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最恨俾斯麦，有许多贬斥俾斯麦的反对民主党政策的言论，且不肯再去听内阁里的不同意见，那是因为他会坚决地反对俾斯麦。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们俩再次会面时，俾斯麦问腓特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到内阁来，因为再过几年，内阁就会是太子的了，太子应该发表意见，这样就可以容易过渡。
这句话使太子如同遭受电击一般，俾斯麦说“他相信（据我看来是这样），我想把路先铺好，以便于我过渡一下去听从于他。我有好几年都不能忘记他说话时的那种骄傲的口气。我还看见（俾斯麦三十年后写了这件事情）他的脖子向后微倾，那张发红的脸向左斜着看我。我竭力忍着我的怒气，想到卡罗斯与阿尔巴，我回答说我的过渡是指朝代……我在心里期盼他不要幻想有一天我会做他的阁臣，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他的怒气来的快，消的也快。最后他说的几句话却是很和气。”
我们想象这两个人站在一间阴冷的大厅里的情景，当时他们都穿着军服戴着佩刀，俾斯麦觉得自己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他那傲骨受到了摧残！从未有过什么人这样蔑视他。热血沸腾，使他刹那间想拔刀相向，然而他却默默地忍了下来，忍受他的羞辱。他猜度自己对头的想法，强迫自己低声下气地说：“我绝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三、持不同政见者
俾斯麦有许多对头是因为血统关系而反对他，此外还有许多对头是因为志向、性情等原因而反对他，也有许多是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反对他。后来俾斯麦将这些对头分为第一等、第二等及第三等仇人。
他只同罗恩一个人是完全和谐的。俾斯麦同任何阁臣、军长、出入宫廷的人、各党派的首领之间缺乏实实在在的信任。据他看来，《十字报》和路德维希·格拉赫都太过于极端。而自由党却又看俾斯麦是个易走极端之人。俾斯麦唯有对罗恩一人才表现出男子汉应有的大度与交情，并不受一些不同的见解所干扰。有一次，他准了罗恩六个月的假期，心里本是很不情愿的，他说：“如果我没有你的政治法权的扶助，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因为我们俩相处的时间是最久的。”
他找乔特尔来帮他的忙，这个乔特尔是一位音乐家，也是乔安娜的朋友，俾斯麦因此也极为信任他。不料几个星期后，他们之间就有了冲突。乔特尔写信劝他说，关于丹麦问题，他必须得到舆论的帮助；他又说，倘若俾斯麦与他意见相左，他宁愿回去当一个音乐家，而二人交情依旧。第二天，俾斯麦就传他来问话，他“低声细气，虽然是很受扰动”地说道：“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写那样一封信呢？倘若你妄想你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的决定。我索性告诉你，像你这个年纪的人，是不能做这样的事啦。你对我了解颇深，且很早就了解我的为人，难道你能够想我同一个小军官一样粗心躁气地办这样的大事，你不知道我要在上帝面前对我的行为负责吗？我一想就无法忍受，只要一想就会有两个夜晚失眠。无法安睡。你的辞职是毫无理由的……我要你体会你是怎样伤了我的心！”乔特尔立即请求宽恕。要收回他的信。俾斯麦说：“这样一来，我们俩之间什么芥蒂都消除了。你若是再与我意见不同，你不要写信，要和我面对面的商谈。”
俾斯麦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这个朋友和他已有十五年的交情了，同他夫人相识却远不止十五年，如今却是在做俾斯麦的属员，要毕恭毕敬地上他的奏折。他对事情的见解与普通观念相同，这一点却使这位政治家难以安寝。但面对报纸的指责他却不为所动，他愤愤地想：布鲁图，你也来反对我！这件事虽最终被粉饰好了，然而他们二人的交情却如同破碎的镜子一般很难如从前一样。乔特尔不能如施勒策一样赢得俾斯麦的敬重，他永远不过是个有才干的帮手，是一个擅长音乐的人。
外交部中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位总长，但这对俾斯麦来说却是“不必烦心”。当他得知驻扎外国的使臣们反对他的时候，他会在一个新的区域采取自卫的办法。出使佛罗伦萨的乌泽多姆和驻巴黎的戈尔茨都想当外交总长，他们直接写信给君主，诋毁外交总长的政策。但是君主对他的外交总长是深信不疑的，君主将这些信交给俾斯麦，由他自己去答复他们。如果是在腓特烈·威廉时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在以前俾斯麦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曾写私人信函给君主和格拉赫反对他自己的上司，如今他当上了宰相后，却不肯容忍这样的事发生。这位有天才的人，带着特有的自信，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基于道德之上的。戈尔茨与乌泽多姆所做的事是不能与他从前所做的事相提并论的，他是不允许他们也做类似的事情的。戈尔茨伯爵原是他派驻巴黎的。他给戈尔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说是同类信中的一个独特范本，在这封信中，他可以将公事与平时的问候混在一起，天衣无缝。他这样写道：
“没有人会这样反对总长的见解和报告，但是你的报告并非是习惯意义上的报告，你的报告颇有些像总长的奏折，劝君主采取一种反对的政策。如此的见解冲突会误事的，也不会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样的冲突只会导致犹豫不决，据我看来，无论什么政策都比犹豫不决的政策要好。我很看重你的政治见解。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傻子。我也准备接受你指责我说这纯粹是自欺欺人！我告诉你。我在最后两个星期所努力做的事就是你的报告中的提议，你听着，你的心里将会为我的爱国精神与见解所佩服！”
“但是你既然已坦白地说出你想攻击现在的政策，你说假若你能做得到反其道而行之，我怎能打定主意将我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告诉你呢？倘若要使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我作为一位外交部长是要绝对地开诚布公，连同我的政策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对巴黎驻使讲得明明白白。我要推倒与其他阁臣、参政间的一切障碍，包括那些在暗处运动的障碍，及其与两院、与报馆、与外国宫廷的障碍。但是必定不可以因为阁臣与使臣竞争，以一宗陷害我所管辖机构的纲纪而增加障碍。今晚是圣诞夜，下属们都告假走开了。我很少写这么长的信，无论给谁写信，我都不会超过这封信的四分之一长的。今天，我之所以写这么长，是因为我拿不定主义是否应写公事信给你……用你的报告的疏远腔调。倘若你推翻内阁，你必定要在这里和在报章内推翻，当反对党的首领，不能以你现在的地位推翻。你既然要决意推翻这一切。我就要以你自己的格言作指导。当爱国主义与朋友交情相冲突时，必定以爱国主义为重。我会使你相信，我的爱国主义是很强固很纯粹的，交情虽不能与之相比，却仍然可以是很好的。”
这样的一封信足以使写信人收兵！俾斯麦虽是真的有些发怒，却仍是用很高明的手段，敬词加上恐吓，使得这封信更具有威力，并且表示作为朋友他会感到很伤心。他的恐吓虽然不是太明显，但却足以让他的劲敌晓得，倘若戈尔茨果真要尝试来推翻他，戈尔茨今后恐怕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俾斯麦晓得戈尔茨是君主所喜欢的人，所以他就用官话来拒绝他。像是一粒药丸，外面包上一层糖衣，使得戈尔茨误以为他的长官敬重他，赞誉他。这种方法使戈尔茨满心欢喜，因为这位驻使一向是喜欢听别人的恭维的。这封信（我们只引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很有美术家的才能，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观察一番，就会发觉我们如同在一座古代石像四周走了一遭并仔细察看一般：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封信就足以证明俾斯麦不愧为一个有名的外交家。
有人也曾以辞职来麻烦这位眼光犀利的长官。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是君主的朋友，也是俾斯麦的一个老朋友，他因为不堪忍受外交部不停地干预琐事而申请辞职。俾斯麦回信说道：“我是非常愿意将你的要求辞职的批准呈与君主的，但是有一点我要请你注意，假若君主派你当外交总长，派我当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我愿意声明在先，我会很严谨地奉行你的政策。并不做任何让部里感到为难之事。假若我处在这种情形下，动不动就宣布心力交瘁，也许我早就该隐退了，赢回表面上的安闲，同时我由于听从君主之令和为国尽力而得到的心安理得也都丧失殆尽。所以我请你承认我的这封信是同你友好的、秘密地交流，我本来是更愿意同你面谈的。”
这是一位主张“铁血政策”的人吗？这就是善于诱人人圈套的俾斯麦。
他在对待他的对头——自由党们态度却大不相同，他对他们有时说些藐视的话，有时说挖苦的话。俾斯麦同所有的19世纪的独裁者一样，都认为自己是站在公道与合法的地位上。他打算违背宪法从而使陆军得利，他就开始重新解释宪法；他特意做了种种无意义的细微的区别。他私下里也定会发笑的。有一件事是宪法里头不相符的三个内容，他就没法乘机而入，在这其中查找漏洞。在1848年，他曾经愤怒地亲眼看见被推倒的专制国家，如今又被建立起来了。他在议会上很坦白地说：“国家机器是不可能停止不动的，法律的冲突就会变作权力之争，无论是谁，只要他大权在握，那么他喜欢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去吧。”
将这句话换一个角度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强权是在公理之上的”——当要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时，俾斯麦是非常相信这句话的，然而他却不会那么傻，不会从自己的嘴里说出这句话。他为自己辩解说：“我并没做过什么，我只不过指出一件事实而已。”
俾斯麦就这样毫不犹豫地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这使他如同身处悬崖峭壁边上。随即他为上院布置通过毫不更改的预算，下院于是宣称这个议案是不合乎宪法的。俾斯麦站了起来，请议员们下午三点钟到宫里来。在宫里他对议员们宣称，君主已决定实行改革，于是解散了议会。所有的普鲁士报纸都为之哗然。有的要求对宰相应加以权力上的限制，保守党们认为还不如免了他的职务。议会解散后，只剩余十一个人，柏林人戏称，这么少的人真可以将他们装在一辆街车里头。
过了六个月，又召开会议，这一次俾斯麦采用了更毒辣的手段，当下报馆的议论与演说冲突得更为激烈。路西亚在一段文章中是这样描述俾斯麦的，他说：“他的大胡子还是褐色的，与他头上的几绺短发一样。他站在阁臣的桌子旁边，魁梧的身材显得精力充沛，样子很威严。他在闲暇间的态度、举动及言谈都带点挑战的样子。他将右手放在裤袋里，这令我回忆起那些在学生们奋战时性情暴躁的见证人。”他在言谈举止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挑战的意味。他现在讲话比第一个星期更加流畅，那时他尚未最终决定是利用议会抑或是反对议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施勒策写道：“那时，他讲话时还略带点口吃，没有两句话是互相联贯的，那是因为他一个人同时要骑两匹马！”
现在他却趾高气扬地说：“政府认为需要宣战时就宣战，议院无权做出决定。”有一次他说：“普鲁士国（四年前的今天出生了一位储君，这是一件很让人注意的巧合的事情）尚未奉行它的使命，并不预备只做你们议院的装饰品而行事。”他说这话是在1月27日，他所说的储君就是君王的长孙，也就是后来的威廉二世。
过了若干年后，俾斯麦表示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胜过那些在议院里与他相对抗的人们。我们要在后来的五十年历史中寻找凭据——如同在今天看已经过去的五十年一样，一切都已成往事。从前欧洲所致力去建立的功业，在欧洲战事前后，在各国所发生的诸多事情，大部分都记载在普鲁士的少年进步党的计划之内，所要求的不过是“以君主为元首的共和制”，也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进步党与他们的同盟（最早的社会民主党）就如同俾斯麦给莫特利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才干是有的。不过却无从事外交的本事”。这帮自由党昨天还是受制于一个专制君主之下，并且国家同学识的积累增长是分道扬镳的，因此最初自然是缺少历练的。自由党的人们是有一定才干的，都受过高等教育，只可惜不是实干家，又缺乏创造性。这帮理想家们常常是坐在椅子上用两只眼睛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能用更加深邃的眼光细致地观察现在，尝试着用以往的策略来对付现在发生的一切。
进步党中以菲尔绍最有意味，他比俾斯麦年少几岁，外表文弱，生长于中下层的持人道主义的社会中。他勤奋好学，少年时比俾斯麦更有大志，同俾斯麦一样有很强的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拿他三十岁时所写的信与俾斯麦在相同年龄时所写的信作个比较（这两封信都是讨论大致相同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很早就声名鹊起的大博士、有名的科学研究家却比不上那位闲散的、虚无的、什么事都不想做的贵族公子。菲尔绍的思想是很空泛的。充满了妄想，也有些鲁莽的意味；俾斯麦却不然，他的思想全都是经过细致的盘算而得出来的。菲尔绍多次对他父亲说他有一种感觉。但却往往将这些感觉深深地隐藏起来——他所渴望的全都是感觉。他所自信的那些很强的感觉，却接连不断地被那些无法付诸实施的观念全部来自于外部的力量所扫荡一空，被某些潮流的东西卷走。“我是一个科学家，自然从属于共和党；因为要按自然律例所限定的诸多要求和人性的要求做事，只有在共和制的国家里才有实行的可能。”少年俾斯麦的信却是言之有物的，有甄别，信中常流露出一种傲慢之情，文笔带有很深的感触。菲尔绍的信全是临时的口头之语，由于他的官职起见，他答应不做那些在政治上捣乱的事，如同1849年3月间，俾斯麦剃去了胡须，改变装束一样的合乎情理。这两个人到了三十岁时都变成半路出家的政治家，那时的俾斯麦不过是一个二等的地主，而菲尔绍却已经是一个病理解剖学的泰斗，况且菲尔绍还是一个少年医士的时候就已因发表过多场有影响的社会评论而名声在外。此后俾斯麦从国家内部情形出发研究政治有十五年之久，菲尔绍却潜心研究纤维病理学；后者虽有些政治上的天赋，却最终败给了一个了解欧洲国情的人，其实说起来这也不足为怪。
他们俩时常在议会里辩论不休，彼此都认为这样做其实是徒劳的。当两个极赋天才的人却为一些互不相干的事在极力地糟踏自己与国人的时候，真让人难以理喻他们到底是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