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九年八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卒。他生前就跋扈不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暗中聚结亡命之徒，抄掠寿州（今安徽寿县）以充军实。其子元济匿丧不发，只说少阳患病，自领军务。朝廷深知少阳尾大不掉，在平蜀后便想乘战胜余威，一鼓作气平定淮西。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疏，请求把自己的治所从扬州徙往寿州，以便相机规取。因朝廷正用兵河北讨伐王承宗，未暇顾及元济，便隐忍不发。吴少阳部下判官苏兆、杨元卿，大将侯惟清皆劝元济入朝，表示效忠天子。元济大怒，杀苏兆，囚侯惟清，杨元卿因在长安奏事，幸免于难。元卿把淮西虚实及取元济之策，报告给了当时已任宰相的李吉甫，请求讨伐吴元济。吴元济杀死元卿妻及其4子。李吉甫上奏天子，认为应出兵讨伐，大臣张弘靖主张先礼后兵，先为少阳辍朝、赠官，并派人吊祭，如吴元济图谋不轨，然后加兵。宪宗采纳了这个意见，派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前往蔡州吊祭。元济不迎使臣，却派兵四出，屠舞阳（今属河南），焚叶县（今属河南），掠鲁山（今属河南）、襄城（今属河南），李君何不得要领而还，东都洛阳受到震动。十月间，宰相李吉甫病逝，宪宗以忠武军（治所为河南许昌）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军讨伐吴元济。吴元济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纵兵大掠，东都亦深受其害。朝廷下诏削元济官爵，命宣武等16道进军讨伐。严绶击淮西兵小胜，疏于防备，被淮西军夜袭，败于兹丘（今河南泌阳北），退却50里，驰入唐州（今河南唐河），闭城不出。寿州团练使令狐通为淮西兵所败，想退回城中，不料境内诸栅已被敌寇焚毁，致使进退失据。宪宗一怒之下，命左执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之，贬令狐通为昭州（今广西平乐）司户。又诏鄂岳观察使柳公绰以兵5000授安州（今湖北安陆）刺史李听。柳公绰请求自己前往击贼，被宪宗批准，结果每战皆捷。李光颜也败淮西兵于临颍（今属河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但都不能给吴元济以重创，元济依然嚣张如故。
元和十年五月，宪宗派大臣裴度到前线宣慰将士，观察用兵形势，裴度还朝后，述说淮西可取，并赞扬诸将中只有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宪宗听说吴元济可破，心中也很高兴。但裴度之言与主和派不合。韩愈马上写了《论淮西事宜状》，阐明自己对讨伐吴元济的态度。他说，淮西只有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蔡（今河南汝南）3州之地，四处侵掠，虽小有所得，但力尽筋疲，得不偿失。譬如一个人有十夫之勇，自朝及夕，大呼跳跃，其初尚可畏，但过不了多久便会累垮。当其力竭之时，即使是三尺童子，亦可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也。”现在的问题是陛下能否下决心。兵不多便没有取胜的把握，必胜之师，在于速战，兵多而战不速，耗费必然增多。陛下讨伐的意志应当坚定，如果半途而废，伤威损费，祸患就大了。他提出了六条具体建议：第一，利用乡兵破敌。第二，集中优势兵力破敌。第三，不杀害俘虏。第四，要老成持重，不可半途而废。第五，厚赏重罚。第六，对敌人区别对待。
韩愈只是一介书生，军旅之事，本非所长，姑无论其所提建议是否可行，单就其爱国热忱而论，也是应该嘉许的。
就在主战派、主和派争论不休之际，朝廷中又发生了宰相武元衡及御史中丞裴度遇刺事件。原来自李吉甫死后，宪宗将用兵之事悉委武元衡处置。淄青帅（治所郓州，即今山东东平）李师道本与吴元济沆瀣一气，曾上表天子，请求赦免元济，天子不准。他的门客给师道献计说，天子之所以下决心讨伐吴元济，是因为武元衡极力撺掇所致，若派人把武元衡刺死，其他宰相就不敢饶舌了。师道当即同意，派出了刺客。恒冀帅王承宗派牙将尹少卿到朝中为吴元济游说，到了中书省，出言不逊，被武元衡逐出，承宗便上书诋毁武元衡。元和十年六月的一天，天尚未明，武元衡自府第靖安坊东门上朝，有贼人突出执元衡所乘之马，行十余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入通化坊击伤裴度，幸亏裴度所戴毡帽厚，得以不死。宰相被刺，京城惶骇，一夕数惊，其他宰相出门所过之处搜索甚严，以防备奸细。刺客嚣张之极，竟写信恐吓掌缉捕贼人的左右金吾及京兆府说，不要积极捕我，否则我先杀你。兵部侍郎许孟容上奏天子说，自古未有宰相横尸道路而盗贼不获者，这是朝廷的奇耻大辱，请以裴度为宰相，大索贼党。宪宗于是下诏搜捕贼党，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京城大索时，恒州士兵张晏等数人行止与众不同，引起了人们的怀疑。神策将军王士则等告发王承宗派张晏等刺杀武元衡，有司张张晏等8人擒获，宪宗命京兆尹裴武、监察御史陈中师鞫审，张晏等承认杀死了武元衡。大臣张弘靖怀疑此案不实，多次上言，但宪宗不听，将张晏等5人斩首，又杀其党羽14人，而李师道所派的刺客竟得以漏网。后来东都留守吕元膺捉获了李师道的部下訾嘉珍、门察，细加勘问，才知此两人是杀害武元衡的真凶，这一扑朔迷离的案件才大白于天下。
凶手捉到了，真相弄清楚了，但朝廷却食言自肥，原来许诺的捕获凶犯者“赏钱万缗，官五品”的事，却不再提起了。韩愈对此大惑不解，煌煌大唐王朝怎能如此轻诺寡信？便写了《论捕贼行赏表》，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陛下曾明立条格，表示有能捉获贼者，赐钱万缗，仍加超授。百姓小人，重财轻义，极损朝廷威信。更何况吴元济、王承宗尚未擒灭，两河之地，大半尚未收复，陇右、河西，陷于吐蕃。当此之时，更宜大明约束，使信在言前，以固人心。孔子尚欲舍生以存信，今人怎可无故而轻弃之？商鞅为秦孝公相，立三丈之木于市南，募有人能徙之北门者，予50金，有一人徙之，果真给50金，这就叫信；周成王小时戏封其弟叔虞为侯，史臣说天子无戏言，遂封叔虞于晋，这也是信；汉高祖拿黄金4万斤给陈平，让他离间项羽与群臣的关系，从不问其如何花费，后来果成大功，这更是信。“以此观之，自古以来，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我与捕贼之人，本无恩义，他们虽然获赏，与我了不相干，之所以喋喋不休，是“欲令陛下之信行于天下也。”韩愈通篇都在说一个信字，国无信不立，人无信不行，这无疑是指朝廷之短，主和派宰相李逢吉对此大为恼火。与韩愈不和的人乘机落井下石，说韩愈在江陵时，荆南节度使裴均待他甚厚，均之子谔是鄙劣小人，回家看望父亲时，韩愈请他吃饭，还为之写序。一时朝议沸腾，韩愈便被贬为太子右庶子了。
韩愈因主张讨伐吴元济而被贬官。正当他心灰意冷之际，突然柳暗花明，事情有了转机。原来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论中，宪宗倒向主战派一边，主和派不得不退避三舍。朝廷从元和九年冬讨伐淮西的吴元济，连续4年，竟未成功，宪宗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宰相李逢吉等人争相进言，都说师老财竭，应当罢兵，只有裴度一言不发。宪宗让他表态，他说：“臣请自往督战。”宪宗高兴地说：“卿真能为朕一行吗？”裴度回答说：“臣誓不与逆贼吴元济俱生。其实，吴元济势穷力蹙，只不过讨伐的官军不能齐心协力，因而逆贼得以苟延残喘。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先恐后破贼了。”宪宗对裴度的表态甚为满意，元和十二年（817）七月，以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裴度辞去招讨一职，请求只称宣慰处置使，宪宗自然答应。裴度又奏请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判官书记，李正封、冯宿、李宗闵3人为幕僚，刻日出兵讨伐蔡州。
韩愈得到任命后，欣喜若狂，马上写了《赠刑部马侍郎》诗给宣慰副使马总：
红旗照海压南荒，征入中台作侍郎。
暂从相公平小寇，便归天阙致时康。
七、晚年生活
韩愈在刑部侍郎任上没有干多久。他自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便被贬为潮州（今属广东）刺史，他在任上只有一年时间。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皇帝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掀起了一片佞佛的狂澜。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详论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大为震怒，要处以极刑。幸有裴度、崔群等替他说情，才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行至蓝关，大雪塞途，马不肯前，时侄孙韩湘从远道赶来伴随，韩愈作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前四句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为了“除弊”而谏迎佛骨，竟然被远贬潮州，当然有满腔愤懑和委屈。同年十月，因大赦被量移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他在潮州和袁州任刺史，都颇有政绩。
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奉诏内调为国子祭酒。回朝后，他对主管的国子监进行了整顿，行文吏部不得派任非博通经学及非进士五经登科人充当国子监学官；新学官到职，必须经过考试，方可正式任用；并推荐秘书郎张籍为国子博士，以加强教师阵营。这些措施，使国子监面貌大为改观。
长庆元年（821）七月，韩愈由国子祭酒转任兵部侍郎。翌年二月，曾奉命为宣慰使，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九月，他自兵部转任吏部侍郎。长庆三年（823）六月，又自吏部侍郎擢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当时的京兆，是一个最为复杂难理的地方，但在韩愈的整治下，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涨）”（李翱《韩吏部行状》）。后来，由于宰相李逢吉的挑拨，韩愈与御史中丞李绅不协。十月，调任兵部侍郎，后又改任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五月，韩愈因病告假到长安城南别墅韩庄休养。八月，告假满百日，免吏部侍郎，从此便结束了近三十年的官场生活。愈自韩庄归靖安里第。中秋次日夜晚，张籍、王建联袂到靖安里韩宅探望，韩愈同他们在庭院赏月，作五言古诗《玩月喜张十八员外王六秘书至》一首，以记其事。这是韩愈所作的最后一首诗。十二月二日，韩愈卒于靖安里第，终年五十七岁。
八、韩愈与柳宗元、孟郊、白居易
韩愈的一生，交游极为广泛。这里仅就他与柳宗元、孟郊、白居易之间的交往略作论述。
韩愈和柳宗元，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在思想上也存在着不少分歧。
韩愈比柳宗元大五岁，但韩愈登进士第仅比柳宗元早一年。他和柳宗元有一些世交关系。韩愈长兄韩会的岳父杨凭与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是好友，柳宗元在《先君（柳镇）石表阴先友记》中列举的六十七人中，韩会就名列十六，杨凭则名列第八。而且杨凭的弟弟杨凝和柳宗元是朋友，杨凝在韩愈任汴州观察推官时，曾同在汴州幕府任职，有同僚兼朋友之谊。柳宗元比韩愈知名较早，他二十七岁在长安任集贤殿书院正字时，写文章“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厉风发”，已经“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而这时的韩愈，尚在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任节度推官，郁郁不甚得志。有人推测韩愈在这年暮冬奉张建封之命到长安朝贺新正时，去会见了名声大振的柳宗元；并认为翌年十月韩愈到长安参加吏部铨选，次年三月方东归洛阳，这期间韩、柳应当有比较密切的往来。这虽是推测之辞，但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当然，根据比较确凿的材料，韩、柳结交是从贞元十九年（803）开始的。因御史中丞李汶的推荐，是年闰十月，柳宗元自蓝田尉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里行，韩愈则自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同时被荐入台的，还有刘禹锡、李程、张署等。韩愈后来在诗中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这说明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同官监察御史时，三人关系特别友好。但他们在御史台共事，为时并不很久。同年十二月，韩愈便因上书极论宫市流弊和天旱人饥请求缓征赋税，遭幸臣李实陷害，被贬为阳山令。他们的交往因而中断。贞元二十一年八月，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十一月，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此后，韩愈仕宦于洛阳、长安，他和柳宗元一北一南，未曾再有见面的机会，但他们之间的文字往来却没有中断。由于彼此在思想、观念上存在一些分歧，二人曾发生过多次论辩。
元和四年（809），柳宗元的友人元集虚（排行十八）到永州看望柳宗元后将启程南游，宗元为作《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序中认为释氏“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并称赞元集虚能把佛理与儒学“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融合为一。韩愈当时在洛阳，读了这篇序，甚为不满。次年，趁李础判官自洛归湖南之便，带信给柳宗元，指责他不斥浮图。柳宗元不能接受这个批评，在《送僧浩初序》中就针锋相对地对韩愈进行了反批评。他认为佛学中有一些好的东西是没有理由轻易排斥的，有些佛理就“往往与《易》，《论语》合”，佛学中关于人性的观点也“不与孔子异道”。他批评韩愈作为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还不如汉代的扬雄，因为扬雄在继承儒学时就并不排斥从诸家学说中吸取东西。他反驳韩愈认为佛学是外国传入的东西，因而就应该一概排斥的说法，批评他只看释迦牟尼是不是国产，而不是“去名求实”，这是犯了“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的错误。对于韩愈反对僧侣们“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的观点，柳宗元表示了赞赏，并说明他之所以“与浮图游”，是因为他们“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比起那些以争权夺利为能事的官僚们在品格上要高尚得多。柳宗元把这篇序也交给李础，请他北游时转交给韩一读。此后，未见韩愈再有回复。
韩、柳之间关于作史官的问题，也有过激烈的论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