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夺门之变"，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在两兄弟之间。看似事情的开始应该是也先不老实，王振专横跋扈造成的。然而，事情的背后，却暴露出明朝社会政治上的太多弊端。事情的责任者应该首推英宗本人，不是皇帝自己荒唐，怎么能够匆忙"御驾亲征"；不是皇帝自己的过错，怎么能够让王振一个宦官当权执政。明朝军队的不堪一击，警示出维护王朝安全的"利剑"，已不再锋利。国势衰微，边境不安，明朝开始走下坡路了。
8.别人挖坑自己跳
朝中杨提督犯事，亲家陈洪给西门庆送书一封：余情不叙。兹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救兵，失误军机，连累朝中杨老爷，俱被科道官参劾太重。圣旨恼怒，拿下南牢监禁，会同三法司审问……
西门庆叫吴主管抄录一张东京行下来的文书邸报来看。上面端的写的是甚言语：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等一本，恳乞宸断，亟诛误国权奸，以振本兵，以消虏患事：臣闻夷狄之祸，自古有之。周之猃狁，汉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强，至我皇宋建国，大辽纵横中原者已非一日。然未闻内无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金瓶梅》第十七回
明朝中叶，各种矛盾已经露出头角。底层深受压迫的人们逐渐开始反抗起来。在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多次的农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三次是正统时赣浙闽山区的农民起义；成化时郧阳山区的农民起义和正德时从河北平原发动的农民起义。
正统十二年（1447年），福建的地方官布政使宋彰为了贿赂宦官王振，对福建人民横征矿税，任意搜刮，又禁止流民入山私开银矿，并多次派巡卒入山镇压。闽浙山区的流民在叶宗留的领导下于浙江庆元、福建政和等地举行起义，四周的农民纷纷响应。这支农民军从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地区转战各地，声势强大。
随之而来的是正统十三年（1448年），福建沙县佃农邓茂七，在沙县举起反抗的旗帜。自称"铲平王"，号召当地佃农不要向地主"送租"，而要地主亲自来佃农家取租；并不许地主再向佃农勒索"冬牲"等物。
这支起义军不久就攻占了沙县、尤县，进攻延平，并提出了"进京诛王振"的口号。他们与叶宗留的军队彼此呼应，声势和规模更加壮大。明朝多次发兵"进剿"，全无结果。
正统十四年（1449年），邓茂七、叶宗留两人先后战死，他们的部众仍坚持抵抗，直到景泰二年（1451年），叶宗留的部下陶得二还继续在山区进行斗争。
在福建、浙江等地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不到二十年，郧阳地区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郧阳地处河南、陕西、四川、湖广四省交界之处，是一个未开垦的山区。长期以来，许多农民流亡在这里垦荒、采矿为生，聚集的流民达一百五十万以上。
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刘通（刘千斤）和石龙（石和尚）、刘长子等人，因为反对禁山，领导流民四万余人在房县海溪寺起义。
成化二年（1466年），农民军从房县转战四川大昌、巫山等地，受到明军的围攻而失败。成化六年（1470年），流民又在刘通部下李原的领导下，再度起来反抗。起义军迅速控制了整个荆襄地区，起义群众达百余万人。明政府调动二十五万军队，并携有大量的攻山火炮，对起义军节节追逼，深入山区镇压。李原等坚持斗争，终因山洪暴发被擒牺牲。在镇压郧阳起义的过程中，明朝政府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大肆杀戮，"死者枕藉山谷"，还把一部分流民迁往贵州充军，途中"多疫死，弃尸江浒"。
郧阳农民起义以后，又爆发了福建佃农丘隆领导的起义和广西大藤峡瑶、僮的起义。到了正德时期，四川、湖广、江西、福建以至河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农民起义，其中较大的是刘六、刘七的起义。刘六、刘七的起义爆发于北京附近的霸州，霸州庄田交错，军屯密布，贫苦的农民和屯军在勋戚、宦官、管庄军校的剥削和政府的各种特殊差役的压榨下，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很多失掉土地的农民经常在平原上骑马出没，劫富济贫，明朝统治阶级称他们为"响马盗"。
武宗正德时，管理皇庄的宦官军校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残酷。1510年10月，以刘六、刘七为首等三十四人，在霸州号召起义，不出几月，农民军发展到十余万。起义者主要是流民、饥民、"响马"和屯军，也有个别知识分子等。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刘六、刘七领导，另一支由赵鐩、刘惠领导，他们以流动作战的方式，转战于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八省地区，与江西、四川的起义互相联结。
《明实录》记载农民军在北方，"所过乡落，（当地农民）莫不椎牛供具，甚至为之持门屏以掖矢石，为乡导以攻州县"。又记载"凡过之处，则乐于供给"，甚至"弃家从乱者比比而是"。农民军所过之处，对地主豪绅予以很大的打击。正德六年（1511年），农民军又先后四次进逼北京。为了打退农民军的进攻，明武宗不仅调集了京营的军队，而且把延绥和宣大的边兵也调来北京。北京解围以后，明朝政府又在各地对农民军进行堵击追剿，刘六、刘七先后战死，农民军终于失败了。
在严嵩专政时，北有俺达汗的战争威胁，东南沿海又有倭寇的骚扰。明朝中叶，蒙古瓦剌部衰落，鞑靼部乘势兴起，鞑靼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达延汗死，其孙俺达汗势力独盛。在这一时期内，蒙古统治者曾屡次侵入内地，而明朝政府的边将却把"诸边军粮百万，半贿嵩"，以致军士饥寒疲敝，边防大坏。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达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城下，明朝拜严嵩党羽大同总兵仇鸾为大将军，仇鸾"懦不敢战"，率兵逡巡敌后，听任鞑靼所至焚掠。嘉靖时，鞑靼曾三次进逼京师，给明朝造成严重的威胁。
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政府在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下，奉行了与蒙古俺达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这件事得到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认为这样做不仅能使北方的农业生产暂免于战争的破坏，更可以借此兴修屯田，加强边备。同时他命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三千余座。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战争。
张居正的时候，还支持戚继光平定了东南沿海地带的倭寇。明世宗的时候，有一批日本的海盗经常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跟当地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沿海的官吏和兵士不敢抵抗，见了倭寇就逃。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戚继光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山东蓬莱人。戚继光到了浙江，他组织了一批新军。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就在远近传开了。"戚家军"所向披靡，倭寇逐渐平息。
各地叛乱或者骚扰，最后都被镇压或被消灭，但有一股势力，明朝始终没有彻底解决，也正是这股势力逐渐地从小到大，把明朝一步步推向断头台。这股势力就是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政权。
女真建州部初在牡丹江上源长白山东南一带。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做了皇帝，还先后颁布了官制和法律，从这时起，女真建州部就有了国家的组织。努尔哈赤从小被抚养在明朝守辽名将李成梁的帐下，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又学习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回到建州，明朝封他为建州卫左都督，并加封龙虎将军。在他统一女真各部并建立"后金"之后，威信日大，兵势日涨，这时明朝的内政日趋腐败，军事的防御也松弛了，于是他便与明朝断绝了关系，不再服从明朝的统治，并准备向明进攻。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借口报"七大恨"之忧，大举侵明，烧毁了抚顺城，将人畜物资全部席卷而去。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以杨镐为经略，出镇辽东。明军四路出师，反击金兵。由于中路军首领杜松轻敌，在萨尔游遇伏，全军覆没，继而其他两路也被金兵击败，另一路撤出。在这次战役后，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地位更加巩固，明朝对辽东的统治开始动摇。为了应付辽东的败局，明朝政府起用熊廷弼代杨镐，廷弼招抚流亡，修缮守备，形势有了转机。但是明统治者内部党争不息，熊廷弼很快被迫离职，后继者袁应泰防守松弛，除山海关外极小地区外，辽东大小七十二城全部为"后金"所有。
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兵攻宁远城，明朝军民在袁崇焕的指挥下英勇抗战，金兵大败。努尔哈赤在阵前受重伤，不久死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皇位，更积极地准备侵明的战争。皇太极统治东北时期，女真族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崇祯二年（1629年），明朝以袁崇焕为督师，率军迎战，解除了金军对北京的威胁。由于皇太极的反间，崇祯把袁崇焕杀了。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清（天聪元年已不用建州之名而改为满洲）。在这以前，皇太极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已把八旗中的三旗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还仿照明代制度设立了文馆（内阁）和六部，并宣布在沈阳开科取士，又采用各种办法来招降汉族的官僚地主。这一切都说明大清统治者已经有了覆灭明朝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