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主宰朝政时，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据史载，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安史之乱以后，政局多混乱，国体不安，人民所受苦痛在所难免。
纵览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抵明暗相间，开明理知与专制暴行相伴而生，两种势力消长交替，最后则酿成持久严重的社会大动乱，并导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溃。
◆唐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范文澜说：“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这些恶性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骄表现在言莫予违，侈表现在贪立边功，轻易用武。
而唐肃宗以后基本上都是昏君。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昏君。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信赖宦官，本人却被宦官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就此开始。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
唐文宗有心铲除宦官，结果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
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
到了唐昭宗，倒是壮志不小，为时已晚，无力回天。
◆唐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8′
唐代的抵御外侵史可从唐代的边塞诗中窥出几斑。初唐时期，国力正强，抵御外敌，那时期的诗人对现实生活充满着自信，对民族充满着自豪。社会中人人都想投笔从戎，立功塞外，故成就了许多英雄壮美的诗歌。盛唐时期，国力极强，积极拓边，许多诗人慷慨出塞，造就了边塞诗的黄金时代。此时的诗人更是拔剑而起，存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回”最具代表。但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由盛而衰，内乱外患，接踵而来。诗人身经战乱，目睹战乱所造成的惨状，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而被诗人对社稷华胄沦为夷狄的爱国情绪，以及悯恤无辜厌战的反战情绪所取代。这从王昌龄的《塞下曲》以及李颀《古从军行》中可见。
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大军又占领了奉天（今陕西乾县），兵临长安城下，吓得代宗仓皇逃到陕州避难。结果唐朝首都长安不止被吐蕃攻陷而且吐蕃人还立了伪皇帝，他们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皇帝，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唐朝和吐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割地卖国条约——《唐蕃清水盟约》。
◆唐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唐朝末年，发生严重的干旱和饥荒，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冬天的蔬菜很少。饥荒地区面临着大批人饿死的危险，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树叶为食。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灾难，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赋税，农民为了完纳正式的赋税被迫卖掉房屋的木头，将自己的子女卖为奴婢，他们的妻子受雇为仆人。贤臣极力主张立即采取救济的措施，在百姓“无生计”以前应停止征税。朝廷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但很快发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皇帝发布的救灾诏令成了一纸空文。
政府赈济不力引发大规模的盗贼活动。盗匪的发生率在黄、淮之间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最高，在那里政府频繁的压榨和经常的自然灾害结合在一起，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致使许多人被迫亡命，出没于荒地原野之中，流为盗匪。
◆唐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10′
宦官弄权是唐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明显依附宦官，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德宗在位期间，废除租庸调制，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改行两税法，并试图裁抑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是，由于措置失当，猜忌将领，不但未收成效，中兴梦断，反而使战祸日益扩大。顺宗继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为翰林学士，领导改革，起用韩泰、韩哗、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改革德宗以来的弊政，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史称永贞革新。顺帝做皇帝时间不长，致使永贞革新中途失败。宪宗继位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平定河北三镇，一时间人心振奋，大唐一派中兴气象。不过宪宗对宦官的信任有增无减，宦官大大得势，宪宗也因此不明不白死于后宫，令人惋叹。之后大唐江河日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帝国末年，唐昭宗也有心图新，却壮志成空。
◆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地方割据直接断送了大唐。唐中期自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共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安史之乱表面上被平定了，但是其实际效果如何呢？学者樊树志说：“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可以说，唐中后期，一直处于安史之乱造成的地方割据的阴影之中。
◆唐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8′
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四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丽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
安史之乱改变了大融合的和谐局面。安史之乱靠回纥的协助，方得平服。中原自己逐渐无可用之兵，外族势力愈加强大。回纥与吐蕃相继扰乱西北内地。西南的南昭，唐政府也感到无从应付。大唐天可汗的藩属实际完全丧失。
结论：大唐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腐败指数8′+税赋沉重指数8′+舆论钳制指数6′+人民痛苦指数9′+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8′+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宫廷不稳定指数10′+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8′=101分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