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说道：“现在有一个人略微知晓一点解剖学，正面对听众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说。他在政治上对方才作演说的那个成员表示同情，私下里也与其人友好相处。然而对于解剖学，他却没有那位议员懂得多。在这些听众面前。这个演说家（辞令之妙也不如方才那位议员）可以很自信地说出几句关于解剖学的话。这个议员本来就是一位解剖学方面的专家，自然听得出这个演说家哪些地方说出了破绽，但是他要驳斥这许多破绽，是否只有在那些同样极为了解解剖学的听众面前才能将其驳倒？”
菲尔绍说道：“我但愿宰相能够获得那些欧洲的许多外交家们都极为看重的很高贵的地位，如同我在我的专业中所获得的成绩与荣誉一样。他的政策是无定规的，有人称他根本就毫无政策……他可不晓得什么是民族政策，关于民族政策他一无所知。”
俾斯麦反唇相讥：“我承认这位议员在他那领域中获得的地位，我也承认就此事而论他确实要胜过我。但当这位议员一旦抛弃自己所擅长的专业，且在未受过任何历练的情况下来侵犯我的领域时，我就要告诉他，就政治而论，他的见解我是并不看重的。诸位先生，我在想如果非让我说出口的话，那么我说我的政治知识要比他强得多，我并非讲夸口的话（众人大笑）。这位议员说我不懂得民族政治，我且将这民族二字删掉，反说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据我看来，这位议员是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知识的。”
这两人的唇枪舌战如同两个戏子在化妆间里争吵，各人夸各人是如何如何的重要，是如何如何的受众人的欢迎。没有什么比俾斯麦与菲尔绍的争吵更让人感到小气和斤斤计较的。有一次菲尔绍对他人说，他认为宰相说的话是靠不住的，俾斯麦听说后勃然大怒，非要与其决斗，菲尔绍写信告诉俾斯麦说不想与他决斗，这一次的主动挑战是俾斯麦少年时血气方刚的最后一次发作，这时他已经有五十岁了。
当他一旦大权在握、得心应手的做事时，建立起来的功业就更令人称道。西姆松这样评价他说：“这种政策是一个不是诗人的人在偶然间忽得灵感而作的诗歌。我们可以将俾斯麦比作是一个在绳索上跳来跳去的人，之所以有许多人称赞他，那是因为他不会从绳索上跌下来。如果我们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这样赞美的话，是不会合每个人的雅好的。”俾斯麦说：“我大可不必对雅好与正当这两个问题讨论。”
他就是常常运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那些对头们，但是当他一旦要动用国家这个利器时，就显示出他是一个富有阅历的人，许多国家大事是可以用一些势力的因素来解决。俾斯麦认为冲突的最好结果就是运用独裁制的可能，其实是因为他并不想，或者说是不再去想二十五年前所渴望得到的皮尔或奥康尼的地位。像他那样的自信和他那样的把持政权，其实是一个独裁者的属性。所以当他在后来约有几十年的立宪政府的时候，他觉得不如那冲突不断的四年间做起事来那样顺手。凡是与民众权利有关的事他都是毫无顾忌的；他觉得同从前的猎熊一样，不晓得什么是危险。在“这样沉闷的国中如同普鲁士一般”还能有这样冒险的事，他很为自身暗暗庆幸。
参政们的仇人们现在开始报仇了，从前没有哪一个政府元首像他那样在用人上如此劳心，因为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他认为思路不够规矩的都被罢免。他一到任就立即开始清除那些在司法界和行政界有自由见解或是被怀疑为有自由见解的人，在最初的四年间，就有一千多名官吏被免了职。当进步党的议员替那些被免职的官员们求情，下一步该免职的就轮到这些议员头上。乡团的自由党军官们被罢免，市长、市政厅参议、彩票员、银行办事人员、公用的种痘人都被扣除一半薪水。司法界的官员们有的受了惩罚，有的被减了薪水，有的还被取消了养老金。
最后他才开始集中力量对付报界。他学习俄国，颁布了报馆条律，比拿破仑的政策还要残酷得多。有一家报馆刊登了一篇抨击政府的文章，他认为仅让其停版几天难解心头之恨，他给这报馆列出种种罪状，责令让其永远禁止出版。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都以所谓的道德的名义作装饰品，还要引据一些宪法的条文作扶助，以使“近年来由于党派或感情的潜入人心的并非出于自然的激动，将让步于比较安宁与较少成见的心境。”俾斯麦最后一招就是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上帝和道德让他这样做的，这样君主就会相信他这样做也是比较合乎公道的。而且他也只有同样的解释才能让乔安娜满意，因为她的母亲还健在，这位老太太在精神方面的追求还是与从前一样，俾斯麦至今还记得这位老太太关于匈牙利革命给她女儿写信的内容，并且他也记得当初是怎样答复她的。他用不着以这样的借口来宽慰自己的良心，他看不起这许多人，只要他掌权，能驯服他们就足以让他十分满意。
相对于自由来说，俾斯麦更热衷于权力，就这一点而论俾斯麦是一个德意志人。
四、奥地利受挫
整个德意志看见普鲁士国内的冲突都非常高兴，然而这种冲突却使政府的势力日益巩固。反动派的一些小邦们主要让议员们辩驳预算。博斯特将在萨克森，为民族之战而任由民间举行庆祝活动，并且任由少年的特赖奇克激烈的演说去鼓吹德意志自由，以激怒他那在柏林的同事们，维也纳显得尤其高兴。西摩林赞助一个立宪计划；勒克堡找出德意志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一个从前当过革命党的“平民”受到了绞刑，因他发展了一个为自由与正统主义的计划——用这个计划可以使奥地利与德意志在十分钟之内就可言归于好。
哈布斯堡朝代的心脏开始跳动，这对那些革命的波兰人来说极为有利，那时他们看到俄罗斯与普鲁士正在订立同盟。1863年春天，波兰反对俄罗斯之所以得手，一是因为戈尔查科夫在俄都网络了一批亲波兰派，同时也是由于那些顺应西方自由趋势的使徒们，能够在民族自由的口号下，掩盖着他们反对俄罗斯的真实意图。拿破仑三世也对自由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因为法兰西妇女们都喜欢肖邦那激动人心的令人痴迷的爱情音乐。不久这件事变得很紧张，居然还有下最后通牒的消息，如同在1854年那样。也许在普鲁士的手中有最后的决定权。俾斯麦正在做些什么？此时他立刻同俄国皇帝订立了陆军条约，要夺取这个机会，紧紧地拖牢沙皇。
英国大使对俾斯麦说道：“欧洲绝对不会让普鲁士帮助俄国。”
俾斯麦很平静地问道：“谁是欧洲？”
“诸大邦们。”
俾斯麦接着问：“诸大邦会联合起来吗？”大使不作声！俾斯麦花了十二年的工夫才想出这种局势，这个局势在三次重大的危机中会导致相同或相似的联合。他会在晚上花好几个小时细细斟酌所写的一百多篇提要、报告与书信判断这种局势会出现的种种可能。现在他就如同一个象棋国手一般迅速、果断、自信地施展他自己的布局。
自由党在议会中大叫道：“俄国人宣战，我国的政府却不顾四五千万英里的面积会遭受战事摧残！普鲁士人罕有为这样的一宗政策而流血！我们被卷入以人为猎的惨事中去，这种牵累是何其的无谓，这会令全欧洲所厌憎！”当特韦斯腾、沃尔德克及菲尔绍等发表这种演说时，俾斯麦就会很客气地问：“一个独立的波兰，肯不肯让他的邻国普鲁士得了但泽与杜伦……不惜将国家利益让与别国，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疾病，是德意志所独有的。”
这两句话使这两件事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外交而言，俾斯麦是正确的。他所要做的事，反对波兰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与俄罗斯亲近。一个中兴的波兰很可能与俄罗斯及法国联盟以危及普鲁士。但是如果普鲁士不让俄罗斯对波兰担忧，并给以一定的帮助，亚历山大就难以在当普鲁士与奥地利作战时帮助奥地利。俾斯麦很便宜地就会买到俄罗斯的友谊，他的办法并非要付出一场战争的代价，或者是任何流血，不过是签一个字，被波兰商人仇恨罢了。他从华沙接到一封宣布他死刑的信，是装在一个盒子里用黑白带子捆的，另一封是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上面这样写道：“革命宣传委员会，已传你到堂接受审判。委员们一致同意定你死罪，决定于下月第一个星期内执行。”
俾斯麦一生不知畏惧为何物，这是他武士精神的最好体现。他就是这样勇往直前、孤身一人、坚定不移地向着目的地前进。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他就无法将两院的恐吓、君主的疑心、王后对他的反对、诸朝廷的恶意攻击、许多大使的阴谋、外国革命党给他定的死罪，还有不久就要发生的狂妄理想派的手枪事件，这诸多障碍置之不理。假若他的根基并不稳固，假如他所做的事都是错误的，他的胆识过人仍是德意志人文官的榜样，也是诸多有胆量的人的模范。在他以后，许多领袖及诸王侯们皆因缺乏这种胆量而变得悄无声息了。
维也纳讲阴谋，波茨坦讲胆量，如今维也纳的人们倾向于虚张声势的恐吓，当他们那些日耳曼兄弟狂怒咆哮时，奥地利的大臣们打定主意对此付之一笑。当他们读到俾斯麦的计划时，他们已经开始微笑了。俾斯麦到任不久就曾对克罗来伊说道：“我们两国的交情，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坏，这一点是在所难免的。普鲁士是愿意我们的交情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贵国的内阁却不愿迁就我们，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别的可能，并为之作准备。奥地利能够选择或抛弃它现在的反对普鲁士的政策，或抛弃一宗有名誉的条约的观念。你要相信我们，我们更想保护你们。你们若是不理睬我们的话，不理睬我们的想法与期望，那么我们想要做的事就是使你们相信，你们的选择必定是大错。”自从腓特烈少年时代以来，还未曾有过一个普鲁士人对奥地利大使说过这样的话。虽是如此，这位克罗来伊骨子里还是极为称赞这位宰相的，况且他是个匈牙利人，犯不着做这无谓的争吵，所以他很客气地以问作答，说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找赔偿？”
“最自然的办法就是你们把重心移到布达佩斯。”俾斯麦用一句极其聪明的话就把这位伯爵的嘴给堵住了，因为克罗来伊是个比较好的匈牙利人，必然存在着这种想法，只不过不好说出来罢了。不久之后，俾斯麦又对另一位维也纳派来的大使说：“我绝对反对用兄弟们‘自相残杀’这个字眼，我所承认的唯一政策就是一种不调解的政策，一拳对一拳，重重地击打。”这种话传到维也纳去会产生什么效果呢？维也纳的大臣们微笑着说：“那个人得了很重的精神病。”
奥地利的策略就是要更换德意志联盟的形式。要设立五个总理，以奥地利为正主席，普鲁士为副主席，此外还要设立一个无权力的代表议会，由德意志诸议院选派。当俾斯麦以退席进行恐吓时，奥地利并不占优势。现在奥地利开始提议宣召全部的王侯，然后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威风提高了一些。“我们都是上帝恩赐的王侯们，一切将由我们来商定。”弗兰茨·约瑟夫忽然拜访威廉。在加斯泰因作他的贵客，难道来加斯泰因拜访老年人来挖掘矿泉吗？他提议成立一个帝国议院。议院有王侯们的议院，还有一个人民的议院。奥地利皇帝请普鲁士王跟他同去王侯们的议会，这个会议很快就要在法兰克福召开，其他王侯们也已经应邀赴约。老王威廉很想去赴会。这令弗兰茨·约瑟夫很是高兴。
可惜这位很让普鲁士王痛恨的宰相，即使是在奥地利的山中，也不肯离开老威廉半步。俾斯麦晚年时写道：“1863年8月2日，我正在加斯泰因，此刻我正坐在一颗松树底下，在我的头顶上有一个长尾白头翁的鸟巢，我手中拿着一块表，正在计算一分钟内这两只白头翁会捉几次虫子给小鸟吃。当我正在冥想这种鸟会有何用处时，突然看见山溪对面威廉正一人独自坐在板凳上。”他回家后就看见君主来了一封信，让他去讨论奥帝来访一事。“这真是太迟了，假若我少花点时间去研究那些自然景物，早一点看见君王，那么奥帝的提议在他的心里留下的印象自然是不同的。”
“首先，他未曾看到这样的突如其来的邀请，这样短期的邀请实际上是毫无礼貌的。也许是因为奥帝的提议，这就意味着诸王侯的一致同意，所以威廉老王会觉得很高兴。伊丽莎白皇后也逼我去法兰克福，我回答说：‘假若君主决定要去的话，我也会同去，替他做些事情；不过这之后我就不再回来当宰相啦。’这位王后对于前途显得很没信心，不再劝君主反对我的见解，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君主劝住不再去法兰克福。当我们到达巴登的时候，我心里还想他一定已经相信我的见解了，不料一到巴登，萨克森王就以全部王侯的名义再次请君主赴会。我的君主觉得难以再次推脱，他屡次说，有三十多位在位的王侯们——还派了一位国王来当信差！’……我费尽了力气，弄得满头都是汗水，最终才劝住他。他躺在榻上，不由得流出了眼泪。我为了使他坚定地拒绝到会也使出了浑身解数。这时我已精疲力竭，差点就站不起来了。当我走出那间屋子时，身子晃得很厉害、脚步不定，精神状态也乱得很。当我从外面开门时，竟把门把手给弄断了！”当他将这封信交人送走时，将一个盛有玻璃盅的盘子打落在地。“只有这样，我才能释放一下自己！”
这样一来，俾斯麦与威廉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俾斯麦拿话来恐吓伊丽莎白的母后，说君主简直一点也看不出来奥地利是在讨他的便宜。俾斯麦慢慢地使他明白过来。当普鲁士的宰相正在观察那一对长尾巴的白头翁时，他一半是个自然科学家，另一半却是个手握大权的执政家。当他正在算计小鸟们要吃多少只小虫子时，君主却正在与奥帝商谈。四个星期之内（倘若弗兰茨·约瑟夫称了心愿的话）威廉又会在德意志诸王侯中坐在第二把交椅上。老王威廉因为他们派了一位君主来当信差请他赴会，他却不得不推辞，所以难过地流出眼泪来。就连俾斯麦这位铁打的人，虽然劝说君主成功，却也累得了一阵子的精神病，且必须打碎点东西才能够呼吸。一个是世袭君王，一个是宣誓效忠的大臣，现在他们两个人开始构建一座宏大的德意志大宅，眼前却有许多障碍，好像他们永远都不会成功。
这就是奥地利要在德意志仍坐第一把交椅的最后一次尝试，随后就发生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
五、普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