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答：“臣办的是湖北的铁矿，现在铁厂已经能炼铁、炼钢。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所用的钢轨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与外国产的一样好。现在制造枪炮也是用我们自己所炼的精钢，比造钢轨的钢还要加工得更好。”
太后问：“买外国的枪炮总是不好，我们总得要自己多造。天津也是能造的。”
奏答：“使用外国的枪炮，到了打仗的时候，外国人遵守局外中立的国际公法。买起来就非常困难。自己制造并不困难。多建兵工厂要花费更多的钱，不如将已建成的兵工厂加以扩充。”
太后问：“有人来说湖北另有一个地方也可以设厂制造，是这样吗？”
奏答：“增设兵工厂并不难，难的是筹集经费。其实只有将工厂扩大规模多加生产，枪炮的价格才会便宜。枪炮厂现在是张之洞办理的，臣办理的是炼铁厂。中国将来要想富裕，就得依靠开矿。”
太后问：“开矿的确是天生的自然之利。”
奏答：“开矿的事不可全部交给外国人。他们现在纷纷来中国要求进行开矿、修铁路。他们来开矿是为图利，而修铁路还不仅仅是为图利。现在中国自己做主所修造的铁路只有天津至榆关、天津至卢沟桥、卢沟桥至汉口、汉口至广州几条。这是我们有自己想将南北联通，以便于调运军队。以及运输内地的土货到海口以便卖出钱来。其余俄、德、法三国所要修造的铁路，皆是他们提出来的，将来路权不归于中国，难保他们不以保护铁路、矿务为名派军队来，长驱直入中国内地。”
太后听罢，不禁赞叹：“不可缺少之人。”
并按他的要求，将全国铁路总公司设在上海。中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芦汉铁路（即京汉铁路）全线2500里，中间横跨黄河。历尽数年艰辛，终于在他的主持下得以贯通。这就是所谓的“化智为势”。
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过其代表告诉盛宣怀，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九月，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
清末民初，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山、萍乡煤矿联合组成的汉冶萍公司，是我国第一家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生产的大型联合企业。当时，资源贫乏的日本因军工生产需要，一心想控制汉冶萍。民国之初，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日本乘机派人与孙中山接触，提出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贷款500万日元给南京政府。孙中山表示可以考虑，但还须进一步商讨。谁知日本立即将汉冶萍公司的总理（法定代表人）盛宣怀挟持带往日本，称孙中山已经同意，要盛宣怀在日方预先拟定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最后文本上签字。盛宣怀深知，这个名一签，不但自己将承担丧权辱国的责任，还会连带到孙中山也无法向国人交代。而日本假借孙中山的名义紧逼，又不能硬顶着不签，眼看中日合办汉冶萍一事已无可挽救。盛宣怀在进退两难、握笔踯躅之间，再一次细阅文本，当他看到第十条时，顿时眼睛一亮。该条中有这样一句话：
“以上所有新公司（指汉冶萍）华日合办、已由中华民国政府电准……”
他轻轻提笔将句中的“已”字改成“俟”字，文稿誉清后，当日立即签约，日本人一时竞未看出其中的奥妙。到盛宣怀回国后日本人才发现，这个文本还须“俟”（等待）中华民国政府批准，否则没有法律约束力，不由大呼上当。这即是所谓的“化智人义”。
更使盛宣怀能够彪炳史册的，是他曾组织和参加的数十次赈灾活动，有官赈，有义赈，也有官义合赈。光绪十七年在治理山东小清河工程时，盛宣怀倡议“以工代赈”，让灾民参加河工建设，一方面兴修了水利，一方面用筹得的赈款以工资形式发给灾民，一举两得，后人多为仿效。在早年的赈灾活动中，盛宣怀常亲蹈实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后陆续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盛宣怀在去世前，曾立下遗嘱建立愚斋义庄慈善基金董事会，以财产的十分之四用于赈灾济贫。此不能不谓之“化利入义”。
盛宣怀是李鸿章北洋集团的主要谋士和洋务运动的具体实施者。一方面，他对外国大公司出让利益和主权，一方面他又切实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
盛宣怀正想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准备向钢铁、铁路、银行进军，并进一步发展他的矿业，但资金紧缺。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盛宣怀发电报邀请张振勋到山东烟台共同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山事宜。
张、盛二人在兴办铁路过程中谈到了建立葡萄酒厂一事，决定建立葡萄酒公司。就在张裕酿酒公司成立的时候，轮船招商局也与太古、怡签订了齐价合同。张振勋打破中国传统的葡萄种植方法，从国外引进新技术，大大提高了葡萄的产量和质量。盛宣怀在制酒过程中，不耻下问，得知酒醇味香的关键在于酒的窖藏时间，陈年老酒，愈陈愈香。于是向张勋建议，张裕酿酒公司的产品起码窖藏五年以上。在这一经营思想的指导下，张裕酿酒公司的酒的质量远胜国内外各酒厂，张裕白兰地更是盛传不衰。
盛宣怀共有六房太太，生下八儿八女，繁衍出数百个子孙后代。他这显赫庞大的盛氏家族，在上海居住了长达一个多世纪。当人们今天街头举目，仍不时可以“撞见”到盛氏家族的足迹：外滩中山的原中国通商银行旧址、轮船招商局的老房子、淮海中路上的盛氏花园（今日本领事馆总领事官邸）、香粉弄的大上海酒家、交通大学老教学楼、静安素的原汉冶萍公司俱乐部、南京西路梅龙镇广场、四楼的锦亭酒家、遵义路上的愚斋阁饭店、交通大学闵行分校的留园宾馆……分散在各地的还有：常州盛家老宅、江阴盛家老坟、北京府学胡同，以及苏州的留园、南京的留园饭店、常州的“盛毓度小学”、“盛彭菊影幼稚园”，还有那些在美国纽约、日本东京和香港中环的各式各样的留园饭店和实业公司。
［评析与顿语］
儒与商的结合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儒者”的“道德文章”与“商人”的讲求实效、精打细算相辅相成，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中华本土文化，将之继承，并运用于工商业实践，是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注定将大行其道。盛宣怀从一介秀才至洋务实业巨富，其所经历莫不出于“化智为势，化势为利，化利入义”之根本，此乃大商人之心境。他那经营精神应当值得我们借鉴。
商路17：取道经商，聚财之神
［提示］
蔡万霖现在是台湾霖园集团董事长，台湾第一金融巨子，在全世界都是极有钱的华人之一。起先，蔡万霖只是跟随哥哥蔡万春卖白菜、贩大米。独自立业后，不再做这下三滥的小生意，他要涉足大生意，做个大老板。蔡万霖有句名言：要做企业家，就要用“三量”。所谓“三量”，即是胆量、肚量与力量，三者缺一不可。
蔡万霖，1924年出生在台湾苗栗一个自耕农之家，经历长期艰苦生活的磨炼后，白手起家。8岁时起就跟兄长蔡万春到台北从贩卖蔬菜、大米、酱油，开杂货店逐步发展起来，后来靠经营“一元钱就可以开户”的“十信”存款公司迅速发迹，进而经营金融、保险、信托等业务，其中最为荣耀的是国泰人寿保险业。由于他的聪明才智和善于经营，他的企业集团不但成为蔡氏家族的“领头雁”，而且迅速跃居于台湾诸公司之首。
在为了谋生从小打工的情况下，蔡万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在老松国小毕业后，考入台北成渊中学夜校（今博爱路中信局现址），白天打工，晚上读书，并完成高中学业。
当时的蔡万霖，就非常注意招工广告，有机会就去应征。一天，他在台北火车站看到日本轮船公司台北分公司招工广告，便报名应征，却因个子太矮未被录取。但蔡万霖并不灰心，仍不断寻找工作，终于在罗斯福路一家砖瓦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十分珍惜，努力工作，获得工厂老板的青睐，给他的工资较其他人为高，并说这个矮个儿小伙子将来一定有出息。还真被他言中了。
后来，他与哥哥蔡万春、弟弟蔡万才及林顶立等人共同成立国泰产物保险公司、国泰人寿公司、国泰建设公司等，建立了以“国泰”为标志的蔡家天下。不过，蔡家大权一直掌握在哥哥蔡万春手中，蔡万春成为蔡家的代表，其他蔡家兄弟在社会上的声望也不很大。只是1979年分家后，蔡万霖才脱颖而出。
1979年分家时，在蔡万春的主持下，通过家族成员相互交换股权，蔡万霖取得国泰人寿、国泰建设、三进工程与国泰汽车工业等4家公司，并以国泰人寿保险公司为核心组成一个新的集团，当初也称国泰人寿集团，后来才改为霖园集团。]？979年年底，集团4家公司资产总额高达168亿元，营业收人119亿元，已是台湾大财团之一。其中，国泰人寿保险公司一直居同业龙头地位，同年度保险新契约突破2000亿元，有效期约2285亿元，维持50％左右的市场占有率。国泰建设公司也一直是台湾最大建设公司，业绩辉煌，先后兴建住宅2万余户，博得“房屋总汇”之美誉。三井工程公司于60年代初成立于云林县，为甲级制造厂商，因经营不善于1975年改组为国泰关系企业的一员。1964年成立的国泰建设公司以“产权清楚、按图施工、如期交屋、永久服务”四大保证为经营宗旨，获得社会好评，已是台湾第五大建筑业公司。在蔡万霖的率领下，他的企业虽不多，却每个都是盈利颇佳的企业，在不到10年时间里，发展成为台湾第一大财团。这不能不承认蔡万霖高明的经营手法。在长期的创业与经营过程中，蔡万霖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经营哲学与方法。他讲，自己之所以有今天这样庞大的事业与成就，是因为生活严谨，自奉节俭，理财有方。
对于集团金母鸡的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每天上100亿元的营业额，如何运用颇有学问。蔡万霖对于公司巨额营业额，采取分散经营方式，以降低风险，他将所得资金的1／3用于贷款，赚取利息；1／3投入股票市场，并凭他高超的股市操作技术，赚取可观利润；1／3投人房地产。目前霖园集团以保险、金融与房地产业为主体事业，主要关系企业有国泰人寿、国泰建设、三井工程、第一信托、东泰产、物保险等公司、霖园集团公司数量虽少，营业额却最大。
蔡万霖于1979年接手该公司董事长后，发展更为迅速。该公司将人身保险业务推广到台湾的各个角落，设置了很多分支机构，远及澎湖岛。目前公司名下有100多栋大楼分布在全省各地，除供自己的企业使用外，其余出租，年租金就达数十亿元。1985年起，该公司一直是台湾第一大民营企业。
不过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只有少数几家人寿保险公司，国泰人寿公司也具有垄断性质。1987年，台湾开放外国保险公司设立后，人寿保险公司迅速增至30多家，竞争十分激烈，国泰人寿也面临巨大压力。其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从最高峰1982—1983年的60％降为1995年的42．7％，但仍不影响国泰人寿的龙头地位。
国泰人寿公司在经营上确有过人之处。蔡万霖强调“重视保护权益，负起社会责任”，“争取人人保险，家家幸福”。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公司自1986年起，提供50亿元资金作为保户贷款，这是保险业的创举。1988年8月起，规定凡是到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的人到国泰医院就医，可以享受就诊优惠。经营寿险品种不断增加，目前主要有个人寿险、团体寿险、伤害险及健康险。1986年元月起开办台湾寿险业首创的投保户创业贷款及工商企业贷款。目前全省各县市设有22个分公司，并实现了有关承保、保全、理赔及收费等业务单位的电脑连线作业，经营效率大大提高。公司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员工可以认股分红，公司按每名员工的年资、职位等配发股票，达到吸引人才、稳定人才的最佳效果。正因为如此，国泰人寿保险公司仍能稳住同业第一的宝座。公司业绩十分煌辉。
蔡家之富除了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国泰建设公司等高利润企业外，拥有庞大房地产仍是其巨富的原因之一。由于蔡家企业众多，在台湾各地建立了大批楼房，仅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就有180栋房子，坐拥租金的收入和增值的利益就相当可观。其拥有的土地面积也不在话下。即使蔡家不经营企业，仅此土地就足以成为亿万富翁。
然而，蔡氏家族的社会形象不是很好，颇受争议，特别是“十信事件”与“国信事件”对蔡家形象影响甚大。而蔡家另一个被外界指责的是认为蔡家炒地皮，是带动台北地价上涨的罪魁祸首。1987年，蔡万霖的国泰人寿公司以每坪门坪约（1坪约3．33平方米）90万元得标，购买台北市南京东路华航公司旁边一片空地时，被认为是带动地价上涨的第一笔交易。这可能也不太公平，地价的上涨是台湾整个经济环境变化使然，大财团都在炒地皮，不是一个蔡家所能够主导的。
蔡万霖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建立了国泰综合医院、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与国泰建设文教基金会三大公益事业，也受到社会的肯定。国泰综合医院成立于1964年，与台湾大学医院及附属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于1984年、1986年两度扩建，同时于1985年加入公保、劳保体系，已拥有650个床位，成为知名的大型医院，1987年，荣获台湾最优秀的金字招牌医院。
国泰人寿保险公司于1980年8月捐资设立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以计划性、组织性、普遍性的工作原则，积极推动各项社会慈善活动，主要包括急难救助、慈幼福利活动捐助、敬老福利活动捐助、残障福利活动捐助、公立专科学校奖学金、大学奖学金及临时捐助等，到1996年，累计参与各项慈善活动捐助金额达5亿元。
1996年，台湾遭受特大台风袭击，响应当局“大家动员起来，重建自己家园”的号召，国泰人寿公司向省政府捐款1亿元，向台北市政府与高雄市政府分别捐款200万元与1000万元。蔡万霖个人也多次捐款兴建十信工商职业学校，其中一次捐款600万元兴建行政大楼，受到“教育部”颁奖表扬。
蔡万霖因在企业上的卓越成就与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1980年10月29日，蔡万霖荣获美国纽约圣若大学以蔡万霖白手起家、在企业经营方面成就卓越，对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福利有重大贡献而颁赠的名誉商学博士学位。1993年2月，蔡万霖获得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所颁赐的“圣思维”爵士勋章，以表彰霖园集团多年来赞助“兰阳舞蹈团”的行动。
蔡万霖却因申请成立银行而按规定于1991年辞去国泰人寿等公司董事长职务，从家族企业的第一线退居幕后，只任国泰人寿保险公司的名誉董事长与三家公益事业的董事长，企业经营已交给第二代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