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从小追杀野兽习惯所致，朱温残虐成性，杀人如草芥，但其妻被称为“五代第一贤后”的张氏聪敏贤惠，在世时以柔克刚，时加婉言规劝，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朱温动不动就处死将士，用兵法令严峻，每次出战，一个分队主帅若出战而不回来的，其余士兵一体处斩，称作“跋队斩”。因此战无不胜。手下士兵不耐酷法，多窜匿州郡，朱温疲于追捕，下令全军纹面，士兵纹面自此开了先河（据《五代史补》）。朱温暴怒杀戮过后，张氏加以救护，许多无辜的人因此得以保全。可惜张氏红颜薄命，临终遗言：“君人中英杰，妾无他虑，惟‘戒杀远色’四字，请君留意。”朱温性格使然，根本做不到。
昭宗征讨受挫后，锐气消失殆尽，终日饮酒麻痹自己，脾气也变得喜怒无常，这引起了宦官的恐惧。有一天，昭宗在禁苑中打猎，大醉而归。当天夜间，手杀宦官、侍女数人。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借机要挟宰相召百官署状同意“废昏立明”，随即带兵突入宫中。昭宗交出传国宝玺，被囚禁东宫，刘季述迎皇太子监国，假传昭宗之命自称太上皇，并令皇太子登皇帝位。
宰相崔胤在朱温的支持下，发兵打败了刘季述，天复元年（901年）正月昭宗“反正”。朱全忠随后与凤翔的李茂贞围绕争夺昭宗展开了激战。朱全忠大军围困凤翔一年多，凤翔孤立无援，城中百姓多饿死，昭宗也不得不在行宫自磨粮食以求生存。最终，凤翔城破，昭宗成为朱全忠的战利品。天复三年（903年），昭宗在朱全忠的押解下还京。他赐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并亲解玉带相赐。
据《五代史阙文》，朱温迎昭宗于凤翔时，昭宗曾有过一次杀之以除后患的行动，不过失败了。昭宗假装鞋带脱落，对朱温说：“全忠（朱温归唐时赐命）为吾系鞋。”朱温不得已，跪下系结，汗流浃背。当时昭宗身边还有卫兵，昭宗的意思是让左右擒朱温而杀之，但左右没有敢动手的。
昭宗返回长安以后，朱全忠很快发兵将朝中宦官全部杀死，同时下令各地藩镇将担任监军的宦官一律杀死。多年来宦官专权的局面因宦官肉体上被消灭而结束了，但是唐朝政治腐败黑暗的局面并不能得到扭转。朱温为了更有利于控制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提出要皇帝迁都洛阳。为了杜绝唐朝故旧对长安的念想，朱全忠令长安居民按户籍迁居，宫室和民居被毁，房屋被拆后的木材扔在渭河当中，顺河而下，月余不息。数百年古都经过这一浩劫，元气大伤。长安城哭声一片，关中百姓在道路之上大骂崔胤是“国贼”，斥责他引来朱温倾覆社稷，连累众生。
唐昭宗一举一动，都处于朱温心腹蒋玄晖的严密监视之下。当时，李茂贞、王建、刘仁恭、杨行密等朱温的敌对势力往来信使繁切，“皆以兴复为辞”。朱全忠又怕唐昭宗在洛阳生变，便下令蒋玄晖等人见机干掉唐昭宗。
公元904年夜，蒋玄晖率龙武牙宫史太等一行兵卒入宫。昭宗正饮得大醉，闻声而起，“单衣绕柱走”。兵卒追上昭宗，把他捅个透心凉。杀完人，蒋玄晖矫诏称李、裴二妃弑逆，立昭宗第九子辉王李祚为帝，是为唐哀帝，时年十三。
天祐二年（905年）十二月，朱温借故处死了枢密使蒋玄晖，又借口“玄晖私侍积善宫皇太后何氏，又与柳璨、张廷范为盟誓，求兴唐祚”，将哀帝母后何氏杀死，并废黜为庶人。谋士李振，绰号“猫头鹰”，因考进士不成，十分痛恨朝臣。他对朱温说：“这些人平时自命清高，自称‘清流’，不如扔到浊流里去。”朱温便在一个深夜，把三十多名朝臣扔到了黄河里。
朱温生杀予夺，大权在握。天祐四年（907年）三月，经过一番假意的推辞，接受了哀帝的“禅位”。建国号梁，改元开平，以开封为国都，史称后梁。从此，唐帝国不复存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继，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
◎12法则在大唐
◆唐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唐前期，军队以府兵为主体。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加之士兵逃散，府兵制急剧衰落，府兵土崩瓦解。
到了唐中期，唐玄宗穷兵黩武，用募兵制逐步代替了原来的府兵制。这样一来，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各地节度使的权力也随之膨胀，这导致了地方武装割据局面的出现，这是安史之乱的直接祸根。
唐后期，全国有四五十个藩镇，各藩镇节度使都拥有军队，少则数千，多至10万人。如河北三镇牙军，长期父子世袭，互通婚姻，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形成桀骜不驯的骄兵集团，动辄发起兵变，驱逐将帅，或支持节度使窃地割据，反抗朝廷，危害极为严重。
◆唐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8′
武则天时期开始使用酷吏。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guǐ），其中一个收受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
唐德宗贪财物，节度使多以迸奉名义来讨喜欢。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
唐朝规定做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的兴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
◆唐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8′
盛唐时期，国家殷富，长安、洛阳以及地方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布匹。唐玄宗被这种繁荣冲昏头脑，奢侈浪费，挥金如土。《资治通鉴》说他“使金帛如粪土，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例如，把全国各地一年进贡的物品全部赏赐给李林甫。加上连年战争，军费开支浩大。从唐玄宗时，帝国已经出现了财政危机。据《新唐书》记载：“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不能节。田坏而为兼并，租用调之法坏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借商、进俸、献助，无所不为也。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9世纪政府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845年武宗灭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这些紧迫的财政问题。在宣宗统治时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均收入（包括两税和盐、茶、酒专卖在内）为9220000缗。但这比通常和平时期岁出尚差整整3000000缗，因此，就必须预征以后年份的赋税来弥补亏空。专卖税继续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组织的逃税造成了政府实际收入的下降。
◆唐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6′
唐朝并无文字狱之类的冤狱事件。但是，在思想控制上，唐采取了新的措施，那就是利用宗教。唐朝初期，佛教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后来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唐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9′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哪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他的后继者做到这些的却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