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阿克顿曾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学者王文元对此有论述："贪污是中国封建官场上永恒的"风景线"，原因就在于鼓励、刺激贪污的封建吏治是千古不变的。贪污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种必要机制。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贪污的好处"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让所有的官吏都有把柄可抓，使其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转移老百姓对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怨恨，让老百姓把怨恨都撒在"贪官污吏"身上；让所有的官吏都死心塌地地踏上最高统治者的战船，同舟共济，共赴"国难"。具体鼓励、刺激贪污的办法就是低薪、宽刑和纵容。所以，我们在看到封建官员的俸禄之少时不要为他们的清廉喝彩，更应该看到这种低俸禄下名言正顺的规礼等陋制。"至于太监贪污受贿的程度就更厉害了。根据正德朝提督东厂、司礼秉笔太监刘瑾被抄家时的财产粗略计算一下为：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衮服四。蟒服四百七十袭。牙牌两柜，甲龙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狮蛮带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又得金五万九千两。银十万九千五百两。(《国榷》卷四十八武宗正德五年)刘瑾，是明朝正德年间司礼监太监，官四品。据历史学家吴思在《血酬定律》里，对刘瑾私人财产中的黄金白银两项进行保守折算为6750万两白银，按时价折算约合人民币255亿元。按明朝当时的职官俸禄惯例，正四品官员每年俸禄约合白银144两，而太监由于不用养家荫子，所得俸禄按规定不及正四品官员的1/10。这就是说，刘瑾用了5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按常规俸禄收入的话，约需要500万年。这个过程，吴思称为"潜流"。
当然，刘瑾的贪污，最初也没有什么新意，无非是首先"日进鹰犬、歌舞、角雉之戏"，摆平年幼贪玩的皇帝；二是收取贿赂，出售官职。但是这样温和的贪污策略，使财富积敛的速度受阻。
于是刘瑾或暗示或公言地推出了两条新规定：一是，凡是奉使出差回京的官员，每次必须献上昂贵的贿赂。据载，兵科给事中周钥勘察淮安后，因为无力在规定时间筹集到"孝敬刘瑾"的1000两白银的贿赂，惶恐之际，引刀自杀。二是各地官员在三年一度的入京朝觐，需要每人交贿白银1000两到5000两不等。漕运、屯田、盐政和科举等概莫能外。
风险与利益同在。外向的索贿尽管承担着巨大风险，但是所得也往往比消极地等待别人主动来行贿要多得多，快得多。等待贿赂是随机的，单线的，需提供相应回报的；索取贿赂是计划的，网络的，只需收回伤害即可。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所以张居正10年改革，国库充盈，太仓也不过约600万两白银。刘瑾5年索贿，就有6750万两白银。所谓富可敌国，实不为过。
造成明朝中后期这种卖官鬻爵、贪污成风的现象，并不单单是一些大臣们的私欲，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腐败。《金瓶梅》第三十回，西门庆派人给太师送礼祝寿，太师看完礼物很满意，听说西门庆还是一个平头百姓，于是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札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好不好？"西门庆的官职是皇上"钦赐"给太师的，那也就是说，太师对这几个官职的任免具有绝对控制权。这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行动，腐败已经植入统治集团内部。
春秋时管仲其《八观》篇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大约是指卖官造成政治腐败，因而导致亡国。《韩非子·八奸》说："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五蠹》篇说："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明朝的路已经接近死亡边缘了。
3.朝廷有人好做官
不一时，来保进到厅上，与西门庆磕了头。西门庆便问："你见翟爹么？李桂姐事情怎样了？"来保道："小的亲见翟爹。翟爹见了爹的书，随即叫长班拿帖儿与朱太尉去说，小的也跟了去。朱太尉亲吩咐说："既是太师府中分上，就该都放了。因是六黄太尉送的，难以回他，如乃未到者，俱免提；已拿到的，且监些时。他内官性儿，有头没尾。等他性儿坦些，也都从轻处就是了。"……"
……酒过两巡，西门庆便对翟谦道："学生此来，单为与老太师庆寿，聊备些微礼孝顺太师，想不见却。只是学生久有一片仰高之心，欲求亲家预先禀过：但得能拜在太师门下做个干生子，便也不枉了人生一世。不知可以启口么？"翟谦道："这个有何难哉！我们主人虽是朝廷大臣，却也极好奉承。今日见了这般盛礼，不惟拜做干子，定然允从，自然还要升选官爵。"--《金瓶梅》第五十五回
中国有这样的古话："朋友多了路好走"，"朝中有人好做官"。社会交际讲究的是人脉，官场做官讲究的是靠山。熟人遍天下，走到哪里都不怕。在封建社会，朝中有人撑腰，犯法也有人舞弊。不管你是做买的还是做卖的，种地的还是经商的，身无分文的还是富甲一方的，地位低级的还是位重权倾的。朋友都是不可或缺的，无论这个朋友是恶人或是好人。恶人的朋友仍是恶人，这叫臭味相投；好人的朋友仍是好人，这叫惺惺相惜。如果是好人和恶人走到了一起，那就是纲常混乱，天下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庆幸的是，好人和坏人是永远走不到一起的。
不要看西门庆在蔡太师面前，点头哈腰，极尽谄媚。可是，如果真要是有个马高蹬短时候，这个身份可是一根救命稻草。即使是回到家乡清河县，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无不高看一眼，而又极力巴结西门大官人。第五十六回中说常峙节向西门庆借钱，"恰遇西门庆从东京回家，今日也接风，明日也接风，一连过了十来日，只不得个会面。"这些人为西门庆接风，不单单是因为他在衙门里办差，而是此次上京，拜了太师为干爹，那么以后可要比现在富贵多了。因此，众人才纷纷巴结。"却说西门庆自从东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礼的，请酒的，日日三朋四友，以此竟不曾到衙门里去。"（第五十五回）
人情交易，可谓是明朝中后期一大景观。朱元璋建国时候，就是靠着他身边众多"兄弟"支持。如果喜欢听评书《大明演义》的读者就能清楚，朱元璋起义之时，靠的就是跟他八拜之交的七兄弟，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常遇春、沐英。等到天下太平后，这些人也纷纷成为开国元勋，享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作为他们的酬劳。
朱元璋的后代，对于这种人情交易，做得更加突出。明朝发展到明武宗朱厚照时期，这个皇帝留给后人最有名气的应该是"豹房"了。当时一些投机政治的人们，发现正德皇上有这个爱好，于是争相讨好。历史记载中，有个马姓女子非常受皇帝宠爱，不过这个女子在入"豹房"前就已经怀孕。不知道武宗的审美观点是什么，对于一个孕妇，依然有浓厚的兴趣。
而这位女子的哥哥叫马昂，是一个因为犯罪而被撤职查看的军官，当时他的妹妹已经嫁给另一个军官，并且怀孕。但是，这个马昂却不顾亲情，通过江彬又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皇上。据说，这个女子不但长得美貌无比，而且擅长骑马射箭和少数民族音乐、歌舞，结果皇帝非常高兴。马昂也就借助牺牲自己妹妹的代价，被破格提升为后军都督府右都督，相当于全国五个最高军事管理机关之一的第一副长官。马昂从此富贵起来了，这种富贵也是借助人情，只不过这种人情有些叫人不齿。事情发展到后来，出现了戏剧性一幕。有一天，朱厚照到马昂家喝酒，喝到高兴处，马昂把自己的爱妾叫出来陪酒，不想朱厚照一下子喝醉了，然后就要求这位爱妾陪自己睡觉。
估计当时马昂也喝多了，声称自己的爱妾身体不舒服，就没有答应。如果不是喝多了，以他献出自己妹妹的"壮举"，大概也不会吝惜一个小妾的。结果惹恼了皇上，朱厚照拂袖而去。第二天，马昂被撤职，搬出刚刚住进去的都督府，他的妹妹也受到冷遇，被送到了专门惩罚宫女的地方--浣洗局。马昂的富贵因人情交易而来，也因人情交易而逝。
马昂富贵应该从进献妹妹开始算起，因为妹妹受到皇帝的宠爱而取得的荣华，着实应了那句话--"裙带关系"。靠着这种关系上来的官员能有多大能力，只不过是给国家增加几个无能的贪官，给军队增添几个一无是处的兵痞。搞这种人脉，醉心于"裙带关系"之中，极容易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在这个集团内部形成坚硬的核心，外面互相牵连形成大大的保护伞，他们为自己的私利"忠心耿耿"。并且为了使这个利益圈子更加稳固，他们会不断吸收人员，一旦这种力量达到一定的强度，那么朝廷之中恐怕就无人能够驾驭他们了。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时候，有个权臣陆炳，因为他的母亲是世宗的乳母，后来陆炳又在宫内大火中冒死救出了嘉靖。于是，既有奶妈之间的情义，又有救驾的功劳，他深得嘉靖的青睐。借助皇帝的爱护，陆炳笼络凶豪恶吏为爪牙，侦知民间富人有小过错，立即逮捕问罪，并没收其财富，积资数百万，营造房屋庭院十余所，庄田遍四方，权势倾天下。当时，首辅夏言拟旨欲逮捕他治罪，反被其勾结严嵩致死。后大将军仇鸾与严嵩争权，陆炳搜集仇鸾不法之事，劾其虚报战功，阴谋不轨，世宗即收仇鸾敕印，致其忧惧而死。
陆炳在嘉靖朝时，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满朝文武都知道他跟皇上的关系。所以，奸臣对他是曲意奉承；忠臣对他是恨之入骨。再加上嘉靖本来就不是一个好皇帝，滋生了像陆炳这样的小人。
正如开篇节选《金瓶梅》中的段落描述，各个利益集团，有一个自己活动的圈子，他们互相扶持，宋御史驾临西门庆府邸，完全是有蔡太师的威望，翟管家的塔桥，蔡御史的引荐。从而，把西门庆也纳入了这个利益圈子里。假设是另外毫无联系的一家，如第三十回提到的安忱，明明是高中头甲，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得到的功名就一去不复返了。剧烈的利益排他性，使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越加混乱、黑暗，这种混乱黑暗为西门庆之流投机商、政两界创造了条件。
人情往复之中，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贪污行贿、徇私舞弊等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就会出现。这样的朝廷想让它长存都是不可能的。
4.我是流氓我怕谁
单表西门庆从门外夏提刑庄子上吃了酒回家，打南瓦子巷里头过。平昔在三街两巷行走，捣子们都认的--宋时谓之捣子，今时俗呼为光棍。内中有两个，一名草里蛇鲁华，一名过街鼠张胜，常受西门庆资助，乃鸡窃狗盗之徒。西门庆见他两个在那里耍钱，就勒住马，上前说话……西门庆附耳低言，便把蒋竹山要了李瓶儿之事说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这口气儿便了！"因在马上搂起衣底顺袋中，还有四五两碎银子，都倒与二人。便道："你两个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干得停当，还谢你二人。"--《金瓶梅》第十九回
在中国社会文化构成中，流氓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它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不仅对于古代社会史的面目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更对近代乃至当代的社会文化的进程产生着相当的影响。
西门庆找了两个流氓替自己办事，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流氓势力的膨胀是明代政治日趋专制腐败的直接结果。在不可遏制的疯狂力量的驱动之下，万历前后流氓阶层的恶性膨胀已经成了整个社会上下呼应、相互激荡的浊流。
"流氓"一词不知是哪家创造，它极其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这一类人的形象。
《金瓶梅》中当然也写到了"流氓"形象，比如：西门庆的淫邪横暴，"应花子"的油嘴滑舌，谢希大的夤缘钻刺，"孙寡嘴"的死乞白赖，"过街鼠"的阴险凶残，"坐地虎"的撒泼行赖，王婆的机变贪狠……各具特色。
《说文解字》上说："氓，民也，从民，亡声。"氓，本义是百姓，后周朝指野民，即居住在鄙野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诗经》中有《卫风·氓》之文，《孟子·公孙丑上》："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氓也是民，但非民之通称，而是指流亡别国的民。自从它变成双音词后，就成了"流氓"。紧接着它的意思也跟着变了。
"流氓"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给了两个解释：一是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调戏妇女等恶劣行为。不管从哪个解释上说，代表了一类不被普通人接受的一群人或一种行动。
那么，流氓是如何造成的呢？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按文武两道的特色而论。侠者尚武，流氓也尚武，都拜在一个关公偶像下，拔拳为民是为侠，拔拳害民是流氓。鲁迅在《流氓与文学》中说，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对于广大小民来说，实实在在的历史，其实是他们在村落集镇、市井江湖中最平凡的生活，至于儒家也好，墨家也罢，都不是他们考虑的，也是他们考虑不明白的。历史学家王学泰曾说过：流氓群体的基本作用和整体风貌总是以混沌复杂的状态呈现。他们以触犯封建法制、悖离传统道德而为正统舆论所不齿，并成为封建国家机器经常的打击对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凭着在黑暗社会中历练出来的鬼蜮伎俩，结交衙蠹，投效权贵，勾结军队，助恶豪猾，从而充当着统治阶级的鹰犬，并几乎是扮演着鱼肉人民的黑势力角色。
明朝社会不是中国古代最混乱的时代，但它有任何一个朝代都有的特性。按理说，明朝天下的创建者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他会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底层社会人们生活的情况。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元末群雄，如河南韩山童、韩林儿，乃白莲教师。湖广徐寿辉，为贩布者。其部将陈友谅，乃渔父。江苏张士诚，为运盐舟人。浙江方国珍，乃贩盐者。安徽郭子兴，则卖卜者之子。朱元璋皇觉寺僧。四川明玉珍，福建陈友定，及明太祖部下徐达，皆农民。常遇春则为盗。元末群雄，较之秦末，更见其为平民色彩。不仅仅朱元璋自己出身卑贱，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物，也没有几个高贵的。
当然，不能说因为朱元璋出身低微，那他打下的天下就一定是个低级、混乱、流氓横行的国家。说朱元璋是流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一定是不对的，不过说他有流氓的习气还算不过分。
在有关明代社会、特别是中下层社会面貌的文献中，有大量对于流氓人物和流氓文化的描述，比如世人熟知的"三言二拍"中许多关于社会欺诈和犯罪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流氓人物或因事发端、兴风作浪，或奸诈百出、欺上瞒下，或钻缝觅隙、借机牟利，或勾结权要、横行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