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回家后女儿问她：“妈妈，您发现一班的同学最近有什么异常吗？”妈妈说：“没有哇！”女儿说：“难道您没有发现最近在一班地上掉东西多了？”这一提醒让她才想起来的确最近地上掉学习用具的情况很普遍。女儿又问：“看见地上掉的文具您是怎么做的？”“我巡视时一般都会捡起来还给同学。”女儿高兴地跳了起来：“妈妈，您及格了！”搞得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女儿这才告诉她：“这是我们两个班的同学给所有带课老师出的一道考试题。每位老师都在讲课的时候给我们传授做人的道理，也常常严厉地批评犯了错误的同学。我们很想看看，哪位老师言行一致：关心学生、有爱心、素质高。这些文具都是大家故意扔在地上的。妈妈，你们用试卷考我们，我们用文具考你们。有一个老师没有及格您知道吗？他不但没有捡起文具，还把一支钢笔给踩断了。妈妈，我们都认为在教育中，身教的作用远大于言传。高素质的行为是爱心与美德的结晶，而优美动人的语言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场表演。”
女儿的话让这位老师吃惊、惭愧并深思。
人生的考试有很多，但最难最高的是人格的考试。
最近几年，频频曝出一些教师丑闻。教师是这个社会中最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言谈影响学生的言谈，他们的学识决定学生的知识，他们的修养左右学生的素质，他们的一个温情的眼神或许可以焕发无数学子努力拼搏的劲头。教师，应该永不停歇学习的步伐，紧紧跟随时代前进，学习和掌握更多新知识。教师，还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用自己高贵的品性去感染学生。
永远微笑的女生
一个学生如果让老师多年后依然印象深刻，一定因为她有不一样的表现。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西安有个不平凡的女孩子叫李欢。我从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上了解了她以及她那感人的事迹。1999年，一本全国有名的妇女刊物约我写李欢与她父母的故事，我答应了。其实我心里很想见见这个女孩子。
当我如约来到李欢家时，她正在室内看书，给我一个轮椅上清瘦的背影，她妈陪我们在客厅聊天。当我讲了我的意图后，她妈妈委婉谢绝，因为李欢出名后有太多的人上门打扰，面临高考的她不堪重负，只好请妈妈挡驾。我记得她妈妈说李欢压力挺大，因为自己已经这么有名，万一考不上大学以后怎么向那些关心和帮助她的人交代。我表示理解，尽管这样，儒雅的李欢妈妈还是自豪地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女儿的往事。我记得很深的一件事情是她妈妈说自己一次体检怀疑得了大病，结果李欢笑着安慰妈妈说我都不怕病你还害怕吗？让妈妈备感温暖、开心和慰藉。
因为没有看见李欢的容颜，我总觉遗憾。2001年8月，我看到新华社的通稿说李欢被我们学校计算机专业录取，暗自替她高兴。9月，我的课表发了下来，一看有计算机专业的课，我就想李欢会不会在我的班上。无巧不成书，我第一天上课，提前到教室里，不一会儿，就看见面带微笑、皮肤白皙的李欢被几个同学推进了教室，挪开桌椅并安置在门边。
此后，每次我都要等李欢来到教室坐定后才正式讲课，而不理会上课的铃声。讲课的时候，我留意到她十分认真地听讲并艰难地做着笔记。我带《工程制图》课，笔记十分难做，写写画画挺费事，其他同学就不做笔记或将重要内容写在书的间隙里，而李欢从未间断过做笔记。因为她坐在头排，我常常会到她身边看看。让我吃惊的是，她的笔记记得很整齐、很漂亮，我翻看她的作业，尽管不都全对，但却绝对认真，简直可以说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我教书已经8年了，带过许多学生，但这样的好学生我真是第一次见到。我心底很替她高兴，也为自己高兴，因为我有李欢这样一个好学生。
我的课只有60个学时，一个学期就结束了，此后，我又忙着带其他的学生了。一学期我和李欢大概只见过几次面，说过几句话，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忘记她在课堂上谦逊而又灿烂的笑容、她努力地挪着图板画工程图、她艰难地削着铅笔的模样……
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大的潜力。教育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就是去挖掘学生的潜力。李欢就是一位教育成功的典型。李欢是我带过学生中的一个特例。对于一个从四岁开始就患上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症的孩子，选择上工科，就意味着付出更多的汗水。李欢大学毕业后，在长安大学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三年后，她拿到学位并顺利就业。在工作单位，她的主要工作是在电脑前操作，她因为加班加点拼命工作常常会导致身体严重不适，不得已只能停下来休息。这就是这样一位女孩子，很小的时候，她的故事就写进了学生教材，并被新华社长期关注。李欢，正如她的名字一样，不管人生怎么艰难，她始终有一张欢欢乐乐的笑脸。
我的唯一大学在长安
以谦卑与感恩之心教书，这是我最想对恩师和母校说的话。
在长安大学最近几年的招生简章上，有这样一句诗：“清风吹渭水，明月满长安”，深受考生和家长喜欢，这两句诗其实脱胎于贾岛的“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个“秋”字、一个“落”字，贾氏的诗给读者勾勒了一幅无限凄凉的景况，而经过衍化的诗句却透露出赏心悦目的意境。如果仔细琢磨，前句中的“渭水”和后句中的“长安”紧紧扣住了“长安大学渭水校区”这一校牌。诗句不但成功嵌入校名，还凝练描绘出洒满月光的校园、清风拂面的感受。一旦有机会，我总愿意在这样的校园里徜徉。我庆幸，在这样的校园里，我已经待了20个年头。
1991年9月，我背着母亲一针一线做好的被褥来此求学，就再也未曾离开。那时，我还是一名青涩青年，除了一腔激情外一无所有。幸运的是，在这里我遇到了博学宽厚的师长，他们指导我学习做人，帮助我健康成长，使得我能够慢慢地成熟起来。在这里我读完本科，念完硕士，现在，又将家安在这里。从学生宿舍到教职工集体宿舍，再到我自己拥有的单元房，虽然搬家八次，可是犹如行星运转，我一直都在这个院子中打转，母校就是我生命中的恒星。
有三位师长对我影响最大。按认识先后排，第一位就是辅导员胡新杰老师。
刚入学时要填一张表格，在特长一栏里我写下了“喜欢文学”四个字。就是这四个字，为我开启梦想之门。不久后，辅导员胡新杰就让我到系学生会做一名宣传干事，我很自豪，因为我们班32名同学里就我一个到了学生会，那是每一个学生向往的地方。胡新杰相貌英俊、身姿挺拔，四方脸上流露出坚毅的神情。他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他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那时，学校给我们一年级学生配备固定小教室，以便晚上集中自习。胡老师每天晚上会准时来到教室，监督大家学习并指导学习方法。大学与中学最大的差别就是每次上课内容很多，如果方法不当，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陌生环境，学习压力会很大。胡老师特意组织高年级优秀学生与我们座谈，传授学习方法和技巧。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组织的一次讨论课，让大家站上讲台谈上大学的感受，而他自己则坐在台下，认真记录同学的疑问并随后做认真解答。入校军训时，胡老师是我们排的指导员，他穿一身笔挺的军装，帅气无比，即便是军训结束后，在校园里远远看见他，依然身板笔直，说话做事铿锵有力，仪态极佳，简直就是一位军人。有同学嘲笑胡老师“傻”，每每这时我都会极力反驳，因为我从那笔挺的身姿、端庄的仪态里，看到了为人师表的严谨与尊严，这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向往的一种风姿。正因为如此，后边的事情就不难理解了：胡老师每天晚上10：30准时赶到我们宿舍，查点人数并要求大家立即休息。而早晨6：50，他又会准时出现在宿舍门口，将还在做美梦的我们喊起来出操。在其他人都嘟囔时，我总是第一个爬出被窝为胡老师开门，为这我事后常常受到舍友们的言语“围攻”。爱睡懒觉的同学总是抱怨胡老师“积极”，他也不恼，还笑眯眯地开着玩笑，甚至会作势去揪那些调皮男生的耳朵。其他系到大二就不怎么出早操了，而我们班在胡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一直坚持到大三第二学期。毕业后其他人我不得而知，而我自己，一坚持就是20年，到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到花园跑步，每每要偷懒休息时，就会想起20年前胡老师在男生宿舍紧闭的大门外洪亮的喊声：“起床，跑步！”
我的第二位老师非常特别。因为在我求学的四年里，他没有给我带过一次课，却被我一直尊敬地称为“恩师”。他，就是张宪。张老师当时年近40岁，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当时校报编辑部唯一一位专职负责老师，对采、编、排、校非常在行。他个子不高，微胖，看似一张冷脸，其实十分热肠。曾经的校报才女郭建朵有一篇回忆文章写得十分生动：“张宪老师谈锋健朗，即便如此，初见时还是觉得他难以接近，他总是这样的：沉默时，外表特冷峻；说话时，言语特犀利，脸上还挂有一丝嘲弄的表情，好像在说：得了吧，就你小子能耐。于是，随着他鼻孔里‘哼’的一声，被你死守力挺的观点差不多也将over了——难逃被他驳倒的命运，当然，交往久了，这个初始印象又会被推翻，他其实是特别真诚、内心特别有爱的一个人。”
我能认识张老师，实属机缘。我进入学生会后，在那里结识了时任宣传部长的大二同学赵振伟，我们有许多关于文学的话题，成了好朋友。一天，已经担任校报学生记者团团长的赵振伟问我是否愿意到校报编辑部做学生记者，我当然一百个愿意。就这样，我有了与张老师亲近的机会。张老师算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他不仅教我写作，还教我排版，带我采访，极度信任我，关照我。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就是通过张老师的手发表在校报上的。一天，张老师拿着我上交的一首诗说：“你把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修改一下，这期副刊上你这首。”我当时特别激动，后边两句话就在校报编辑室里修改了几个小时。几天后，校报出来，那首诗赫然位居副刊头条，我激动不已，同宿舍哥们立马对我另眼相看，对我言必称“诗人”。当晚我就将报纸压在枕下，夜里几次醒来，兴奋不已，想再看看却看不成，因为宿舍夜里不放电，我只能借着从窗户射入的月光看看诗歌的位置。一早起来又连看几遍，内心被激情与热情胀满，想着那些漂亮的女生看见“霍忠义”的名字以及这首小诗，不知会做何感想，说不定爱屋及乌还会对我产生好感呢！这次发表，给我不甘平庸的内心添了燃烧的柴火。
大学四年，我与我们班其他同学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我有校报学生记者团生活经历。校报学生记者团云集了当时各个系学生中的写作高手，可谓“人才济济”，是“天之骄子”中的“骄子”。那里的日子不但有趣，还十分有味。很多同学刚进校报时性格内向、胆小懦弱，但经过这一熔炉的几年铸炼，等毕业时已经判若两人，我是最典型的一个。由于在校报不但要参与各种校园采访，参与校报组织的外出旅游、包饺子等活动，所以我的性格有了极大改变，原来见了女生都会脸红，最后是女生见我要脸红了——脸红于我幽默的调侃，善意的玩笑。张宪老师性格耿直、记忆超群、专业知识过硬，深得学生们喜欢。校报编辑部有一间带小套间的大办公室，中间是几张小桌拼起来的一张大桌子，四周围着一圈凳子：张老师在小套间办公，而学生记者就在外边的大间。大间成为我们办报、写稿、畅谈、作业的最佳场所。因为和谐良好的氛围，这里很快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地方。一次开会，记者团团长说：“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张宪老师的周围，办好我们的校报。”大家都笑了，张宪老师就在旁边，脸上似笑非笑，表情极不明朗。这样的优雅环境，这样的青年才俊，想不谈恋爱都难。于是，男女记者在“文学交流”这一堂皇的借口下，慢慢地、慢慢地谈起了文学以外的话题，那是青春发酵的气息。时至今日，已有多位记者团成员结为伉俪，且幸福无比。张老师对此尤其满意，说不定心里还自鸣得意：“看，我不但教你们写作，还是你们的媒人呢！”令所有校报学生记者难忘的是每学期组织的包饺子。张老师将大家召集到他家里，人人动手：有人和面，有人洗菜，有人切菜，有人包饺子……反正要人人动手，热热闹闹犹如节日，亲亲热热似同一家，可能还会有一些多情的眼神穿过饺子的热气传递别样的信息。我们这些远离故乡和父母的学子，在张老师的家里，在可口的饺子前最大程度地体会着“家”的温暖和温馨。
1994年冬季，大四的我已经在考虑次年的毕业去向。张老师要我留在他身边，留在校报做一名编辑。那时，我已经公开发表了一些文章，对留校做编辑很有兴趣，于是就答应下来。张老师很高兴，立即去做相关工作。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张老师龙飞凤舞的字体，虽然这些字辨认费力，但至今持握，温馨遍体：
霍忠义：
这几天学院（那时叫西安公路学院）各单位正报明年的留人计划，但要得很急，我本想再给你打个招呼，今天一直没有见到你，就自己写了个要人申请，你看看，如果没有别的需要补充的内容，就抄一份，塞到门上，明天上班，我给人家送过去。
张宪
1994年11月8日
我当时自觉留校已经十拿九稳，于是寒假好好回家过了一个春节，来校很晚。1995年2月20日，我一返校就立即被张老师叫去，告诉我一个可怕的事实：“我们学校上报交通部（那时学校属交通部主管）的校报留人指标未获通过。”我一下子傻眼了，内心焦急万分却毫无办法，这时，我听说学校基础课部制图教研室要在我们班选留一人教书，就赶快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老师。当天晚上，张老师将我带到时任制图教研室主任的王占义老师家，郑重将我推荐给她。就这样，我得以留在母校，与许多恩师相伴。如果留校做编辑我属于非专业就业，而留校做教师我干起了机械的本行。身在机械，心随文学，我的生命丰富多彩。
而我要说的这第三位老师也是我的文学奖掖者，他就是黄建国教授。我认识黄老师时，还是一名大三学生。那时，黄老师是我们校报学生记者团全体成员的偶像，大家闲时常读他的小说，并在校报编辑部展开热烈讨论。我一直想拜见黄老师，可是满心敬畏，几次都打了退堂鼓。直到有一天，我写了一篇自己还算满意的文章，才又鼓起了勇气。
黄老师在校报编辑部对面的教室里上课，我模糊记得讲的是《中外文学名作阅读与欣赏》。时任校报记者团团长的赵振伟带我到教室外边，给我指认黄老师。其时，黄老师正面带微笑、侃侃而谈，自然发现不了门外的我。
我待在教室外，一直等到黄老师下课要离开时，才走上前去。做了一点简单介绍，然后我恭敬地递上手稿。面对完全陌生的我，黄老师和蔼地说：“我拿回家看看，看完和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