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奥战争时，意大利曾是普鲁士的同盟国，可是在普、法战争时，两国的关系冷淡了不少。后来意大利逐渐发现德、意两国利害一致。其一是有关天主教的问题。在意大利王国内，罗马教皇享有治外法权，这令意大利政府极为不安。因此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纠纷。而俾斯麦也体会到罗马教皇和德国间的利害冲突，故实施排除天主教政策。这使得德、意两国的关系拉近了。
而另一个共同的利害关系是法国。意大利一向害怕法国的强大，尤其担心波旁王朝复辟。
1873年9月，意大利国王伊曼钮率首相和外相访问柏林，受到热烈的欢迎；而1875年秋，威廉皇帝也亲往米兰会见意大利国王。
俄、奥、意三国如今都操纵在俾斯麦的手中，包围法国的政策已将近完成。
法国究竟该如何应付呢？
1875年春天，法国发现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临。因为法国认为奥地利与德国脱离后，可以和意大利与法国联盟，然后三国联手击败德国的时机就不远了。
事实经过如下：
1873年秋，法国偿清赔款之后，德军必须全数撤离，而在此之前的5月，齐耶内阁已经垮台，由麦克马亨元帅继任法国总统。
这位麦克马亨元帅是色当战役中的败将，不过他在法国国内是一位名声赫赫的将领，他在克里米亚一役中骁勇善战，在北部意大利与奥地利作战时也屡建奇功，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公爵。
他就任法国总统之后，首先向议会提出将总统任期由三年延长为七年的议案，然后又提出陆军改革方案，二者均顺利通过。这让德国大感不安，德国人认为麦克马亨元帅正全力准备着复仇的战争。
而在此时火上加油的是宗教问题。欧洲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天主教徒必须绝对服从罗马教廷。这点与各国的内政相抵触，因此，时常引起政治上、外交上的纠纷。现在法国也正在煽动天主教徒闹事。
法国属于旧教，即天主教国，而德国人民大多信仰新教，其他如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人民都大多数以天主教为信仰。因此法国旧教徒的偏激分子便以教会名义攻击德国，而各地的天主教也激烈地排斥德国。这使俾斯麦极为愤怒。再加上奥地利与意大利两国有意脱离德国而欲与法国同盟，使得法国天主教徒大为兴奋，四处宣传天主教国家将以联合势力击败德国。
俾斯麦的政策在于谋取和平，但假若和平不可得，他也准备随时攻打法国。现在他眼见法国蓄意挑拨，心中怒意几乎按捺不住。德国的精兵强将准备随时渡过莱茵河攻打巴黎。
英国对此形势深感震惊，努力想出各种办法加以阻止；而法国也同样感到惶恐，因为他们还没有作战的准备。
在这种情势下，俄国首相高柴可夫有意出面调停。高柴可夫一向妒嫉俾斯麦在欧洲的声望，而现在正是表现自己的一个大好机会。
所以他答应法国大使的要求说：“最近我要伴随皇帝去德国温泉度假。途经柏林时，我会转达你的意见给俾斯麦。”
1875年的5月10日。高柴可夫与俄国皇帝一起抵达柏林，当问明已无开战的危险之后，便以俄帝的名义发表和平声明，同时高柴可夫也电告各国大使：皇帝在确定柏林有维持和平的诚意，并获得保证之后，将要离开此地。笼罩全欧洲头上的战云因此顿时散尽。
俄相高柴可夫成为和平使者，得到全欧洲的感谢。他得意洋洋地去温泉胜地度假了。
可是他绝未料到这步棋将会成为日后在柏林会议中的绊脚石，并因此而垮台。
当时俾斯麦心想：
“高柴可夫这个家伙，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竟然无中生有地捏造德、法战事，然后自己出面协调。好像由他独力压抑德国出兵，消弭一场战祸似的大邀其功。”
“好，等着瞧吧！总有你好受的！”
政治决定人心的向背，小小的虚荣心、憎恨感及竞争欲，往往会导致数十万青年的流血身亡，消耗数亿的军费。如何顺应人心，防范战祸于未然，才是政治家该做的事。俄相高柴可夫求取这一时的虚荣，却在三年之后的柏林会议中付出了重大代价。
四、柏林会议
1878年6月13日，在柏林召开的柏林会议与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同为俾斯麦一生中的外交盛举。
这是自拿破仑战败，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以来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当年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小小德国，如今已经成为一方之雄。而这次会议的地点就在其首都柏林，会议主席是其首相俾斯麦，难怪德国上下都为此欣喜若狂。
会议的起因是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作为北方大国的俄国一直希望在南方拥有一个不冻港。
俄国在南方有四条出路。
第一是巴尔干半岛，先占领君士坦丁堡，然后进入地中海。不过如果俄国占领巴尔干半岛将严重威胁奥地利的安全，同时若俄国进入地中海，也会妨碍英国本土和印度间的交通，所以英、奥两国全力从中阻碍。
第二是从中亚经波斯湾进入印度洋。这无疑是横夺了英国的宝库——印度，因此英国必会誓死保卫。
第三是经过中国北部或朝鲜南下出海，后来日本就是为此与俄国引起大战的。
第四是从中亚穿过中国的新疆、四川，至广东出海。俄国间谍曾在中国的华南地区活动。
1877年4月，俄国以虐杀保加利亚人为由，对土耳其宣战。翌年三月，土耳其战败投降，双方订立条约。
当时，英国内阁为狄斯累利领导的保守党，外交政策较为强硬。狄斯累利将英国舰队集中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把印度兵团调至马尔他岛，并在议会通过两千万英镑的军事用款，英国国民也在街道上示威游行。
当时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就是俾斯麦，因为欧洲强国中只有德国与巴尔干半岛的利害关系最少。同时，德国的首相又是欧洲第一位大英雄，要和要战，就要看俾斯麦如何决定的了。
2月19日，俾斯麦在德国议会发表演说，为了欧洲和平，他将挺身而出，准备担任英、俄两国纠纷的调解人。
俾斯麦曾认为英、俄之间根本不至于发生冲突，他曾对身边的人说：“鲸鱼和大象是怎么也打不起来的。”
“英国是世界第一海上强国，俄国为世界第一陆上强国。虽然两者都很强大，但一在海上，一在陆上，根本无法一决高下。”
俾斯麦出面调停，对英、俄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
6月3日，俾斯麦正式发出邀请函，13日，各国代表齐聚于柏林。
当时俾斯麦已经是七十三岁高龄。
他的官邸大厅中聚集了七大国的二十位代表。首先他以法语宣布开会，他那魁伟的身躯和宏亮的声音，压倒了全场的人士。
在俾斯麦致词之后，他右方第六位的瘦小老人站了起来，脸色略显苍白，相貌略似东方人，黑眸、黑发、多须，这一切都和俾斯麦不同。
这位老人开始低声说话，听众们都专注倾听，不过虽然听到了声音，却听不懂内容。失望之余，众人开始窃窃私语，只有俾斯麦不时地点头表示赞许之意。
这位老人究竟是谁？他是用哪一国的语言发言？大家都猜不出来。
其实这位老人就是鼎鼎大名的英国首相狄斯累利，他是用英语演说。那个时代的国际会议都规定使用法语，狄斯累利竟敢漠视规定而用英语演说，而且声音微小，难道这就是英国第一雄辩家的演说吗？
各国代表们交头接耳，因为他们都不认识狄斯累利。
原来，这是狄斯累利的一种战术，他有意在俾斯麦的演说之后，故意用小声而无表情的态度演讲，当他发现众人皆不知其所云时，不禁心中窃笑。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是他故意装出来的，也许只有俾斯麦早已看穿。
关于狄斯累利，还有一段轶闻。
当狄斯累利在会议前夜匆忙来到柏林时，全世界都以好奇的眼光注意着他，不知他将有何表现？因为他是除俾斯麦之外，这次会议的最主要人物。
当晚，他住进了英国大使馆。
半夜，他的随员都结伴冲至英国驻德大使的房间，紧张地报告说：“大使，事情糟了！”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这么慌张？”
“大使，您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上司说，明天他准备用法语演说。您知道，他的法语发音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若真用法语演说，必会大出洋相，您还是去劝劝他吧。”
因此，英国大使不得不立即拜访狄斯累利，当英国大使进入狄斯累利的寝室时，狄斯累利已换上睡衣准备就寝，英国大使说：“抱歉，这么晚还来打扰您！我听说阁下明日要用法语演说，是吗？当然，阁下的法语相当流利，不过在这种场合，说法语并不稀罕。相反地，能用英语演说的人，除阁下之外，不会再有第二个。同时，这次前来的各国代表都希望能听到您精彩的英语演说呢！”
狄斯累利听完这段话后，摘下眼镜，注视了他一会儿后说：“让我考虑考虑。”
就这样，狄斯累利才在第二天改用英语演说。不过，英国大使始终无法确定首相狄斯累利是不是因为听取了他的劝告而改用英语演说。
在狄斯累利之后发表演说的，是比英国首相和德国首相都要年长，且瘦骨嶙峋的俄国首相高柴可夫。他脸色光润，拄着一根拐杖，以流畅的法语进行演说。
坐在主席台上的俾斯麦，正低着头似乎在专心听这位老者的演说。他手中拿着一支铅笔，不停地在纸上画着，他的秘书偷偷地走到他身后察看，发现他用德文写了一大堆的“过分，过分，过分……”
第一天的议程结束后，第二天进行讨论。俾斯麦担任议事的裁决工作。会议进行得极为顺利，过去维也纳会议花了半年的时间，而这次的柏林会议仅用时一个月，这全归功于俾斯麦。会议自6月13日起召开，至7月13日结束。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俄国和土耳其所缔结的条约应如何处理，而保加利亚等地的归属问题则是关键。
关于保加利亚问题，英、俄两国都极为坚持，互不相让。英国首相甚至在参加会议之前已完成一切的战事准备，并命令他的秘书准备好专用火车，以便随时离开柏林。
俾斯麦闻讯立即赶到旅馆拜访狄斯累利，提出各种妥协方案。但是狄斯累利表示已在伦敦与俄使详细谈过，所以绝不让步。
俾斯麦问他：“那么，这是你的最后通牒吗？”
狄斯累利明确地回答道：“是的！”
最后俾斯麦说：“我现在要去王子处，今晚你能否到舍下用晚餐？”
当晚狄斯累利辞去英国大使的款宴，来到俾斯麦官邸。
他们两人边吃边喝，相谈甚欢。最后，俾斯麦终于认定，英国首相的最后通牒绝非虚张声势。
第三天，英国首相电告维多利亚女王：“俄国终于屈服，承认英国对土耳其帝国的欧洲国境有军事、政治的支配权。”
英国女王立即回电嘉勉狄斯累利。
狄斯累利回国后，英国国民热烈欢迎了他，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
柏林会议的成功并不是毫无代价的。
俄相高柴可夫悻悻而返，而俄国皇帝也认为德国背叛了俄国，竟然不顾普奥、普法战争时俄国给予的支援恩惠，反而处处与俄为难。于是俄国国内的反德分子趁机煽动，欧洲外交界也谣传德、俄即将开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法国必会对德宣战，而德国难免会两面受敌。
此时俾斯麦又再度展露了他一流的外交手腕。
1879年9月底，俾斯麦突然出现在维也纳，仅停留四天后便离去，而他口袋中已有了一份德、奥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中约定，如果德、奥两国有任何一国遭到俄国攻击，另一国必须全力以助。这并非攻守同盟，而是单纯的防御同盟。但是有了这个条约，德国安心了不少。
这是俾斯麦外交策略上的一大成功，因为这个条约的重要性不在于奥地利答应军事援助德国，关键是奥地利已不再记恨萨多瓦战败之耻。
为了征求亲俄主义的威廉一世同意与奥结盟，俾斯麦费尽了口舌，最后还是以提出辞呈才勉强获得皇帝的许可。
俄国曾向法国建议两国订立攻守同盟条约，但遭到法国的拒绝，所以在欧洲一直孤立无援。1881年3月，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遭人暗杀，俾斯麦立即提议各国订立政治犯引渡协定，此举使俄国政府深受感动，因而改变了与德国的对峙状态。同年秋，两国皇帝和首相再度会见于但泽。虽然政治犯引渡协定未获各国支持，仅是德、俄两国签署成立，不过此事却对德、俄两国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