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蔡志勇东山再起，看准时机出售“CNA”股份，利用这些资金成立了c·蔡氏公司，经营公共机构证券经纪生意。1976年蔡氏公司成立第一家由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美林证券代结财务经纪行。1978年，他收购一家财务控股公司，并合并“联合麦迪逊公司”，控制一家人寿保险公司。1983年，他在金融方面的投资至少有五亿美元。
在华尔街，有许多玩股票的行家里手，其中有一位最爽直的名叫约瑟夫·赫希洪的人。他出身于贫民窟，最后，主要是靠赌矿业方面的股票，赚了一亿美元。赫希洪自己承认玩股票为赌博，从来不像一般的生意人那样朝自己脸上贴金和自抬身价，大唱高调地称自己为投资的银行家，或自然资源的开发者，或其他很多冠冕堂皇的头衔。这个有钱的大亨，会面对着你，盯着你的眼睛说，他是一个投机商。
“投机”，《辞海》中的解释是“窥伺时机以谋求私利”；实质上就是巧妙地利用时机或机会，以获取利益。在股票市场里，风险和机遇同时并存，面对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市场，若没有相当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没有巧妙地把握和利用机会的本领——即没有投机的本事，即使是一个百万富翁，一夜之间也可能沦为乞丐。所以说，投机是一门艺术，投机是一种本事。
约瑟夫·赫希洪1899年降生在特拉维亚的一个村落，是一个典型的穷孩子，后来辗转来到美国。当打工仔的时候，赫希洪就开始做股票曲线和图表，后来他开始在场外市场充当经纪人。十八岁来临之前，他赚到了第一笔财产：十六万八干美元。1924年，他离开了场外市场，开始做未登记证券的交易。一年后，他成立了赫希洪公司；到1928年，则成为一个标准的经纪人的经纪商，每月的进款有二十万美元。
赫希洪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的经历使他掌握了所有生意的诀窍。“我不是一个投资者，”他解释道，“我是一个投机的人。我对股票本身和它们的股息毫无兴趣——它们只符合于老奶奶和小娃娃的胃口。我的主张一向是要做一本万利的生意。”
金融投资就是一本万利的生意。1933年初，赫希洪公司在多伦多开张，成了那里少数的经纪人的经纪商之一。赫希洪和加拿大著名的一矿业巨子拉班兄弟一同投入冈那尔金矿公司，以二十美分一股的代价取得了五十九万八千股上市股票。1934年7月，冈那尔股票上市三个月后，股价直升到每股两美元五十美分。这时，赫希洪又开始慢慢地出货，到10月底，他决定从市场上全面撤退。如此下来，利润极为惊人，也弄得他恶名昭彰，有调查报告说：“操纵的过程是利用一手买一手卖的方法，把股价炒高，给一般投资人一个印象，这种股票成交量很大。这一点赫希洪先生以极高明的手法，做得很成功……”
1936年发生了赫希洪所谓的“道道地地的一大票”。这次是一家名叫普林斯顿的矿业公司。这次投资，为赫希洪赢得了长期投资者的声名，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个在华尔街抢短线的机灵鬼，他已由一个纯粹的投机商成长转变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投资人。
在赫希洪用他自己的钱和别人的钱，所做的许多冒险中——在一连串矿业赌博的名单上，难免有些是令人大失所望的，然而，赫希洪从未在一家公司半途而废。例如，当公司的金矿渐渐掘光的时候，赫希洪把公司经营转到铜矿、铁矿、铀矿等。
经过二十年的投机生涯，赫希洪的生意遍布加拿大——石油、房地产、金矿、铜矿、铁矿等。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在他主要的行动中，有阿克提克石油和汽油的投机，以及在英国的 锡矿冒险。
由此可以看出，金融业务诱人的利益，加上金融条件的优 厚，吸引着大批企业家投资于金融业。
赫希洪利用投机方式借股市发迹，是极其罕见的事，而且风 险太大，很多企业家都是以自己的基业为基础，向金融业进行渗 透，成为一些大的金融公司的控股人。
金融业是许多大企业家竞争的热点之一。他们以大量的资 金投入金融业，以期待赚取更大的利润，同时又为其基本产业起 支柱作用。
因此，商战之中，莫忘了金融投资。哪怕是风险极大的股票 投机，有时也会带来巨额的利润。
社会投资
商誉是一种无形资产，其价值难以估计。一个企业拥有良 好的商誉，他的产品永远给人以信任感，消费者即使出高价也愿 意接受。
比如，“皮尔·卡丹”服装风靡全球。虽然价钱令一般消费者 望而却步，可是该公司每年仍获得高额利润。这正应验了一句 话：“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商誉即商业信誉，是每个企业都具备的。良好的商誉则是 一个无价之宝，是用金钱难以买到的。当然，良好的商誉也并不 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不过，即使企业一时建立了良好的商 誉，稍不小心，企业本身或产品，不论哪里稍出一点毛病，它也会 毁于一旦的。
本节就是要论述如何建立良好的商誉的问题。其实，建立良好的商誉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本节也就是要告诉人们如何在激烈的商战中进行有效的社会投资。
为建立良好的商誉而进行的社会投资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性的投资，它为企业带来的潜在价值和效益是无法估量的，是潜在无形的。然而，这种社会投资还涉及到企业自身的形象对社会的影响，需要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所以，这种社会投资又让商家难以把握。不过，还是有途可寻的。
首先。是品质上乘的产品。要建立良好的商誉必须有能够打得出去的拳头产品，没有一个消费者愿意花钱买罪受；因此，产品品质低劣的企业永远也不会建立良好的商誉。
也正因为此，为建立良好的商誉而进行的社会投资，第一步是增加企业自身的投资，进行直接投资，以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方式来开发属于企业自身独有或特有的品质上乘的产品。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早期发展时期以生产福特“T型车”为主。由于外型的缘故，这种车又叫金龟车，笨拙的车型犹如甲虫，但是福特公司却大力改进其性能，多方发展其内在的优点和优势。这样，性能优良的“T型车”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为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商誉，使得该车的销售数字急速上升，在强烈的市场竞争中丝毫没有受新上市的美国当地小轿车或进口汽车的影响。
广告大师卢比堪有句名言：“产品的无价之宝是它本身的信用。”此语深刻地说明了企业在树立信誉时所作的努力是何等的重要。因而，社会投资的第一步在于对产品自身品质提高所做的努力和投资。
其次，是企业的形象。一个生气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企业，会给人一种希望，一种值得依赖的感觉。消费者喜欢你的企业，爱屋及乌，他也会喜欢上你的产品。
这一点上，许多日本公司都十分重视。比如松下公司一直强调在公众面前塑造“松下精神”和“松下人”的形象；各日本大公司都极为重视自身的形象。
再如，每年的年底，许多生意场上的小老板们都要向外发出精美的贺卡。这些美丽的贺卡不仅送出了节日的问候，而且可以塑造企业形象，还能与各方人士保持联系，以便在生意场用得着的时候，不会求告无门。
又如，日本的三菱公司，经常在广告宣传上采取送生日礼物、节日礼物的办法。每年元旦，三菱公司的总经理都要一大早就来到生日礼物领取处，亲自将礼品送给第一位来领取礼物的小孩和家长，并愉快地合影留念。三菱公司这一明智的举措，别出心裁的广告宣传，吸引着广大的民众。因为活动本身简单又新颖，包含着对孩子的浓情厚意。特别是新闻媒体对此事产生浓厚兴趣和追踪报道，更使三菱公司举办这次活动的影响得到扩大，使更多的人对该公司产生好感，树立起公司的形象。
商场如战场。这是人们对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炽热程度的形象描述。实际上也是这样，商界是不会放弃真枪实弹的战争为他们提供的机会。每次战争中，都有许多大型企业利用战争宣传自身形象，不惜重金地进行社会公益投资，以增强公司的知名度。
例如，美国商界就曾利用波斯湾战争大做广告，把商战推向战场。每天清晨，美军士兵们和多国部队的士兵们一起等待地平线上扬起尘土。他们听着飞机发动机轻微的轰鸣声，这声音宣告部队的补给品即将到来。还有，那些长途跋涉而来的卡车，卡车里装满士兵们最需要的货物：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公司发言人在谈及从国内向沙漠地带无偿供应汽水的行动时说：“每帮助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就获得一个终身的朋友。这毫无疑问对每家企业都有好处。”
波斯湾战争爆发前，有一千一百二十七家美国公司都发现“沙漠盾牌”行动是一个制造舆论的机会。因此，威尔登体育用品公司捐赠了一箱又一箱的鞋油。另外还有的赠一万副纸牌、两万两千箱无酒精啤酒和十万副太阳眼镜。
任何一次战争都没有出现波斯湾战争那样的情况：士兵们收到本国工业界送来如此多的礼物；每天都有新的产品货箱运抵部队；某些公司还派来了知名代表，如健美运动员、影星阿诺·斯瓦辛格甚至把五吨哑铃运进沙漠。
这些公司的做法是值得的，他们在努力塑造自身的企业形象，在进行一种社会投资。在那几周里，任何人在电视上出现的次数都比不上美国兵多。电视台日夜在报道：“我们在波斯湾的小伙子们。”人们看见他们拿着可乐罐头、万宝路香烟和SONY小型收音机……
还有一条，就是企业家的形象。
一位重信义的企业家，往往能轻易地赢得公众对自己的公司、产品的信赖。香港的“实业大王”李嘉诚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其中名声起着重要作用。他的良好信誉又主要来源于他的社会投资——
1982年，李嘉诚又捐款两千二百万港币，在家乡潮州市兴建两所大型综合医院；1985年5月，李嘉诚捐赠五十万港币给“中国孔子基金会”，以支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1991年，他捐款五千万港币，援助受大洪水袭击的灾民。
李嘉诚的重信笃行，急公好义，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这种无形的财富，是许多人用重金也买不到的。与长江实业公司有联系的一位经理对《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说：“有三样东西对长江实业至关重要，它们是：名声、名声和名声。”、
作为一位真正的企业家，都会懂得社会投资的重要性，希望花掉一些钱但赚回来的是金钱买不到的商誉。在一个企业的经营中，他会因此而威力无穷；所以，许多企业家都积极向社会投资。
社会投资，既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又能为自己赢得商誉，可谓“百利而无一害”。
幽默经营术
有一次，在比利时画廊里，一位美国画商看中了一位印度人的三幅油画。
整个画廊里的油画每幅标价都在十美元至一百美元之间，价格似乎颇为低廉。但是，那位美国人所看中的三幅画的价格却“见风涨”，印度人开口就要二百五十美元一幅。自然，讨价还价的事情就在所难免了，而且美国人很不满意，认为印度人在趁机敲诈。
岂料，印度人也怒气冲冲，转眼间就烧掉了一幅画。
美国人不由大吃一惊，继而十分痛惜地问印度人：“先生，剩下的两幅画，您要多少钱？”
“二百五十美元一幅！”印度人怒不可遏地回答，似乎认为美国人不懂艺术和油画。美国人虽然十分痛心自己心爱之物被毁，但是仍不愿高价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