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对梦工作认定的策略运用，被证明完全无误。许多梦境中有演说，而这些话通常都一字不差地由做梦者从某处听来的话里搬运过来。然而梦工作把这些话撷取过来，不是为了要阐明其意义，而是要以迂回的方式将想要传达的讯息，当作无害的素材偷渡出去。通常，梦境会被情绪所淹没，但弗洛伊德警告说，解释者不应该把梦中所出现的情绪以字面的角度来看待，因为梦工作通常会削弱或者放大实际想法的影响，伪装它们真正的目标，或者如我们所见，梦境出现的内容变得与实际想法相反。弗洛伊德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未曾活过”梦境，梦中同时包括说话与感觉。弗洛伊德把它称为“美好的”例子也就不足为奇。这个梦中有许多朋友出现，有些已经过世了。其中有一位叫做约瑟夫·巴纳斯，他在梦中无法理解弗里斯说话的意思，弗洛伊德解释那是因为巴纳斯已经过世了：“Non vixit”。这个词，如弗洛伊德在梦中就已经知道，是拉丁文的错误拼音，为了表示“他不再活着”，而不是“他不在活着”。就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瞅了巴纳斯一眼，他就被毁灭了，他融解消失，如同弗莱修·马叟一样。当每个人都是个亡灵，可以用愿望让他们消失的时候，做梦者可能觉得这个想法是令人愉快的。
弗洛伊德在梦中戏剧性地以一个眼神让巴纳斯消失的动力并非无法理解：这是个自我引发的变形，源头来自弗洛伊德的导师布吕克曾经以目光压倒弗洛伊德的方式斥责他，他被当作一个办事不小心的助理，被导师贬斥为无物。但为什么会出现“Non vixit”这样的新词？弗洛伊德最后追溯到一些没有听到但是看过的句子，它们出现在维也纳皇宫前约瑟夫二世的雕像基座上：“Saluti patriae vixi/non diu sed totus”，意思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他活得不长但全心全意。”弗洛伊德的梦借用了这几个字，并且放在另一个约瑟夫，亦即约瑟夫·巴纳斯身上。这个约瑟夫是布吕克实验室的继承者，但在1890年时英年早逝。这样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弗洛伊德对这位同僚的早逝感到遗憾，且为自己仍活着感到庆幸。上面这些是弗洛伊德在梦中出现但扭曲的情绪；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接着说，是对弗里斯的担忧。那时弗里斯正要进行一场手术，弗洛伊德对自己没有赶到柏林去陪伴好友，并且为弗里斯告诉他不要对任何人讨论这个手术，感到些许罪恶，好像弗洛伊德自己常常不谨言慎行，而需要别人的提醒。梦中的亡灵把弗洛伊德带回到他小时候的记忆：亡灵们会留在朋友或敌人的身边好一阵子。这些包括在许多竞争者中庆幸自己依然存活，想要不朽的愿望，对他人压迫而气度狭小的反应，以及过度反应之后同样使人烦心的情绪，充斥在“Non vixit”梦境的内容里。整个梦境情节使弗洛伊德想起一个老故事：一对夫妇，其中一位天真又自私，地对另一位说：“如果我们其中一个过世的话，我就搬到巴黎去。”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觉得，没有一个梦可以被充分解释。它可以连结的文本脉络太过丰富，可以使用的变形手段太过灵巧，这使得梦境所制作的哑谜很难被厘清。但弗洛伊德从来不吝于表示，每个梦境底下终究还是有个愿望，那么的天真，但又被礼教社会称为下流猥亵的愿望。
二、献给心理学家的心理学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梦的解析》占据了策略性的中心位置，弗洛伊德自己也这样认为。他选择梦境当作心灵作用的范例，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做梦是个正常且普遍的经验。弗洛伊德写作梦书的同时，也在寻找其他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般心理历程，但他也许会循着另一种出发点来讨论。19世纪90年代后期，他已经开始搜集各种口误与生活中的小错误，将之放在其1901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书中。同样的，1897年6月，弗洛伊德已告诉弗里斯他正在搜集“深刻的犹太人故事”；这些材料，之后弗洛伊德也会写成一本书，并在其中刻画玩笑与潜意识之间的关系。最普通的失误与最精简的玩笑，都引导他走向心灵最遥远的深处。但是对梦境的探索，对弗洛伊德来说，却是最有特色的心灵导览。同时具有普遍却又神秘、怪异却也可以理性探索的性质，梦境的枝桠分叉深入到每个心灵功能的领域。因此，在《梦的解析》第七章，弗洛伊德展现了他无比细致的解释能力。
弗洛伊德使用的梦境材料也非常发人深省，如同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所说，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表现出一种特殊性质，可能在其所展现的意义上不够完整，无法适用于他所揭示的一般性理论。因此弗洛伊德穷尽他的友人还有小孩的梦，以及在文献作品中的梦，但却没有提到他自己病人的梦。但在最后，他发现有些病人的梦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但他之前都以正常人的梦来取代这些例子。他不想让通往精神分析知识的道路，由这些特殊限制的歇斯底里症或强迫症病人来导引。
在这些被分析者所提供的材料很可能不具代表性时，弗洛伊德亦未扭曲他的探索方向。因为每日必要的执业活动，弗洛伊德可以从他的神经官能症病人那里自由地取得资料，这些资料易于取得而且有趣。经由对神经官能症的理论探索，他发现神经官能症病人可以对一般人有极大的启发，主要的原因其实是这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神经官能症病人，以及比较极端的精神病病人的表现不像一般人那么矫揉造作，反而较带有教育意味。“一个令人满意的神经精神病症解释，”弗洛伊德在1895年春天对弗里斯如是说，“如果没有办法对一般正常的心理机制有清楚的推测，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正苦心孤诣于“一个科学心理学的计划”的同时，弗洛伊德仍被神经官能症的谜团折磨着。在他的心中，这两个探究工作无法分开，分开也将对彼此没有助益。因此，他会以他的临床案例来强化他的抽象理论，这说来一点都不令人觉得意外，这些案例也都会是一般心理学的良好素材。
不论个案所提供的资讯多么有意义，弗洛伊德并没有因此特别感激他的病人。在长时间疲惫的晤谈过程后，他的情绪大受影响，而且治疗工作似乎把他从解谜的世界隔开来，但事实相反：临床经验和理论探索通常可以相互滋养。弗洛伊德喜欢把自己的医疗生涯比作一段长长的迂回之旅，从年少时对哲学谜题的思索，经历一番医师生涯中长期的流放之后，老年时又返回到对基本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哲学式”的问题从来没有离开弗洛伊德的思索，以他自己的说法，即使在“违反我自己的意愿而成为医生”之后也是如此。当他40岁时回顾起年少时光，弗洛伊德在1896年告诉弗里斯：除了哲学的洞见，没有一样事物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正在往满足这个愿望的道路上走，正如我从医学的事业走向心理学。”他对这位柏林的朋友表示此一倾向，因为对方似乎也正要走向这条路。“我了解到，”他在1896年1月1日回应新年祝贺的信件中如此写着，“你如何经由成为外科医师，走向你第一个理想，那就是要从生理学家的角度来理解人，正如同我如何去培养对最初的目标——哲学信念的希望。”弗洛伊德不论如何对哲学家及他们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表示轻蔑，还是终生努力追寻他自己的哲学问题，这看似矛盾，但他赋予“哲学”一种特殊的意义，他以一种启蒙运动的风格，对形而上学家无用的抽象哲学思维感到不屑。他同样对那些纯粹以意识的角度探索心灵的哲学家表示敌意。他的哲学，是科学式的实证主义，体现在对心灵做科学描述的理论中。
梦的研究引发了弗洛伊德奔向高处的热切渴望，既然梦的根本是一项行动的愿望，弗洛伊德觉得有必要进行一项系统的、全面的对心理学基础的研究行动。通过这个方式，梦的意义即可加以掌握理解。因此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使用的“通关密语”，就是从那不能化约的简短目录里，列举区分他的心理学与前人研究的差别，并不单单只出现在梦书最后那极具分析力量的一章。最后，遍布整本书的，是心理决定论原则，心灵上存在有各种冲突力量的观念，以潜意识驱动思想的观念，以及各种心灵活动背后隐藏着的情绪动力观念。
弗洛伊德理论的关键在于，心灵的世界中没有意外。弗洛伊德从未否认人类会不停地碰到偶然机会，他坚持：“事实上，我们倾向于遗忘生命中的每件事情，乃是几率在作用，从我们由精子与卵子的相遇而诞生开始。”0他也没有否认人的自由选择是真实的；精神分析的目标之一，就是精确地“给予病人的自我自由，去决定选择此或彼”。但弗洛伊德所谓的“机会”与“自由”，都不是武断或随意的，或是自发状态的随机显现。在他对心灵的观点里，每个事件，不论多么意外地出现，都是许多偶然的线索缠绕在一起，由于起源时代太久远，或数目太多，或太复杂，因而我们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事实是：要维持人类因果关系中最珍贵的自由选择，也会因此出现坚持想要维持愿望的幻觉。但弗洛伊德坚定地认为，精神分析并不应该给这样的幻觉想像任何的安抚空间。弗洛伊德的心灵理论因此非常严苛，且毅然绝然地走向决定论。
他的工作绝对是心理学的，在那个时代也是革命性的。弗洛伊德以发展当代心理学为框架进行他的理论，但又在某个关键点之后打破了这个框架。在精神病医学领域里他许多出众的同事，实际上都是神经学家。1895年，弗洛伊德与布罗伊尔发表《歇斯底里研究》的那年，克拉夫·艾宾也出版了一本专著——《紧张与神经衰弱状态》，极尽完美地阐述了当时普遍的观点。这本小书大胆尝试将当时诊断使用上混淆的词汇进一步厘清。克拉夫·艾宾将“紧张”定义为“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内在病理气质的表现，而很少是导因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而遗传，是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根源：“大多数被紧张的气质所影响的人，从他们早年的幼儿时代即有所表现，这乃是来自先天的影响。”克拉夫·艾宾以一种崇敬的语气，对“那决定性地影响器官本性，万能的遗传生物定律”致敬。这个因素对心灵活动的影响，是无可否认且是绝对的。后天得到的紧张感，出现在当“神经能量的累积和消耗之间的正常关系”被扰乱的时候。睡眠不足、营养不良、大量饮酒，以及“违反卫生观点”的现代文明特质：匆忙、对心力的过度索求、民主的政治活动，甚至给予妇女的解放权力，全都使得现代人变得紧张。但是外在力量所造成的紧张，如同先天气质的变化，仍然关系到“神经构造，即使是在神经系统中最微小的变化”。
对克拉夫·艾宾来说，更严重的病症“神经衰弱”，是紧张的极度发挥；一种“功能性”的疾病，使得心灵活动“无法再建神经能量的生产与消耗间的平衡”。这个机械化的比喻并非偶然拾得，克拉夫·艾宾的确把神经衰弱视为神经系统运作的脱序。当紧张气质出现的时候，医师首先应该在遗传因素中寻找神经衰弱的首要病源，至于后天性的紧张也可以追溯到生理上的原因，一组不幸的创伤，或者具伤害性的环境：童年的病灶来自“神经病理式的环境组成，手淫，或者如同先前提过的，来自现代生活系统中的过度紧绷状态”。即使引发神经衰弱的源头是心理事件，如担忧或者心理压力，它仍然可以追溯到最终神经系统方面的失调。克拉夫·艾宾已经准备要将“社会性”的因子，以及“先天气质倾向”，归因到“神经系统的构造问题”。依照这个状况，克拉夫·艾宾建议的治疗方式，自然倾向饮食、药物、物理治疗、电疗、按摩疗法等。作为一个性偏差行为方面的专家，他并没有忽略他所谓的“Neurasthenia sexualis”（性因神经衰弱），但他只把这个状况当作临床图像的一角，而非肇因。
简言之，克拉夫·艾宾把心理因素的病痛，视为生理问题所致。即使到了1895年，他仍然有从16年前自己出版的精神医学教科书里面的观点：“疯狂是一种脑部的疾病”中走出来。19世纪中期，心理学大幅度进步，令人印象深刻，但其所处的位置是矛盾的：它把自己从纯粹的哲学思想当中解放出来，如同哲学从神学中出走一般，但却投向另一个跋扈的主人——生理学的怀抱。心灵与身体以什么方式连结，已经有悠久的论辩历史。罗伦斯·史坦恩在18世纪中期就已经表示：“我以最崇敬的心情说明，人的身体与心灵，就像是男人穿的长袖衬衣与它的衬里一样紧密相连；把其中一个弄皱了，另一个也就皱了。”19世纪的学者仍然同意这样的观点，并且更进一步，他们极具信心地指出，哪部分是衬衣，哪部分是衬里。他们认为，心灵依赖着身体，也就是神经系统，还有脑。
1876年，著名的美国神经学家威廉·何蒙，描述了当时专业研究者间的一致意见，他是位男女性冷淡方面的专家。他这样下断语：“现代的心理科学，不多不少就是以生理功能来考虑的心灵科学。”这个强调的粗体字是何蒙自己加的。在英国，影响深远且多产的精神医学家亨利·莫兹利的说法也强调类似的观点。1874年，谈到疯狂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写道：“要用心理学的方式，去解释任何（由疯癫显示的）堕落本能的源头或是本质，并不是我们能力所及，也不关我们的事。”“如果真的要解释的话，那必定来自生理，而非心理层面。”欧陆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医学家，对英美同事们的说法并没有太多的异议。19世纪初期，著名的法国精神医学家艾司奇罗曾经给“疯癫以及心理疾病”下了个定义：“一种常见的慢性大脑情绪疾病”。这样的解释持续其优势直到19世纪末期甚至更晚，影响力遍及欧洲与美国。1910年，弗洛伊德告诉他最著名的病人之一“狼人”说：“我有办法治疗你受苦的心灵，因为直到现在你都在便壶里寻找你疾病的原因。”多年之后，这个“狼人”同意了弗洛伊德的看法，并用带有点武断的语气说：“在那个大家都想使用生理方式寻找心理状态的问题上，心理的作用完全被忽略了。”但也有些异议者，例如英国贵格教会的医师，在1800年左右发展出他们所谓的“道德治疗”来处理疯狂的病人。他们试图用道德劝说、心灵的训诫以及慈爱，来治疗这些可怜的疯子，而不是用药物或者物理式的限制，据说也有一些效果。但从实际的世界来看，其他的神经学家、精神医师或者疯子收留所的管理人员，都认定身体对心灵的影响，远大于心灵对身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