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有巨量黄金一说，主要是源自各种史书的记载。皇帝的赏赐和贵族间的馈赠是黄金的主要使用方式，而且数目动辄就是以千万计。顾炎武的《日知录》和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对此均有专门论述，下面是赵翼的归纳：
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尉缭说秦王，赂诸侯豪臣，不过三十万金，而诸侯可尽。汉高祖以四万斤与陈平，使为楚反间，不问其出入。娄敬说帝都关中，田肯说帝当以亲子弟封齐，即各赐五百斤。叔孙通定朝仪，亦赐五百斤。吕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斤。陈平交欢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即位，以大臣诛诸吕功，赐周勃五千斤，陈平、灌婴各二千斤，刘章、刘揭各千斤。吴王濞反，募能斩汉大将者赐五千斤，列将三千斤，禆将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万斤。武帝赐平阳公主千斤，赐卜式四百斤。卫青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军受赐二十余万斤。昌邑王赐故臣君卿千斤。宣帝既立，赐霍光七千斤，广陵王五千斤，诸王十五人各百斤，赐孔霸二百斤，赐黄霸百斤。元帝赐段会宗、甘延寿、陈汤各百斤。成帝赐王根五百斤。王莽聘史氏女为后，用三万斤，赐孝单于千斤，顺单于五百斤。莽末年，省中黄金，万金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尚方，处处各有数匮。可见古时黄金之多也。
关于赵翼所列举的这些黄金数量，《廿二史劄记校证》的校证者王树民先生称，其中虽然有一些小的笔误，但基本上可以在《史记》、《汉书》的“本纪”和“列传”中找到这些数目的出处。由此，足以证明秦汉时期中国黄金的数量之巨大。
但到了东汉时期，关于黄金的记载却大为减少，巨量黄金突然间消失不见。商品交换更是倒退到了简单的以物易物时期，而且以黄金作为赏赐的记载也相当少见。据考证，东汉一代就仅有汉灵帝于光和元年（178年）赐朱俊黄金五十斤的一次记录。那么，西汉时期的巨量黄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会突然间消失呢？
关于巨量黄金的神秘消失，一千多年来，人们议论纷纷。但想要解决黄金的消失之谜，恐怕首先就要说明这些黄金到底存没存在过。有些人们对史书中记载的黄金提出质疑，认为这些黄金其实是黄铜。所依据的证据是，秦汉黄金的开采量根本不可能有如此之大，而且就算加上当时对外贸易所获的黄金，也不会冒出这么多的黄金来。既然人们惯以“金”来称呼钱财，就很有可能将当时作为货币流通的铜称作“金”或“黄金”。但后人没能察觉，竟以为是真正的黄金了。
尽管认为黄金是黄铜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明显的“黄金”（金）、“白金”（银）、“赤金”（铜）的分类了。秦朝时，也特意将黄金称之为“上币”，将半两钱称为“下币”。其中《汉书·食货志》记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如果黄金是铜的话，那么岂不是未铸造的铜要比铸造后的半两钱还要珍贵？而在西汉，金、铜的区别更是极其明确。黄金通常以“斤”、“镒”为计算单位，而铜钱则称为“铢”或直接称为“钱”。政府中管理金矿的称“金官”，管理铜矿的则称“铜官”。如果说将铜和金混合，那也只可能是在西周之前，到了春秋文字变得发达起来，“黄金”和“铜”在文字上的使用基本就没有混淆了。
所以认为“黄金”是铜钱，只是人们妄断的猜测罢了。在文献中，所记载黄金的确是存在的，通过考古发掘也确有大量西汉时期的金饼出土。尽管这些出土的饼块状黄金货币大小不一、厚薄不等，重量各有差异，但是从总体来看，大致都在250克左右。如1971年在河南荥阳古城村遗址出土西汉金饼四块，重量分别为244.6克、248.3克、248.5克、250克。1974年在陕西西安鱼化寨北石桥遗址出土西汉金饼6块，重量分别为257.65克、258.8克、249.55克、261.9克、246.4克、245.6克。而其他如山西太原东太堡、湖南长沙杨家大山、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河北易县西干坻与满城贾庄、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等出土的金饼，重量也大致在250克左右。这与汉初的法令规定，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也是相一致的。在这些金饼上还往往发现文字或记号，如“辰”字、“黄”字、“君”字等等，有一些则是刻有重量，如“十五两十五朱”。到汉武帝时，黄金货币有了一定的变化，被铸作成麟趾和马蹄状。《汉书·武帝本纪》中记载：“诏曰：有司议曰，径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蹄以协瑞焉。”这些麟趾金和马蹄金近年来仍有出土。不可否认，考古发掘中西汉金饼出土的地域很广，但是与文献中记载的黄金数量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
那么文献中所记载的数量庞大的黄金又何在呢？有些学者进行猜测和考证，提出了黄金用于佛事一说。
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卷十一·黄金》中记载：“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其意是说，汉时黄金量很大，价值也就相对较低，后代由于大兴佛事用掉了巨量的黄金，使得黄金成为了难得之货。
清朝的史学家赵翼也认为是此原因，他在《廿二史劄记·卷三·汉多黄金》中称：“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之计，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今日学者陈直先生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提出了与顾炎武和赵翼类似的说法。他认为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后，用以涂金佛、写金经，因此消耗了大量黄金。而这样的消耗不同于造器物，是不可能被回收的，最终使得黄金日少一日。
说是东汉黄金的消失是用于佛事，固然有理。因为佛寺塑像涂金的用金量的确非常惊人，到西藏布达拉宫看看便可知道。但其中需要人们注意的是，东汉时期佛教才刚刚传入不久，并没得到大范围的普遍接受。即使有一些寺庙使用黄金进行塑像涂金，用量也是微乎其微，完全不会造成东汉黄金销声匿迹的现象。佛事的真正勃兴是在南北朝时期，其中存在着难以跨越的时间之差，因此“用于佛事”不可能是造成西汉巨量黄金突然消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