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遥远的小村，叫察哈彦。它的位置在中国雄鸡式的地形图的鸡冠之处。黑龙江在此处顽皮地拐了一个大弯，水路18里，旱路3里。神奇的察哈彦就在这片突出在江中的土地上。它三面临水，一面靠山，是江村，也是山村。我说它就像镶嵌在鸡冠上的一颗珍珠。
我第一次听到察哈彦的名字，是在2008年为写那部记录100位北大荒老知青故事的纪实文学，我在上海采写了中国著名的心血管介入治疗专家张大东的事迹，他曾在法国留学多年，是第一个把介入技术引进上海的医生。他就是当年在黑龙江省呼玛县察哈彦村插队的上海知青。后来我又认识了在察哈彦当了多年猪倌的上海华东师大时髦的光头教授刘琪，采写了他艰难求学的故事。他还告诉了我，一个“插友”在从上海回队参加高考的海船上，纵身跳入大海，他激起的浪花并不大，却像火把照亮了天际，在黑暗就要消逝的黎明前，十分耀眼。这个勇敢的青年，也是察哈彦的上海知青。
后来，我知道了也在大兴安岭上山下乡，后来当过大兴安岭地委书记、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中纪委副书记、现任的宁夏自治区区委书记的张毅下乡的开库康林场；还有在呼玛县工作了25年的作曲家叶磊下乡的跃进林场，都在察哈彦附近。于是，我对察哈彦和大兴安岭的那片浩瀚的森林另眼相看了：那是一片人杰地灵的圣地，是中国知青运动最壮丽的舞台！
后来，我对察哈彦的朋友们说，其实我下乡的地方离你们不远，你们在察哈彦上船，大概沿黑龙江下行一宿就到了大新屯，从这里到我们哈青农场，只有几十里的路。和你们，真有些相识恨晚！
还好，我终于可以和察哈彦的朋友们尽情相聚了。我面前的这一部大书《留存的足迹——察哈彦知青下乡四十年纪念》向我展示一个遥远的小村和二百多位上海知青长达40年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让我感慨，让我流泪，让我夜不能寐。感谢张大东和方振玉（我很敬重这位最后离开察哈彦的女知青）约我为此书写序，给了我一吐为快的机会，给了我向大兴安岭的战友们表达敬意的机会。
1969年10月12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极普通的日子。12名十六七岁的上海中学生，从上海坐七天七夜火车到达大兴安岭深处的塔河火车站，然后再乘汽车在一个叫三间房的小站下车，接着他们步行110里来到黑龙江畔这个正在沉睡的小村察哈彦。从此，这个只有36户人家100多口人的小屯和陆续来到的204个上海知青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部如《史记》一样的文本记录了从这一天开始，长达40年的关于这个小村和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大事小情。这部大书见微知著地折射了大时代的变迁，包括“知青时代”（10年），也包括“后知青时代”（30年）。
这些年，我看了多种知青回忆录，东北的、西北的、西南的、东南的，黑土地的、黄土地的、红土地的，林林总总，而唯有这一部《留存的足迹》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不只是知青们对苦难经历的倾诉、对非凡往昔的感怀，还有对这个村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记录；特别是对中国知青运动在这个小村的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以及知青们的心路历程，都有翔实的记载。这种记载是图文并茂的，大量老照片、速描、当年的文字材料，如日记、书信、文件、图表、会议记录，甚至还有下乡的通知书、乘车证、边境通行证一一陈列书中。我不能不佩服上海战友的细心、精心和对这段历史的珍视，这些材料我们都有过，可不知何时早就扔掉了。
轻漫历史者，必然被历史轻视；重视历史者，当然受到历史的尊重。因此，我特别感谢察哈彦的朋友，他们勇敢真诚地站出来为中国的知青历史作证了，在这个有近两千万个年轻生命参与的运动被许多评论家全盘否定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以二千万青年学生的青春为代价的知青运动，无疑是个悲剧。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不管发动这场浩大的运动的发动者的本意如何，但对中国农村的文化影响和知青们自身的成长的意义极其重大和深远。历史是不能对此忽视的，更不能全盘否定。有人说，大量知青到农村，破坏了生产力，和农民争饭吃，加剧了农民的困难。这个问题在察哈彦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二百多位上海知青和当地农民通过十年的艰苦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落后的村落的面貌，土地面积扩大、农业机械增加、农民收入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先进文化改造了落后的风俗，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提高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引领他们开始了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而奋斗。40年过去了，察哈彦的村民们还记得，是知青领导他们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开始打破大锅饭，进行分配方式的改革；也是知青领导他们大规模地出村务工，扩大了增收门路，迅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是知青领导他们开始研究科学种田，进行种植结构的改革。他们认为，在这个小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最辉煌的最令人怀念的是知青在村的那十年。他们动情地说，没有知青当年的奋斗，绝不会有现在的好光景。他们虽然走了，什么也没带走，但他们的奋斗精神留下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惯留下了。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如果从对一代人锻炼来说，在那些察哈颜的老知青心里，这里是他们青春的“伊甸园”、是他们身心的“炼狱”、是他们成长的学校。难以忍受的苦寒绝境、超极限的劳动磨难、孤独寂寞的心灵煎熬，都成了这二百多个年轻人性格和品德的“磨刀石”，他们在蹉跎岁月中百炼成钢了，他们如火中的凤凰在“涅槃”中起飞了。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不堪回首的日子，他们却留下了让后人敬仰的文字：
这是一个永不服输的群体，拿着钢枪在边防线上巡逻站岗，不怕脚趾和鼻子冻得失去知觉；争着甩开大铲刀在平地上堆起座座金山，争着在白雪皑皑的地里割黄豆，争着跳进冰水中打捞线麻，哪怕白手套渗出血迹斑斑，全身冻僵直咬牙，大家还一个劲说：这没啥！这没啥！
——梅兰
他们特殊就特殊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盏不灭的灯；在这明亮柔和的灯光里，有梦想、有志向、有温情、有豪迈。如果说这个群体究竟在哪里与众不同，那就是他们敢于直面艰难人生，敢于在荆棘丛中杀出一条血路，敢于忍受天大的无奈和痛苦，敢于在危险和困苦的恶劣环境中坚强地崛起，他们真的就是那样与众不同！
——邝玉龄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40年过去了，察哈彦的知青们对那段身处绝境的日子竟没有丝毫的抱怨和诅咒，只有对人生的深切而深刻的感悟——
那一段光阴，恍若隔世，它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纯情年代的青春故事；那一个地方，纯净遥远，它是我们相识相聚的香格里拉般的人生课堂。那山，那水，那岁月，我们劳动，学习，成长；那山，那水，那岁月，我们掐架、干仗、爱与恨；那山、那水、那岁月，我们迷惘、失落、探索。那个岁月，那个地方，渐行渐远，却始终牵动着我们火热的情怀。
——陆亚平
对那山、那水、那嘠达的怀念，成了这二百多位察哈彦的老知青最大的精神寄托。这部书中有专门的篇章对此做了介绍。时隔20年后，一批批的老知青陆续重返第二故乡，热情拥抱、热泪长流、热酒烫心，那情景、那场面，让我也跟着他们激动。更让我感动的是最早回去的张大东成了察哈彦和整个大兴安岭人民的“守护神”，他一次次地飞回大山里，为亲人们做心脏手术，他所在的上海医院成了大山里的人们的“卫生所”；还有那位华东师大的光头教授刘琪翻遍古籍，为这片山河求根溯源，他一次次回到呼玛，踏查寻访，把当地人熟视无睹的冒烟山、迎门砬子、白象菩萨、转水湖变成宝贵的旅游资源；还有那位上海师大旅游学院的教授张文建也是一次次回呼玛县为其设计旅游规划，因车祸遭遇重伤，但建设好第二故乡的痴心不改……当年的老知青是把每个察哈彦人都当成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把家乡建设好，让家乡的人更富裕和幸福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这部《留存的足迹》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青年人如何成长的范本。现在城里的年轻人梦想着一夜成名，依恋着时尚生活，可他们更应该知道“花盆难养万年松，圈里难出千里马”的道理。我曾多次说，我们不能再搞一次知青运动，让我们的后代再遭一次罪，但我们应该鼓励孩子们更多地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早日成才。我多么希望，他们看一看他们的前辈在察哈彦这个遥远的小村里的故事！也许他们会感动，也许他们会警醒。
我无法一一列举在察哈彦的上海知青中出了多少教授、专家和社会精英，如今他们活跃在上海和世界的许多国家；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流砥柱，尽管他们多数人默默无闻。
在这部书中， 我偶然发现了曲光辉的名字，他是带着一把小提琴下乡到察哈彦的，他的保留曲目是“梁祝”；在“察哈彦大事记”中我看到他1973年底当的民兵连长。后来我搞清楚了，他就是建立“龙艺奖学金”，资助黑龙江省艺术教育的著名海外企业家曲光辉先生。据说，上海大剧院那架价格不菲的世界名钢琴，也是他捐助的。我时任黑龙江省文化厅厅长，和曲先生多次见面，成了很好的朋友，可他从来没说过在呼玛的察哈彦插队的经历。对他来说，做比说更重要。
现在鲜为人知的察哈彦的知青战友又做了一件福荫后人的实事，那就是这部《留存足迹》。由此我想到1936年费孝通先生写的那部关于太湖东岸一个小村开弦弓的书《江村经济》，本来那是他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的博士论文，结果成了世界社会学界“研究中国农村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标本”。我以为察哈彦的朋友的这部《留存足迹》也可算作名为《新江村和中国知青运动》的书，也可能成为研究中国文革中的乡村发展和知青运动的“范本”吧！
2012年3月春雪中写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