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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探要(1)

管理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充分反映出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不仅创造出灿烂的古老文化,而且在世界管理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特别是其中“论政”部分尤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安邦定国之策及管理众人之道。积极发掘、认真研究古代管理思想,做到古为今用、以古为鉴。从中吸取精华营养,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管理理论,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管理科学,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先秦时期的管理思想

这段历史在秦统一全国之前,虽至今已2200余年,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特别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

姜尚的管理思想

周代齐国的始祖。因封于吕,又称吕尚,一说字子牙,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有太公之称。兵书《六韬》、《三略》传为所作。其涉及的管理思想主要如下:

(一)治国之要,在得民心。姜尚认为,人心所向是治国的根本,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他认为只要做到“仁、义、利”、“与众同好”“与众同恶”、“与人同忧同乐”就会“天下赴之”、“天下归之”。

(二)爱民如子,富民利国。在《文韬·国务篇》提出:“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他认为“大农、大工、大商”是国家的“三宝”,要充分发挥农、工、商的作用,使它们“得其所”,才能富国利民。还提出:“……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这样就会“国富而家娱”。

(三)迎纳贤良,斥退奸佞。第一,姜尚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在《三略·上略》中提出:“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第二,他提出将应具备的条件:“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并提出了挑选将才的“六守标准”,即:“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他解释说:“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重任)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第三,在考核人才上,他提出“八征”予以考核:“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谋,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日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第四,姜尚主张“上贤,下不肖(无能之人)”,因为“不肖在位,国受其害”,“贤去则国微”、“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只有重用贤人,奸雄才能离去,“主聘儒贤,奸雄乃遁”。对待贤者,应“尊以爵,赡以财,接以礼”,要“推惠施恩”。在使用人才时,要切忌“伤贤、蔽贤、嫉贤……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姜尚把奸佞之人看做是“祸殃”、“盗端”、“乱源”,因而一概不用。第五,姜尚主张对不同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三略·上略》中写道:“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原谅)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未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毁坏)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

孙武的军事管理思想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因为他们的才华主要是在吴国施展的,战绩是在吴国创建的,故又称孙吴子。他写的兵书称之为《孙子兵法》简称《孙子》。这部军事巨著共有82篇,现完整的仅存13篇。这13篇已译成英、日、俄、德、法、捷等文本,被称为“世界第一兵书”,而把孙武称为兵圣。《孙子》远远超出一部兵书的思想范围,它具有很高的哲学价值,其中不少思想对管理工作具有普遍意义。

(一)战略管理思想。在《计篇》孙子提出了“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问题。经“五事”就是考察道、天、地、将法;校之以计,内容有七个方面,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把这“五事”和“七计”看做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故而提出了“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的教导。

(二)信息管理思想。在《谋攻篇》中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在《地形篇》强调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在这部兵书中还提供了不少如何去获取知彼知己的“知”的一些做法。在《行军篇》说:“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在《势篇》中讲了通过我方的“形之”、“予之”而观察敌人虚实的“相敌”的做法。在《用间篇》中讲了采用“间谍”的办法来刺探敌方的情报等。

(三)运筹决策思想。在《计篇》中写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庙算胜,就是运筹谋划胜。庙算是事关战争全局规划的大问题,也就是根据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考虑到战争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做好军事力量的准备。只有先算、多算,周密思考,深谋远虑,才能获胜;否则,少算甚至不算,打无准备之仗,就会失败。孙子主张以谋略胜敌,在《谋攻篇》中明确地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四)组织管理思想。孙武不仅“尚谋”,而且“尚势”,主张通过组织、指挥造就我方“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的态势。试想,转动的圆石从8000的尺高山之巅滚下来,其势怎能挡得住呢!《九变篇》说得好:“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他在《形篇》中指出,双方力量对比上,如同“以镒称铢”那样占绝对优势。这种优势的兵力一旦向敌发起进攻,就如同蓄积于高山之水,一经决开,奔腾而下,莫可抵御。如何造势,孙子认为靠治众,靠搞好组织、指挥工作,“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要使治理多数人如同治理少数人那样,需要依靠组织、编制的作用。“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要使指挥多数人如同指挥少数人那样,要依靠信息指令。

(五)动态管理思想。进行管理,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方法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宜用固定的模式去对付千变万化的事态。这一科学思想,孙子比美国莫尔斯(morse)等人提出的“超y”理论早2000多年。在《虚实篇》中写道:“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意思是:用兵规律象水的流动,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方坚实之处而攻击其虚弱的地方。水因地形的高低而制约它奔流的方向,用兵要根据敌情而决定取胜的方针。所以,用兵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就象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叫做用兵如神。

(六)人才管理思想。孙子把将领看得十分重要:“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什么人能当将?《计篇》中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五德具备可为将。孙武非常强调将领的品德修养,要求他们“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静以幽,正以治”。他还提出主君要放手地让“能将”施展才华,不要去进行干预和牵制,如“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君命有所不受”等至今仍为管理的格言。

另外,孙子关于如何治军及如何处理官兵关系作了形象的阐述,他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又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些思想,对管理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孔子以礼义治国的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论语》记载了孔子关于政治、哲学、教育、伦理、文学、艺术和道德修养等各方面的言论。他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

(一)以“礼”维护国家秩序。孔子主张治理国家要按照“礼”的规范,要服从“礼”的目标。孔子的“礼”是一种以社会尊卑贵贱秩序为内容的伦理规范,孔子思想中的管理目标就是要使社会符合这个伦理规范。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名正言顺”等言论,都是维护当时等级制度的。他认为人们只要“克己复礼”,国家就治理好了。

(二)以“义”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认为只要国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百姓就会象群星环绕北极星一样拥护他。孔子提倡的“义”有四条要求:一是当政者要行为端正。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二是当政者要“见利思义”。三是对百姓要用“礼、义”去教化,“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四是要“举直”,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三)经济管理中节用、薄赋思想。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认为治理国家,除了慎重政事,恪守信用外,在经济方面要节约费用开支,爱护人民,役使百姓要不误农时。孔子的“节用”,一方面抑制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另一方面起到了调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孔子主张“敛从其薄”,他的门徒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完全反映了孔子反对竭泽而渔的薄赋思想。

范蠡的商业经营思想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楚国人。曾辅佐勾践灭吴复国,官拜上将军,后去齐国,“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不久,又弃官到当时的商业中心陶经商,自称“朱公”,人称“陶朱公”,由于他善于经营,后来成为“天下富翁”。

范蠡做生意重视预测,强调掌握时机,他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他认为应根据供求情况来判断商品价格的涨落,即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提出价格涨跌有一极限:“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一贵一贱,极而复反”。主张所存商品在价格已贵到适度时,应把它当作粪土一样立即抛出——“贵出如粪土”;在降到一定程度时,应把便宜的商品当作珠玉收进——“贱取如珠玉”。范蠡能注意加快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主张“无息币”,即不要把货币滞压在手中。他还提出对价格要加以控制,认为“平籴齐物”是“治国之道”。

陶朱公经营商业有“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之称,传说他归纳的“经商十八则”为后世商人奉为至宝。这十八则是:

1.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

2.价格要订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

3.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

4.赊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血本亏;

5.货物要面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质价减;

6.出入要谨慎,切勿潦草,潦草则错误多;

7.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

8.优劣要细分,切勿混淆,混淆则耗用大;

9.货物要修整,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

10.期限要约定,切勿马虎,马虎则失信用;

11.买卖要随时,切勿拖延,拖延则失良机;

12.钱财要明慎,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窦生;

13.临事要尽责,切勿妄托,妄托则受害大;

14.帐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

15.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

16.主心要安静,切勿妄动,妄动则误事多;

17.工作要精细,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品劣;

18.说话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

商鞅的法治思想

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原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故又叫卫鞅,公元前361年,他闻知渴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招贤纳士便到了秦国。他的法治思想深得秦孝公的赞赏,于是被任命为有相当权力的左庶长。

商鞅认为国家的管理要依靠法治。“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事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他认为治和强,治和富都是紧密相联的。“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商鞅还强调变法。他认为治国单靠古法是不行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他认为,因循守旧,把古法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不仅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反而因为它不适应时代的潮流而导致国家的衰亡。“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他认为批评变法和主张循古都是不对的:“反古者不可诽,而循礼者不足多。”他主张若强国利民就必须变法:“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他告诫秦孝公对变法要采取坚决的态度,否则就会:“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变法,其主要内容:一是废井田,开阡陌,准许土地自由买卖;二是奖励耕战,按军功授爵,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三是建立县制,在全国设置31个县,由国家统一控制。经过商鞅变法改变了秦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一跃而为“兵革强盛、诸侯畏惧”的强国。

孟子的仁政治国思想

孟子(公元前390——前305年)各轲,字子舆,战国中期思想家,生于鲁国,曾为齐宣王客卿,晚年专力于讲学和著述,现存《孟子》一书记录了他的言论、思想。孟子游说诸国规劝统治者倡行“仁政”,为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国家的方法。

(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商汤与周朝初起时只有一小块土地,与夏桀、殷纣相比,可谓是地狭民寡,但由于他们以德服人,争取民心,因而,“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成为天下之主。相反“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天下矣。”孟子把各国统治者为争夺土地和人口而穷兵黩武、相互攻伐的办法比做“缘木而求鱼”,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会带来许多灾害,要想广土众民,唯一办法是争取民心。孟子提出:“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他告诫统治者应该“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为了“得民心”,他提出了“以佚道使民”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使老百姓安逸的原则上来役使他们。孟子要求统治者能够“与民同乐”,他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肌色,野有饿莩”,人民自然就不愿供统治者役使,而是时时希望“与之偕亡”。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则应反其道而行之,与人民共享财富快乐:“王如好货(财),与民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