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有意角逐9号码头的财团，看见彭定康与李嘉诚父子晤面时的微笑，如寒天里淋了一身雪水，心想事情黄了。
具有地利人和的李超人，现在又占尽天时。
不料事情又有变化，彭定康对港府大动干戈，撤换了一批议员，使李嘉诚在港府的数载经营前功尽弃。彭定康这一招，并非针对李嘉诚，“一朝君子一朝臣”——新官上任，都喜欢提拔新人。彭定康的这一切，都是围绕他的“政改方案”而做的。
彭定康的这一招，给李嘉诚竞投9号码头抹上一层阴影。先前，与李嘉诚关系甚密的行政局议员，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宜将码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这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竞投先声，口径惊人地一致。如果这样，无人敢与掌握了百亿现金的超人较个你死我活。
与李嘉诚关系最密的议员下台，新一代行政局议员们，不再于9号码头上做李嘉诚的“御用议员团”。结果，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而是协议招标——不以价高为中标唯一标准，而是看竞投者的综合条件。
综合条件是个软指标，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过，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综合条件甚佳，李嘉诚亦会像昔日中标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那样，拿出“煞食桥”（妙计）。
协议招标消息传出，各大财团蠢蠢欲动。李嘉诚自然跃跃欲试。
结果，超人败北，港府将9号码头的4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兴建经营。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嘉诚已经尽了自己的人事，横出变故，只有另做努力。
9号码头，超人落马，是彭定康有意与李嘉诚过不去吗？
1991年，彭定康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期间，李嘉诚曾向保守党捐赠一笔大额竞选资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报李，也不至于思将仇报。因此，李嘉诚能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庆典日，很顺利地邀请彭督亲莅庆典，并视察葵涌。其后不久，彭定康邀请李嘉诚进入“总督商务委员会”，李嘉诚婉谢后，结果让其子李泽钜进入总督商委会，成为最年轻的委员。此事全港哗然，亦成为臆事者认定超人与彭督关系非同寻常的佐证。
然而，舆论普遍认为，港府确确实实有意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的垄断地位。
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5成以上，则可认定处垄断地位；若在7成以上，则是高度垄断。经济学家及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亦会令政府管理失控，处垄断地位的厂商可垄断价格，因无竞争对手或对手太弱而不思改革经营与提高技术。
政府对非得实行垄断的行业（供水、供电、供气等）实行专利管理，控制价格，而对其他行业则允许并鼓励自由竞争。香港政府未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制定反垄断法（该法核心是遏制处垄断地位一方的发展，扶植较弱的一方）。香港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
但它在行使有限权力之时，“均衡”是其抉择的因素之一。
读者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属卫视与无线之争。港府在制定新条例之时，既不偏袒李嘉诚，也不优惠包玉刚。最后出台的条例，虽未满足双方要求，却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为双方所能接受。
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垄断香港市场，遭到欲夺9号码头的各财团的抨击。他们的“利己”观点在工商界、舆论界及港府中很有市场，有议员说：“经验与财力不是首选条件，如是如此，当年选择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商，就不该是毫无在中区发展物业实绩的小地产公司长江实业。”
港府在选择9号码头发展商时，首先就把李嘉诚排斥在外，另选实力与长实系相当的财团——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这又是一种平衡。
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雪洗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原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则上拥有的地盘物业，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7成，算是真正的霸主，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
李嘉诚之输，错不在他，而在于他的垄断地位。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反垄断都是政府干预商业的强制手段之一。
7.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个商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目标走下去，应当可以成大事的。李嘉诚以他灵敏的商业头脑，在香港乃至国际商界树立的良好形象，以及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对国对港纯朴真挚的爱心，获得1990年DHL——《南华早报》商业成就奖，按照DHL主席钟普洋的话说：“确实是实至名归了。”
80年代初期，当李嘉诚以“蛇吞象”式收购英资和记黄埔，成为轰动香港乃至国际商界的“入主英资洋行第一人”的时候，香港人为之振奋。而当时的经济评论抓紧机会在新界政务司的外籍人士钟逸杰对李嘉诚尊敬的态度上也做出一番渲染：
“在以前的殖民地时代，外国炮艇经常在中国外河巡逻，而中国人又被称为是远逊白种人。虽然时代改变了，香港这殖民地是由政治上的方便而存在，而不是因为武力而存在。但是当长江宣布与侨光合作在沙田东厂建造高级房屋时，新界政务司钟逸杰迎接李氏参加典礼，很多人都感到惊讶。钟氏当时伴在李氏身旁，在李氏未坐下时不肯坐下，他常常望着李氏，显露羡慕之意，尤其是当他强调中国、香港和长江将不断合作时，他们两人都对前景很乐观。李嘉诚这位商界奇才启发了很多年轻人，又维护着香港的经济前途……”
古人云：成事业者，无非是天时、地利、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经济的腾飞，实际上就是一曲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凯歌。
在香港这个地狭人多的地方，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以及比东南亚其他地区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得香港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可能，因而造就了像李嘉诚、霍英东、郑裕彤这样一些白手兴家、艰苦创业的英雄人物。在环境和机会对于创业者都是均等的情况下，他们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锲而不舍及顽强的拼搏精神，在各种投资风险里摸爬滚打，一身泥泞、一身血汗地奋斗着。而且，他们曾经在这个奋斗过程里失败过、跌倒过，但最后他们都咬紧牙关，直立起满布伤痕的躯体，直到他们平安地渡过各种艰难险阻，直到他们充分地利用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并且不断地创造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
他们之中，有的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世家之后”；有的是在大陆解放之后由上海、天津等地迁来香港的资本家；有的是利用香港飞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发愤自立的家境贫寒、穷苦人家的子女。但是，他们都是在各自不同的角度，各自不同的程度上，在纷繁激烈的国际商战情势中，不断接受时代赋予的一次比一次更有创意的挑战，他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在竞争中生存、发展，他们打破常规，傲视一切，成为对香港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家群体。
这就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
“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3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1979年10月29日，美国《时代周刊》杂志曾经说李嘉诚是“天之骄子”，也就是说李嘉诚之所以这样成功，是因为幸运之神经常降临的缘故。
至于李嘉诚自己也曾经就“成功与幸运”的问题，专门发表过他的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是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至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十年的成功，有百分之十靠运气的，百分之九十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现在，运气已差不多是占三至四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