著作等身。在他向她赠送《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不久，郑加真真的来到了远离北京的遥远的地方——北大荒，两年后刘安一追随而来。如今他们已经在黑龙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地生活了55年。他们的一双儿女及他们的孩子都成了北大荒人。
郑加真是1958年春天，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挺进北大荒的英雄的十万转业官兵中的一员，他永远以此为荣。回首往事，他也不免有几分感伤，因为他命运的改变，起始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运动之初，在党的鼓励下刚刚入党的郑加真，为了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诚，他积极响应号召，为一位把报废的军用收音机私用的副处长前后写了两张大字报《某处长家里的公家收音机》《领导者必须受教育》。195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事情已经起了变化》，表明“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经达到，开始打击那些向党进攻的“右派”了。而单纯的郑加真又写了第三张大字报《大字报的咏叹调》，于是他“理所当然”地受到连续的批判。这时，“郑加真满心苦楚，脑海里浮现出莎士比亚名剧中‘奥德赛’一夜白头的情景”。一个对党满腔热忱的新党员，突然失信于他所信赖的组织；一个前途看好的青年军官，突然被斩断了前程；一个新婚才半年幸福生活刚刚开始的年轻人，突然被划入另册……这时他唯一的选择是，离开是非之地，听从上级的安排，转业去北大荒！他随着潮流，写了报名到北大荒的小字报，因为“我对于当时北京的环境已经彻底地失望了”。
1958年3月20日清晨，拉着空军司令部转业官兵的列车驰出北京前门车站而奔向北大荒时，郑加真想的是：“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北大荒将是他的再生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