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一群男女伤病员便离开了大队，结伴而行。路上他们被敌人冲散了，有几个同志被抓走，谭桃秀钻进一家人屋后的麦草垛里才脱险。
她拖着带病的身体一路走，一路讨饭，还得时时小心敌人。一一天，她冻得不行了，一位好心的老大爷收留了她，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老人把她领给一位孤单的老阿婆，老阿婆认她做了女儿。这样过了一年，在老人们的撮合下，她同一位老实的庄稼人结成夫妻，动荡的生活终于稍微平静了。但命运似乎在捉弄她，他们先后生了二男八女，却无一成活，人都说她的命太苦了。
然而，现在他们却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家庭。她家三代10口人，4个姓。她的老伴姓李，她姓谭，儿子姓米，媳妇姓贺。儿子是他们老两口收养的，收养时才8岁，媳妇也是抱养别人家的，那时她才刚满40天。李、谭、米、贺一家4个姓，人们说这是由几个苦命人组成的幸福之家。他们的晚辈对长辈极为孝敬，儿子是个孝子。谭桃秀的身体不好，胃病时常发作，为了让老人吃到可口的东西，儿子经常奔波几十里去县城买药。谭桃秀的小孙子是家里的“秀才”，今年（1989年）18岁，长得很灵气，正在乡中学里读书。他们家先后被县妇联、地妇联和省妇联授予“五好”家庭光荣称号，多次受到表彰和奖励，成为乡亲们羡慕和学习的榜样。
她们，不像牺牲了的烈士给人们留下无尽的怀念和崇敬，也不像活着的英雄被鲜花和掌声环抱。然而，虽然他们至今仍然普通得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像广漠中的一粒沙，但是他们的精神是富有的，因为她们曾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无私的奉献，为新中国的诞生铺过路、搭过桥，新中国大厦的基石里也有他们的血和汗。可是，至今她们对党、对人民没有过分的要求。因为，她们知道，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足，还需要努力建设，还需要奋斗！
在即将结束这篇访记的时候，我还想告诉读者：这里，仅如实地介绍了我所访问的12位女红军中的4位，那8位如何？可以说，一样的红军生活，一样的艰难，一样的悲壮。
在妇女团战斗的日子里
马玉莲口述张掖地区妇联整理
我的原籍在四川省南江县。记得在我十二三岁时，红军来到我的家乡，成立苏维埃政权，宣传推翻地主阶级、穷人求解放的革命道理。我这个童养媳，抱着要翻身求解放的愿望，于1932年参加了红军，编到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列宁缝纫工厂。当时我只有15岁。翌年秋天，我又调到供给部被服厂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上有敌机袭击、下有大炮轰炸的情况下，被迫向西转移。我们随部队跨过嘉陵江、涪江、岷江来到大渡河边。敌人为了阻止我们渡河，在河两岸安置了大批部队，控制了跨越大渡河的桥，并把桥炸断了。我们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士们个个奋勇当先，冒着枪林弹雨，沉着地攀着在悬崖绝壁上的铁索前进。不知有多少战友中弹后被汹涌咆哮的河水吞没了。一个星期后，我军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
就要过草地了，我被编到文工团。文工团大约有30个人，团长叫陶万荣（女），另一个负责人叫廖赤建（女，在河西堡附近被马匪抓去打死了）。文工团的任务是唱歌、跳舞、演戏，搞宣传鼓动工作，随编随演。印象最深的有《八月桂花》等民歌。走完草地，到了甘肃的会宁，只休息了半天，部队又开始过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
到了武威一带，我又被编到红西路军总部妇女独立团（该团在四川成立）。我去时，这个团有600多人，下设3个营，每个营有3个连，我是二营一连的指导员兼政治干事。连里共有90多个战士、5个党员。连长吴同秀，副连长杨秀珍，副指导员李秀英。我们每人都配发了枪、子弹、手榴弹。在河西一带，我军的兵力是这样部署的：五军在前，首战高台阻击北面的马匪；九军在后，占据永昌堵截敌人的后路；三十军和总部下属部分居中，沿三堡、民乐一带行进。在武威、山丹，我们大小战斗打了40多天，敌人袭击，我们就反击；敌人不来，我们就打土豪，储备粮食。
从山丹过来后，沿着张掖的碱滩、北门外，到达临泽的县城——抚彝（现在的蓼泉乡）。抚彝城距张掖只有八九十华里，前面有马匪的增援部队，后面有韩起功的重兵，把总部团团围在城里。为了保护总部指挥部，我们妇女团配合部下属的政治部、供给部、文工团等单位的同志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马匪用钢炮疯狂地轰炸城墙，城墙被轰开了口子，我们就赶快垒起来，再轰开，再垒起。就这样，我们同敌人浴血奋战了7天7夜。敌人得知守城的主要是妇女团，就疯狂地叫嚷：“攻下城，每人发个共匪婆。”平地作战消耗很大，我连一排长、共产党员杨秀珍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眼看着再坚持打下去对我们很不利，上级命令我们连夜撤退。深夜两点，我们趁敌不备，从抚彝城南门口撤了出来，我们边撤边打，一直打到倪家营。一清理人数，妇女团只剩下400多人。
总部到了倪家营时，高台已经失利。五军全部覆没，九军、三十军的部队也所剩无几了。在这里，我们又和敌人交战了20多天。由于连续作战，人饿马乏，兵力得不到补充，不得不从倪家营撤出来。部队刚到威狄堡，马匪就调来了一个骑兵师和一大批民团将这个小小的地方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我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危急之中，听说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送来了弹药，大家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可不久又听说在河西堡车站叫马匪截走了，这消息激起了同志们的愤恨，在总部的指挥下，我们炸掉了敌人的军粮库。
我们从威狄堡刚到梨园口，马匪又把我们大约3个团的兵力包围了。从下午5点一直打到7点，3个团的人死得还剩下一个团左右，我们也只有200来人了。连长吴国秀同志在坚守阵地时，不幸中弹英勇牺牲。战友的牺牲激起同志们的满腔仇恨，尽管我们人少，武器弹药有限，但同志们仍抱着必胜的信心，英勇不屈地拼搏着，硬是把敌人打退了。利用敌人暂时休战的机会，我们赶快向山里撤退，撤了一天一夜到了康隆寺喇嘛庙。在这里我们又和紧紧追赶的敌人打了整整一晚上。天亮时，我们退到山顶休息了半天。下午，总部命令将剩下的枪支弹药都收回，不能用的毁掉，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供给部的同志还给我们发了点银元，给连、排干部分别发了一两颗手榴弹，以备万一发生意外急用。回到连里我们按照上级的指示，召开了全连战士会议，将上级发的银元发给个人，并动员大家不要因暂时的失败而灰心，要坚持和敌人斗争下去。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这时，我连连长、排长都牺牲了，只剩下两个班长和二三十个战士。第二天晚上10点多钟，部队开始向西走了。上级命令身强力壮的走在前面，女子、伤员跟在后面，不准咳嗽，不准讲话。大约走了两三个钟头，马匪部队突然出现，把后面受伤的人员拦腰截断了。这时拼的拼，跑的跑，满山遍野都有红军。
我同郑兰英、年明秀三人跑到山上一个煤窑里躲起来，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下了山，沿途看见13个红军病号。到了张掖黑河附近，我们被马匪抓到了张掖城，关到南关回民店。大约是在1937年1月的一天晚上，马匪把我们30多个同志赶到东教场准备活埋。夜很黑，我们脚前是一个一人多深的大坑，刽子手用大刀在我们身上连砍带推，后面的人就草草地把我们埋掉了。过了一会儿，我头脑清醒了，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死。听了听外面刽子手早已走了，我们几个没断气的人推开压在我们身上的尸体，爬出了死人坑。同我一起出来的有7个同志。
从死人坑爬出来后，我拖着满是伤痕的双腿讨饭到了大、小湾一带，遇到一位给地主家做饭的妇女，她告诉我。民团还在抓人，叫我躲在这家地窖里。等搜山的过去，我从地窖里出来逃到平山湖人宗庙附近，又被马匪部队抓住，并扬言要往韩起功处送。天渐黑了，我同郑、年两人悄悄地跑到东山寺庙里，碰到平山湖张那成、金巧引两位老人，从他们那里得知，山上住着百姓，没有马匪。两位老人把我们带到山里。第二天，他们回来说：民团又在搜人。我们三人又跑到窑洞里躲了一两天。后来，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我们被藏在平山湖以东5公里左右的面井子。在蒙古包里住了几天，我们商量回延安找党。老乡说去不得，外面敌人抓得很紧。没办法，我们只好靠拾发菜、拔野葱、挖大黄维持生活。不久，郑兰英同志叫马匪抓去了，年明秀同志也向东走了，一去杳无音信。这时，碱滩草湖有个年轻人在平山湖放羊，牧民们劝我俩成亲。从此，我在平山湖安了家。第二年，我生下大儿子徐满山以后，还是被民团抓去了。我的丈夫找了保人，才放了出来。又过了一段时间，碱滩的婆婆想看看从未见面的儿媳和孙子，我们三人刚到家三天，马匪又来搜人，我和丈夫、孩子从后院墙洞里逃走了，婆婆却被马匪活活打死了。就这样熬了13年才盼到了解放。
回忆几十年前的悲壮经历，我深切怀念牺牲的阶级姐妹。安息吧，同志们！
注：采访时，马玉莲同志为张掖县碱滩二队社员。
妇女团转战临泽
临泽县妇联
原临泽县（现在蓼泉乡）为1936年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所经之地，徐向前、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九军曾先后在蓼泉、倪家营、三道柳沟设过指挥部：苦战临泽也发生在前县城—蓼泉公社，红军失利后进人祁连山的进山口——梨园口也在临泽县。
1936年，西路军由靖远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转战到临泽时，已值寒冬腊月。前卫五军进入临泽城后，以所属三十七团、四十三团驻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率领3000余人连夜进军高台，掩护西路军总部的红九军紧随五军以一部兵力袭击张掖未成，转过黑河沿张掖到临泽，驻守城郊，总直驻县城，后卫之三十军也过黑河沿张掖甘浚堡至倪家营一带驻防。
驻临泽的总直属队是西路军的生命线，有驮着全军经费的辎重部队，有全军唯一能造手榴弹和子弹的兵工厂，且有医院，有宣传队，有后勤供给部门，大部分是妇女团的，缺乏战斗力。负责指挥总直的是后勤部长郑义斋。
我军由于长途跋涉，与敌人连续作战，部队减员大，供给困难。总直将卫生、宣传、后勤、兵工、缝纫厂的女同志组成妇女独立团。在我军苦战临泽中，这些巾帼英雄们，英勇奋战，始终坚持在战斗第一线。她们的许多动人事迹，至今还在临泽县群众中流传。
一、妇女团在I临泽的群众工作及支前情况
1936年11月22日，总直进驻临泽县城，马匪也跟踪而至，驻城北一带。总直和掩护部队红九军即被敌两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分割包围。指挥部决定坚守临泽，待三十军增援。
西路军进城后，首先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当时在张掖念书的如蓼泉乡新添大队李国璧在回临泽的途中，遇到黄火青部长后即带西路军进入临泽。通过这些积极分子的串联，第二天即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纪律及我党政策，通过群众酝酿选举，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由李国璧任主席，鲁斌担任副主席，下设财政，内政、土地、文教四个部，选出各部部长。连夜印刷了安民布告，说明共产党、红军的政策路线、宗旨、纪律，筹划粮草，支援前线。
妇女独立团在团参谋长彭玉茹，妇女团二营教导员华全双的带领下，三三两两，走家串户，向当地老百姓宣传我军我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并动员老百姓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召开群众大会，刷贴大幅标语，标语内容有“联俄联共，贯通西北一致抗日”等，宣讲内容有“红军是工农子弟兵，是穷苦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不危害老百姓的利益，若有红军污辱妇女者杀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不分官长士兵，军纪严明，买卖公平，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动一草一木，宗旨是打倒贪官污吏，实行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共产党是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的为穷人翻身解放的队伍。我们到西北来是为了抗日，日本强占我东北、华北，继而又向西北进攻，现在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收复失地，实现积极对日作战”。在妇女群众会上宣讲的内容有“动员妇女剪长发，穿短袄、人轻松又方便。要团结起来，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享受和男子一样的社会权利。自食其力参加劳动，才能在社会上、家庭中有地位，不受压迫。要起来参加革命、当红军，我们就是从四川参加红军的，为什么你们受穷，少吃没穿受压迫，就是因为有马匪的统治、地主土豪劣绅的剥削，所以大家才受压迫，团结起来打倒他们，做到有饭大家吃，有田大家种，人人一样平等”。并让大家把家里的人动员回来参加劳动生产。经过宣传动员，跑出去的男人回来了，不敢出门的出来了，不参加会的也来参加了。群众发动起来后，首先向四坝的大地主杨汉兴征了五六十石粮食支援前线、救济贫苦农民，接着又向赵家湾子地主杨子龙、威狄堡雷行基等富户筹了粮、布、衣服，并在三道柳沟地主张开选的园子里斗争了张开选。两次筹粮160多石（米麦），蓝、白土布200多匹，衣服100余件。通过这些活动，群众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和红军贴心了，感情加深了。在一次给穷苦百姓分衣服和布时，群众看到红军破烂、单薄的衣服，心中很是过意不去。当时红军有的穿单衣，有的是将一块毡片中间挖个洞，从头上套在腰间用麻草绳或皮带一扎（叫马夹），脚上有穿草鞋或用破布、烂毡片绑在脚上当鞋穿的，在这种情况下给老乡分衣服和布，大部分人不要，要求红军留下自己穿，有的妇女感动得当场哭起来了。这样军民逐步成了一家人，红军在谁家住，房东家就主动要求给红军缝制毡衣、毡鞋、补衣服，推米磨面，烙馍馍，还有些妇女做鞋送给红军穿，而妇女团的女战士同样也给老乡的孩子缝补衣服。当时参谋长彭玉茹只有19岁，营教导员华全双只有18岁，能歌善舞。妇女团女战士在她们的带领下，开始演戏，教唱革命歌曲。1937年的元旦在蓼泉学校演戏、跳舞、唱歌，四乡老乡多赶来像看大戏的一样。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老乡对红军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人人称颂红军好。在临泽战斗中家家把门板和箱柜抬出支援给红军做掩体。临泽城的妇女在临泽战役中的20余天中做了大量的支前拥军工作，妇女独立团在临泽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培养骨干力量，发动农民当红军。红军总直指挥部设临泽旧政府大院，政治部设在蓼泉学校，当时黄火青部长、吴永康副部长、李占魁、华全双、彭玉茹经常给学校的老师、学生上政治课。黄火青曾给学校墙上写下了“投笔从戎方称志士，马上杀敌不愧书生”。彭玉茹参谋长给老师讲课时在黑板上写道：“男儿不学则已，学为国用，方为学之本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