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这封信，我心里百感交集。父亲毫不留情面地使用了那些残酷的措施，这使我觉得极为委屈。他提到玛莎时的那种轻蔑的口气，我感到既不礼貌又不公正。一想到把我从白山要塞调出去，我就觉得十分害怕，但最使我悲伤的还是母亲生病的消息。我很生萨维里奇的气，毫无疑问，我决斗的消息一定是他通给我的双亲的。我在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终于在他面前站住，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对他说：“看来，你害我受了伤，让我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了整整一个月，还不满意，你还想害死我母亲。”这话就便像当空的霹雳一样，使萨维里奇吃惊得目瞪口呆，“你饶了我吧，少爷。”他几乎要哭出来，说，“你这是说的什么呀？是我害你受伤！上帝看得见的，我是跑来用自己的胸膛挡住阿列克赛·伊凡内奇的剑，免得你受伤的！该死的是我年纪大，不中用。可我对你母亲又怎么啦？”“你怎么啦？”我回答，“是谁叫你告我的状的？难道是派你到我这儿来当奸细的吗？”“我？是我告了你的状？”萨维里奇含泪回答，“主啊，天上的君王！请你看看这封信吧，看看老爷给我写了些什么：你会看到我是怎么告你的状的。”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老狗，你应该害臊，你竟无视我的严厉命令，不把我孩子彼得的情况及时向我报告，致使旁人不得不把他的胡闹转告于我。你是这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和执行主人的命令的吗？由于你隐瞒真情和放纵年轻人，我要送你这条老狗去养猪。收到此信后，我命令你马上回信，向我报告他目前的健康状况（已有人写信给我，说他身体已复元）：他伤在何处，是否已得到良好医治。”
显然，萨维里奇是无辜的，而我却责备他、怀疑他，使他平白无故遭受委屈。我请求他原谅，而老头却无法抑制他内心的伤心，“瞧我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啦。”他反复说，“瞧我得到主人的什么恩惠了！我又是老狗，又是猪倌，又是我害你受了伤！不，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罪魁祸首不是我，而是那个该死的法国先生：他教你用铁叉子刺人和冲杀，似乎这样刺人和冲杀就能够防备坏人似的！犯得着花钱去雇这么个法国先生吗？”
然而，到底是谁会费心把我的行为告知父亲呢？是将军吗？但是他好像不太关心我，而伊凡·库兹米奇也不会认为有必要向父亲报告我决斗的事。我猜不出。于是我怀疑这是施瓦勃林干的。告状只有对他一个人有利，这样做就能够把我从要塞调开，断绝我和司令一家的关系。我到玛莎那里去，想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在门口遇到我，“您这是怎么啦？”她看见我，说，“您的脸色这么苍白！”“全完了！”我边回答边把父亲的信递给她。现在轮到她脸色发白了。她读完信，用发抖的手把信还给我，声音发颤地说：“看来是我命苦……您的亲人不愿接受我到你们家里去。一切都听从上帝安排吧！上帝比我们更明白应该怎么办。没有办法，彼得·安德烈伊奇，也许您会得到幸福……”“这不可能！”我抓住她的手大声说，“你爱我，为了你我不惜赴汤蹈火。我们走，跪到你的双亲面前，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目空一切的人……他们会给我们祝福的，我们马上就结婚……以后，过一些时候，我相信，我们能够恳求我父亲，妈妈会赞成我们的，父亲也会宽恕我……”“不，彼得。”玛莎回答，“没有你的双亲给我们祝福，我可不能嫁给你。没有他们的祝福，你是不会得到幸福的。我们还是听从上帝的意旨吧。你如果找到未婚妻，那就让上帝保佑你，彼得，那时我会为你们……”说着，她哭了起来，转身走了。我本想跟她一起到房间里去，但又感到我无法约束住自己，便回家了。
我坐在家里沉思默想，突然萨维里奇打断了我的思路，“少爷，你看。”他递给我一张写满字的纸，说，“你看看，是不是我告了少爷的状，是不是我挑起你们父子俩不和？”我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纸，这是萨维里奇的回信。信是这样写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老爷，我们的慈父：
我收到您仁慈的来信，在信中您对我，您的奴仆极为生气，说我没有好好执行主人的命令，应该害臊。我不是一条老狗，而是您忠实的奴仆，我听从主人的命令，并一直尽心竭力服侍您，直到白了头发。关于彼得少爷受伤一事，我未曾写信禀告，是因为怕惊动您，听说主母阿芙多季亚·华西里耶夫娜太太受惊病倒，我为她的健康祷告上帝。少爷伤在右肩，在胸口骨头下面，深一寸半，他住在司令家里，是我们把他从河岸上送到那里去的，给他治伤的是这里的理发师斯捷潘·帕拉莫诺夫，荣耀归于上帝，眼下少爷已经痊愈，他的情况再好也没有了。听说长官们都很喜欢他，华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待他像亲儿子一般。至于他发生这种意外，就既往不咎吧，俗话说：马有四只脚，不免要跌交。至于您说要送我去养猪，我完全听从主人的嘱咐。为此下人谨向您磕头。您的忠心奴仆
阿尔希普·萨维里耶夫”
读着这个善良老人的信，我好几次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没有心思给父亲回信，要安慰母亲，萨维里奇的信已经足够了。
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玛莎几乎不和我说话，而且千方百计回避我。司令家里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我慢慢习惯于独自坐在自己屋里。起初华西丽莎·叶戈罗夫娜为这件事责备我，但看到我这么固执，也就不再多说。和伊凡·库兹米奇见面，只是出于军务的需要。和施瓦勃林也难得见面，即使见面也很不愉快。我还发现他对我很仇视，这证实了我对他的怀疑。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我变得沉默寡言、愁眉不展，而孤独和无所事事更加剧了我这种情绪。在孤独中我心中的爱情变得更强烈，使我愈来愈悲痛。我失去了对阅读和文学的兴趣。我意气尽失。我害怕会发疯或者堕落。可是一个对我一生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意外事件，突然强烈地震荡了我的心灵，这种震荡对我是有益的。
……
不速之客
广场上人都走光了。我仍旧站在那里。看到这么多可怕的场面，我心里乱糟糟的，一时理不出个头绪。
最使我心焦的是不知道玛莎的情况。她在哪儿？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藏起来了？她躲避的地方是不是可靠？……我心里充满各种可怕的想法，走进司令的家……屋子里空荡荡的，桌椅柜子全给砸坏，碗碟给打碎，财物都给抢光了。我登上通往正房的梯子，平生第一次走进玛莎的房间。我看见她那张被强盗们翻乱了的床，衣橱被砸坏，衣物被抢光，空神龛前面的长明灯还亮着。挂在两扇窗子当中墙壁上的小镜子还好好的……这间朴素闺房的主人到底在哪儿啊？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想象着她落入强盗手里的情况……我的心揪紧了……我十分悲伤地哭起来，大声呼唤着我那心上人的名字……这时我听到一阵轻微的响声，帕拉莎从衣橱后面走出来，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着。
“啊，彼得·安德烈伊奇！”她两手一拍，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多么疯狂啊！……”
“玛莎呢？”我急不可待地问道，“玛莎怎么啦？”
“小姐没出事。”帕拉莎回答，“她藏在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家里。”
“在神父夫人家里！”我惊呼起来，“我的天哪！普加乔夫在那儿呢！……”
我奔出房间，刹那间就到了街上，我什么也没注意，什么也没感觉，心急慌忙地跑进神父的家。那里不断响起叫喊声、狂笑声和歌声……普加乔夫正在和他的同伙欢宴。帕拉莎也跟着我跑到那里。我叫她悄悄地把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请出来。过了一会儿，神父夫人手里拿着一个空酒瓶走进门廊里来见我。
“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玛莎在哪里？”
我怀着无法表达的焦急心情问道。
“我那宝贝，她躺在我床上，在隔板后面。”神父夫人回答，“唉，彼得·安德烈伊奇，差一点出了乱子，还好，荣耀归于上帝，一切都顺顺利利地过去了：那强盗刚坐下来吃饭，我那可怜的姑娘就醒过来，呻吟了一声！……我真给吓呆了。他听见了，问我：‘谁在这儿呻吟，老太婆？’我对那强盗深深鞠了一躬，回答说：‘皇上，是我的外甥女生病了，躺下来两个礼拜了。’‘你的外甥女年轻吗？’‘还年轻，皇上。’‘老太婆，把你的外甥女领出来给我看看。’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可是没有办法。‘皇上容禀，这姑娘起不来，不能到这里来见你老人家。’‘不要紧，老太婆，我自己去看看。’这该死的家伙真的朝隔板走去，你想得到吗？他真的掀起帐子，用那老鹰般的眼睛瞧了一眼！结果倒没什么……上帝拯救了她！不知你相信不相信，那时候我和我那老头子已经准备去殉难了。幸好我那宝贝没有认出他来。主啊，我们真是盼到好日子啦！有什么好说的！可怜的伊凡·库兹米奇！谁想得到！……还有司令太太呢？伊凡·伊格纳季奇呢？他犯了什么罪？他们怎么会饶了你呢？但是施瓦勃林，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又怎么样？他照哥萨克样子剃了头，这会儿正在我们这儿和他们一起大吃大喝呢！这个滑头，没什么可说的！而当我说到生病的外甥女时，信不信由你，他就这么瞧了我一眼，那目光像把刀子要把我刺穿似的。但是他没有说出来，这可得谢谢他。”这时响起了客人们醉醺醺的叫喊声和盖拉辛神父的声音。客人们要酒喝，主人在喊妻子。神父夫人着了慌，“你快回去吧，彼得·安德烈伊奇。”她说，“这会儿我可顾不上您了，强盗们在喝酒。如果落到酒鬼手里，那才倒霉呢。再见，彼得·安德烈伊奇。听天由命吧，也许上帝不会丢下我们无论的！”
神父夫人走了。我稍稍放心了一点，就回自己屋里去。走过广场的时候，我看见几个巴什塞尔人挤在绞架旁边，正从被吊死的人脚上拉下皮靴。我好容易压下满腔的愤怒，感到去打抱不平是没有用的。强盗们在要塞里跑来跑去，抢劫军官的家。到处响着喝醉的叛军的喊叫声。我回到家里。萨维里奇在门口迎接我，“荣耀归于上帝！”他看见我，喊了起来，“我以为那些强盗又把你抓去了呢。唉，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你能相信吗？这些强盗把我们的东西全抢光了，衣服、被单、碗碟，一样也不剩。不过，可没想到，荣耀归于上帝，他们把你放回来了！少爷，你可认出那个首领？”
“没有，没有认出，那是谁呢？”
“怎么，少爷？你忘了那个在客栈里骗去你的皮袄的酒鬼吗？那件兔皮袄还是全新的，可这强盗就这样把它拆开绷在身上！”
我很惊讶。普加乔夫和我那个向导真是像得出奇。我这才相信普加乔夫和他是同一个人，才清楚他为什么会放掉我。我不能不惊奇，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一件送给流浪汉的小皮袄居然把我从绞索下拯救了出来，一个在客栈里游荡的酒鬼居然攻陷了好多个要塞，震撼了整个国家！”
“你想吃点东西吗？”萨维里奇没有改变他的习惯，问道，“屋里什么都没有了，我去找找看，给你随便做点什么。”
剩下我一个人，我便沉思起来。我怎么办？留在被强盗占领的要塞或者追随这个匪帮，对于一个军官来说，都是不成体统的。我的天职要求我必须到我的职务所在，在目前困难的形势下还能对祖国有益的地方去……可是爱情强烈地要求我留在玛莎身边，保护她。尽管我预见到形势无疑会很快发生变化，可是一想到她的危险处境，我还是不寒而栗。
一个哥萨克跑来找我，打断了我的思绪。他通知我，“皇上要召见你。”“他在哪里？”我问道，准备服从他的命令。
“在司令的住宅里。”哥萨克回答，“饭后老爷子去洗澡，这会儿在休息。老爷，从各方面看来，他是个贵人，他一顿饭吃了两只烤小猪，洗蒸汽澡的时候，烧得那么热，连塔拉斯·库罗奇金都吃不消，他把桦长帚交给福姆卡·比克巴耶夫，往身上浇了一桶冷水才好歹活了过来。没什么好说的，他的一举一动都那么威严……听说他在澡堂里让人家看了胸膛上的皇帝印记：一边是双头鹰，有一枚五戈比的硬币那么大，另一边是他自己的像。”
我认为没有必要和这个哥萨克争论，便和他一起到司令的住宅里去，预先想象着和普加乔夫见面的情景，竭力猜这次见面将会怎样结束。读者很容易想象得出，当时我并不是很冷静的。
我走到司令的住宅时，天已开始黑了。吊着死人的绞架黑糊糊地矗立着，令人毛骨悚然。可怜的司令夫人的尸体还瘫在台阶上，那里有两个哥萨克在守卫。带我来的那个哥萨克进去通报，一会儿就回来，把我带进我昨天还那么依依不舍地和玛莎告别的那个房间。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不同寻常的景像：在铺着台布、放满酒瓶和酒杯的餐桌后坐着普加乔夫和十来个哥萨克首领，他们都戴着帽子，穿着花衬衫，由于喝了酒，个个都很兴奋，脸上红通通的，眼睛闪耀着光芒。施瓦勃林和我们那个下士等新入伙的叛徒都不在里面，“哦，尉官先生！”普加乔夫看见我，说道，“欢迎光临，敬请就坐，请赏脸。”在座的人挤紧了一点，腾出座位。我一言不发地坐在桌子边上。我的邻座，一个体格匀称、容貌英俊的年轻哥萨克给我斟了一杯酒，但是我碰都没有碰一下。我好奇地观察着这伙人。普加乔夫坐在首席，胳膊撑在桌子上，用那宽大的拳头支着长满大胡子的腮帮。他的容貌端正，很讨人喜欢，一点也不显得残暴。他不时和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谈话，有时称他伯爵，有时称他季莫菲伊奇，有时还尊称他大叔。他们彼此都以同伴相待，对自己的首领并不显得特别恭敬。他们谈到早晨的进攻，暴乱以来的胜利和今后的行动。每个人都自吹自擂，发表意见，毫无拘束地和普加乔夫争论。在这个古怪的军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决定要向奥伦堡进军：这个行动是大胆的，并且差一点取得成功——那简直是个灾难，这次进军宣布将在明天付诸行动。
“来吧，弟兄们。”普加乔夫说，“在睡觉之前，唱唱我那首心爱的歌吧。丘马科夫，唱吧！”我的邻座用他那尖细的嗓子唱起悲哀的纤夫之歌，接着大家一起唱起来：
别喧闹啊，亲爱的翠绿的橡树林，
不要打扰我这年轻的勇士的思绪。
明天在威严的法官——沙皇面前，
我这个年轻的勇士将要受到审判。
他这位沙皇老爷将要把我来审问：
你说，你说，你这个农民的孩子，
你和谁一起去偷窃，一起去抢劫，
和你一起去偷的还有多少个伙伴？
我对你说啊，亲爱的正教徒沙皇，
我把一切真情都对你老实来说明。
我那些亲密的伙伴一共只有四个：
第一次亲密的伙伴是漆黑的夜晚，
第二个亲密的伙伴是上等的宝刀，
第三个亲密的伙伴是我那匹好马，
第四个亲密的伙伴是我那张硬弓，
我派出的探子是那有钢尖的利箭。
那位亲爱的正教徒沙皇对我说道：
好哇，好哇，你这个农民的孩子，
你既然会偷盗抢劫，还善于回答，
孩子啊，我要好好地开恩奖励你：
在空地上给你盖一座高大的宫殿，
在那里竖起两根柱子和一根横梁。
这些注定要受绞刑的人所唱的关于绞架的民歌，在我心中激起的波澜是难以形容的。他们那严峻的神色、整齐的歌声，以及给那本来就很动人的歌词增添上去的悲哀表情——这一切都以那诗歌的可怕力量震撼着我的心灵。
客人们又干了一杯，然后站起来和普加乔夫告别。我也想跟着走，但是普加乔夫对我说：“坐下，我想和你谈一谈。”我们就面对面坐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