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统一领导，管理有术
管理者通过识人、纳人，就会有更多的人才在身边；通过择才、任人，可以使身边的人各司其职；通过育才，能使这些人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但是要想使这群下属能够最大效率地工作，这还远远不够，而必须加以合理地引导管理。这就如同有一架机器，该有的东西都有了，每个器件的位置是准确无误，开机以后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但虽可以工作，效率是否高呢？掌握人员必须适时地加油以减小各部件之间的磨擦，还要修理坏零件。因此，就用人而言，还要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即管理。
所谓管理就要充分地激励人，用心爱护人，使他们无怨无悔地为你工作。管理人可以说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以一定的规则限制约束自己的部属；二是以领导的真诚去感化吸引自己的下属，让他们投桃报李。特别是在现时代，在人才的管理上更应讲求死的规则与活的人性的结合。
在人才的管理上，不仅要讲求统一领导，此外还应分工赋权，还应适时监督、权力制衡，这几点从制度方面就可以基本上确立了。从领导的人性方面来说，既要关怀爱护，又要不失权威。对人的处理上还应对症下药，根据不同的事、人，不同的情节而加以处理。
作为管理者，要想成功地管理下属，就必须做到统一领导，与下属统一步调，这样才能做到上下齐心，共同为企业辉煌而努力。
我们知道，领导无权则不能领导人，要想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就必须手头有权力，这样领导说出的话才掷地有声，下属也才不得不听。这一权力或许从领导走马上任伊始就有了，但要让这一权力延续下去并如不锈钢一样永不生锈，就不得不注意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要做到这点，管理者就应对下边的人事实行统一领导。
实行统一领导的好处就是下面发生的事能很快地传递到上边，而上面的信息又可以迅速地传到下边而得以实行。这样，下面的事情就可以迅速的得以处理。
统一领导的原则不能放弃，但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而加以合理地调剂统一的程度，在情势危急之时需强调收，在平时则重在放。新中国在建国伊始，借鉴苏联的经验，我国领导人实行了“计划”的模式，从领导方面来说就是把下面的权力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分配调度。正是这一方式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大讲“计划”就不能适应形势的日益发展了，因为这样上面统得死，下边就没积极性，没有活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的权力进一步下放，这样既保证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又使下边有权做自己的分内之事，从而使经济进一步地繁荣起来。
“统而不死，活而不乱”是统一领导的要求。领导艺术讲求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把下边关键的权力掌握在手中，而其他的就下放到下属手中，这样就能做到提纲挈领、统而不死。领导能够统御全局，但并不需要领导事事亲临，下属能够办好的事就交给下属，这样就可以增强下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下属依据权利办事的时候，领导还必须加以适当的引导，让他们活而不乱。如果下属凭一腔热血干了许多事而不能与别人协调，那还是浪费。所以，管理者要活用人才，做到该统领时不放权，该放手时不插手。
◎ 士为知己者死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只有做到了让员工们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具备了充足的自信之后，才有可能做到与员工们产生内心的共鸣，事业才能迅速发展。
在神户的一家华人开的夜总会里有一个员工，在来这里工作之前，他曾经在好几家外国人经营的公司服务过。
但他运气太差。无论他怎样努力工作，这几家公司的老板都认为他不听话。他们总是不说明理由，便随便开除员工。
他工作的最后一家公司，老板以遗失东西为由，把他和所有有嫌疑的人都炒了鱿鱼。
此后，他才来到这位华侨开的夜总会谋生。
就是这名员工，在他上班的时候，看见办公室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大蛋糕。他并没在意，一会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突然有人通知他说：“你太太马上就要到公司来，是董事长请来的，听说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位员工心中猛然一惊，忐忑不安起来：又出了什么事？
就在这时，公司广播，通知所有员工到办公室去。
董事长步入办公室兴高采烈地宣布：“生日宴会现在开始。”
而公司里只有他一个人是今天过生日。于是他机械地坐在被指定的中央位置上，而妻子被安排在他的旁边椅子上坐下了。
桌子上面放着他上班时看到的蛋糕，上面用巧克力写着他的名字。他的眼睛湿润了，自己的生日都记不得了，董事长却在百忙之中亲自来主持宴会，他有点受宠若惊。
董事长又接着宣布公司特许他休息一天，带太太出去玩一玩。
从此以后，他更加努力地工作。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一句老话。很多华侨企业家正是利用这一点，让职工从心里觉得老板和自己是知己，从而尽心尽力为企业服务。
女强人吴舜文，虽然不能陪员工们一起喝酒、唱歌、尽情地放松自己。然而她用其他方法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一次，公司开游园会，那天吴舜文的精神体力都感觉不佳，然而，当公司许多人都邀请她参加时，她强打起精神，穿起运动服，戴上运动帽，神采奕奕地来到了会场。
她光顾了每一个摊位，与各位家属打成一片，把好吃的东西分给小孩，与公司职工们亲切交谈。这么热情地对待下属，有谁不尽心为你效力呢？
当然，光在精神上关心员工是远远不够的，配合物质上的奖励会更大程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从心理学上讲，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的价值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肯定，而在各种价值肯定中，上司的赞许和信任，会使部下感到是对自己价值的最好承认和最大鼓励，往往会用拼死效力来回报上司的信任。而做上司的一定要认识人的这一心理特点，善用信任来赢得部下的心。把一件事交给部下，但又对他不放心，处处提防，这实在是非常愚蠢的。如果你不信任他，那么不如干脆易人；如果非他不可，那么你怀疑又有何用？聪明的办法就是要用“信任”去换取人心。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什么是“知己”？知己就是信任；信任他人，他人才会为你赴汤蹈火！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管理者管理下属的基本方式。先秦时期的荀况就认为，用人不疑是最大的智慧，“知莫大于弃疑”。
用人不疑，高度信任下属，这也是满足下属精神需求，激励其行为的方式。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希望别人信任自己，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是可以信赖的人。作为下属，更加渴望获得管理者的信任。如果管理者高度信任下属，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那么，就会激励下属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肯干，变革创新，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可以说，管理者给下属多少信任，下属就还给管理者多少干劲。信任和干劲成正比。
战国早期，魏国最为强盛，魏文侯打算收复位于韩国东北的中山国。选将时，有人推荐文武双全的乐羊为大将，有人马上反对：“乐羊的儿子乐舒正在中山国为官，怎么能让乐羊带兵征伐。”但魏文侯听说乐羊不但没有跟儿子一起去中山国，还因中山国君荒淫无道，劝阻儿子不要自取灭亡。于是。魏文侯力排众议，拜乐羊为主帅，西门豹为副帅，领兵五万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君见兵临城下，使用乐舒作为价码，要求乐羊退兵，不然杀了他儿子，乐羊毫不动摇。结果儿子被煮成肉羹，并送给乐羊，乐羊面不改色地吃下去，此举更巩固了魏文侯对乐羊的信任，乐羊最终攻下中山国。还军都城安邑后，魏文侯慰劳将士，赏给他一个箱子，乐羊以为是金银财宝，打开一看，发现全是大臣告他的奏章，上面写着，“主公如不召回乐羊，后患难防。”“人情莫过父子，乐羊怎能忍心伤害自己的骨肉。”“再让乐羊留在中山，五万大军难保。”等等。乐羊看后，十分感动，此后更加尽忠。
这一故事有后人附会创作之成分，与《战国策》所述“乐羊班师后，魏文侯猜忌加深”不同。可看出“信而不疑”说起来容易，要想完全做到还是比较难的。再看一个例子：
曾创造出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盛世局面的唐王李世民却做到了这一点。
尉迟敬德原是宋金刚的一员猛将，武德三年降唐后，有人怀疑他会叛变，便把他囚禁起来，并向李世民建议：“尉迟敬德骁勇绝伦，今将他囚禁，总会心怀怨恨，留之恐为后患，不如索性杀掉。”李世民说：“他想叛变，恐怕早就叛变了，何至今日。”下令将其释放，带入卧室并亲自赐金予他，鼓励说：“大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不会信谗言以害忠良。如你一定要走，我以此金相助，以表共事之情。”敬德大为感动。当天，李世民被王世充率万骑包围，单雄信引马来刺李世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多亏敬德跃马大呼，钩刺单雄信于马下，救出李世民。敬德奋力砍杀，突破敌人包围，擒获大将陈智略。李世民十分高兴，自此视敬德为心腹。
贞观十九年，唐王李世民亲征辽东，让房玄龄留京都，授予全权，令他“便宜从事，不必奏请”。有人诬告房玄龄谋反后，房玄龄不好擅自处置，派人送太宗行营查处，太宗闻听，问也不问，当即把告房玄龄之人推出斩首，太宗写信责备房玄龄不该缺乏自信，并告诉他“更有如事者，可专决之”。表示对房玄龄有充分信任，也起到杜绝谗言的作用，使京都更加稳定。
李世民在用人上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任而有信，体现出君主对下属的充分信赖，达到君臣一致，上下同心的境界，终于开创出中国人民引为自豪的“黄金时代”。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
历史上也有许多对下属“任而不信”的统治者。明朝皇帝崇祯就是其中一个。
1627年，天启帝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崇祯帝一上任，凭年轻气盛想大干一番。一开始也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措施，先贬奸党魏忠贤，迫其自杀，又诛魏忠贤党羽，后又起用抗后金良将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袁崇焕为明朝名将，在明王朝危亡的紧要关头，袁崇焕守边七载，于1626年正月在宁远打败自称用兵四十年，不曾败绩的努尔哈赤，此役迫使“常胜将军”努尔哈赤败退沈阳，病死在那里。后又在宁远大败皇太极，稳住了辽东防线。但终遭奸党魏忠贤诬告，罢职归里。此次重新启用还让袁崇焕兼任右副都御使，督师苏辽，可谓委以重任。紧接着崇祯帝还亲自召见袁崇焕询问守辽方略。袁崇焕周密估量敌我形势后，提出“五年复辽”的大计，崇祯帝大喜。袁崇焕鉴于此前名将孙承宗受人排挤、不得其志的历史教训，和自己的经历，预感到个人受命后前途可畏，遂大胆向皇帝陈言：“以臣之力，制金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凯无人，好不以权力制巨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袁崇焕最后痛心疾首地说：“中有所危，不敢不告。”他一番忠心、深沉、悲切、辛酸的由衷之言，打动了崇祯帝，立即赐予尚方宝剑，叫袁崇焕不必担心，一切皆便宜行事。然而，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被袁崇焕言中。
1629年11月，皇太极率领数十万大军避开袁崇焕把守的宁远，以蒙古军为先导，入喜峰口越长城，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奉旨亲率大军，从山海关回兵驰援，大败皇太极于广渠门外。皇太极为了置袁崇焕于死地，施用反间计，通过明朝一个被俘的太监之口，告诉崇祯帝说：“袁崇焕与皇太极订有密约，勾结起来攻北京。”
当时，以当朝首辅温体仁为首的一伙奸臣也大肆诬陷袁崇焕“通敌谋反”，订有“城下之盟”。阉党余孽则出重金数十万两，雇请一些不明真相的文人墨客与皇太极遥相呼应，在城内外大肆宣传袁崇焕是“汉奸”，勾结后金反明朝。崇祯帝生性好猜，重用将相，又怀疑将相，结果还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内惑于阉党的流言蜚语，违背自己的许诺，于1630年1月13日，将袁崇焕逮捕入狱。袁崇焕下狱，辽军将士放声大哭；关外吏民也“日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有的则冒坐牢的危险，写《白冤疏》，称袁崇焕“义气贯天，忠心捧日”。这些冤声，却不被崇祯帝听从。1630年9月22日，袁崇焕在柴市被砍死。
崇祯帝任而疑，错杀名将袁崇焕，铸成大错。史学家评论此一冤案时称“崇祯帝自毁长城也”；“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后金闻听袁崇焕被杀，欣喜若狂，乘机攻明，不过数年，辽东半岛尽陷，后金军又多次入关，明朝危机日甚一日，崇祯帝自己终于自缢在北京煤山。
◎ 舍得给他人面子
曾有人言：“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一是场面，二是情面，三是脸面。”
当有一个隆重的场面来热烈欢迎你时，你能拒绝对方的所求吗？当找来你的亲朋好友来说情时，你能开口说不吗？当别人互相攀比，铺张浪费时，你能放下面子，不随波逐流吗？
有一个年轻演员是科班出身，他的演技还不错，时常参加电视电影演出，只不过因为刚出道，所以导演总是派他演出一些小角色。
年轻演员感觉不得志，于是便想了一个法子来让自己避开心头的压力。
每当有他参与演出的电影上演时，他就跑到电影院去，有时一部电影要看好几遍。在黑暗的电影院中，他只要看到自己的镜头就以嘘声来喝倒彩。这时就会有观众发出不满的声音，甚至有观众大声请他出去。
有一次，坐在他身旁的观众认出了他，疑惑地问他：“你在做什么啊？”
年轻演员回答：“还有什么比听到有人为自己辩护更高兴的事呢？”
可见虚荣心是一种奇特的心理，人们为了面子，为了心理上得到满足，就开始干傻事，真可谓是“打肿脸充胖子”。
我们身边有许多人讲究排场。他们讲究排场的缘故，不外是由于经济繁荣，大家都富裕了，为了炫耀有钱，满足面子，在生活起居、衣饰用品的要求上，极尽豪华、高级、精致。其实这些昂贵奢华的东西，对一般人来说，与其说是人去用它，不如说是去服侍它。因为愈是价昂的东西，愈是要费心费力保养照料。
既然人们都喜欢顾全自己的面子，所以就有人会利用人们的这一弱点。当面说一些奉承的话，让听者感到舒心、高兴。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戴高帽”。
有一个京官要到外地任职，临行前，去向老师拜别。老师说：“外地的地方官不容易当，你要小心谨慎为好。”京官说：“老师放心，我准备了高帽一百顶，逢人便送一顶，这样，恐怕不至于会有什么问题。”老师听了很生气，当场训斥他：“吾辈为官，不可搞邪门歪道，哪有像你这样办事的？”京官说：“老师这话很对，不过当今这个世界上，像老师这样不喜欢戴高帽的，能有几个？”老师听了，转怒为喜，点点头说：“你这一句话倒也说得很对！”
京官从老师那里辞别出来后，笑着对人说：“我的一百顶高帽，如今只剩下九十九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