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协奏曲》是巴托克留下的音乐里，至今演奏得最多的一部。对这部有五个乐章的管弦乐的情感内容，巴托克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他在说明文字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除了诙谐的第二乐章外，这部协奏曲总的情绪所描绘的，是从第一乐章的严峻和第三乐章悲哀的死亡之歌，逐步转变到末乐章的对生命的肯定。”这样的表现内容，恰好是巴托克生命中最后几年的写照，关于这些，还要从巴托克流亡美国谈起。
巴托克性情敏感，为人正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道主义者。匈牙利历史上长期受外来统治，直到19世纪末才获得有限的独立。进入20世纪后，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失去了大部分土地，部分国土被划入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其他邻国。而巴托克从事的民歌整理和研究恰好有一些是从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地区采集来的，有些音乐素材融进巴托克的音乐里形成他自己的风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政客竟借此攻击他是卖国者，只是由于巴托克的国际声誉，才对他奈何不得。巴托克对匈牙利政府与法西斯主义的暧昧关系也很厌恶，30年代中期以后，德意纳粹分子气焰日益嚣张，匈牙利政府依靠纳粹势力恢复国土的梦想昭然若揭。此时，欧洲的恐怖空气越来越凝重，托斯卡尼尼因为拒绝演奏纳粹的进行曲而遭到纳粹党徒暴揍：暴徒们竟在剧院里当众掴他耳光，打得他头破血流。这一事件对巴托克刺激很大。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勋伯格等音乐家早已看出苗头不对，逃到美国去了。正直而性格固执的巴托克，不是明哲保身的人，他不避讳自己的反纳粹立场，不与当局合作；他以版权所有为理由禁止德国和意大利的电台广播他的音乐，在德国纳粹控制了音乐版权机构之后，他收回自己的版权代理权，转到英国的代理机构去。有了这些举动，再加上他的言论，国内甚至欧洲是住不下去了，他于1940年取道西班牙逃往美国。由于情况紧急，在西班牙丢失了全部行李，当他携妻子到美国时，只剩下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了。
巴托克在美国并没有受到他期待中的英雄般的礼遇，因为欧洲来的政治难民实在是太多了。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大批精英人物聚集在这里，没有人太多地注意他。美国处在战争萧条中，大量涌入的人口使生存机会变得很少，在美国的流亡生活实际上成了退隐生活，只能靠不多的演出机会，挣少量的钱维持生活。不幸的是他又得了白血病，身体极度虚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托克仍顽固地坚持不接受救济。
1943年，巴托克的身体状况更坏，经济上同样的窘困。经友人西盖蒂等人的奔走，指挥家谢尔盖·库谢维茨基拿出一笔钱，以自己的基金会名义向巴托克委托作曲，条件非常宽容，宽容到委托人似乎并不想真的拿到什么作品。这笔钱实际上是变相救济。巴托克可能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先是拒绝委托，经劝说才接受下来。休养两个月之后，巴托克身体得到一些恢复，8月开始动笔写《乐队协奏曲》，到10月已经完成了全部总谱，很难想像以他那样的病弱之身怎么能完成这么繁重的劳动。
乐谱提交给波士顿交响乐团，1944年12月，库谢维茨基指挥波士顿乐团首演此曲，取得很大成功。10个月后巴托克去世，他的辞世激发了人们对他的作品的兴趣。演出、广播、出版非常频繁，在他所有管弦乐里，《乐队协奏曲》是脍炙人口的一部。
《乐队协奏曲》实则更像一部交响曲，音乐里没有设独奏乐器。巴托克使用“协奏曲”一词，显然是借用巴罗克时期复协奏曲的概念，给乐队里的各种乐器留下施展的空间。从这个概念的使用，也可以稍稍透露出巴托克的新古典主义倾向。音乐共分五个乐章，第一和第五乐章采用奏鸣曲式，当然是经过改造的奏鸣曲式，旋律性很强，但无法用大小调体系规范，也不遵循调性原则，节奏变化多端，是传统里没有的。所以，所谓“新古典主义”，旨趣主要还是在于“新”上。有的音乐评论家根据五个乐章的布局，穿凿出整部作品采用拱形结构，暗示与文艺复兴时期某种风格形成联系，来证明对“古典”的借鉴，其实也是不必要的。单纯从形式上研究音乐，往往会忽略最值得注意的东西，那就是曲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古典主义的瓦解、纳粹主义
的嚣张、自身命运的悲唳，
构成巴托克音乐的大量不和谐因素。
《乐队协奏曲》的主题材料非常丰富，乐队技巧又十分高超，表现出强烈的个性。
在第三乐章“悲歌”里，阴暗的情绪泛滥上升成狂想性的悲剧高潮，是英雄末路的悲恸。这里使人们联想到巴托克自己的命运，仿佛在聆听巴托克为自己唱响的挽歌。乐曲的第五乐章以快速的无穷动力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接着出现的舞蹈性节奏使气氛越来越活跃，直到光芒四射的尾声，体现出巴托克所说的“生命的宣言”。
巴托克的生命不因为任何“宣言”而留下，在《乐队协奏曲》获得演出成功后不到一年，他死于白血病。临终前几天，他拼出最后的力气写完《第三钢琴协奏曲》，弥留之际他对医生说：“还有这么多东西在我脑子里，我对此只有遗憾。”
《乐队协奏曲》给乐队的各种乐器都留有施展的空间，对整个乐队的技术也是一种考验，高水平的交响乐团都愿意通过这首乐曲展示自己的技巧，这使它成为现代音乐里演奏机会最多的作品之一。
舒伯特：《魔王》
叙事性歌曲《魔王》是1815年舒伯特18岁时写的，这一年是舒伯特创作歌曲几近白热化的时期，一年内写了144首，另外还写了一部交响曲和两部弥撒曲，在他一生创作的600余首歌曲里，这一年就占去了近四分之一。
舒伯特歌曲的总体风格是优美清新、感怀、悲伤，又不乏生活的欢愉和欣喜的向往，抒情性很强。《魔王》这首歌曲却是独特的一例，它紧张又恐怖，命中注定地走向悲惨的结局。歌曲里几个人物轮番说话，富于戏剧因素，对演唱者的艺术表现力是个考验。
《魔王》的叙事情节是这样的：深夜里，父亲骑马在树林里飞奔，他把孩子紧紧地抱在胸前，使他温暖。孩子惊恐不安，因为隐形的魔王潜伏在密林深处，他在诱惑孩子的灵魂。父亲一边安慰孩子，一边策马飞奔，他要赶在魔王的威力发作之前赶回家去，拯救孩子的性命。气氛越来越紧张，魔王的威胁在迫近，他施展法术勾摄孩子的魂魄，父亲战战兢兢，抱紧孩子，最后终于赶回家中，而怀抱里的孩子已经死去。
在这首歌里出现了三个人物：父亲、孩子、魔鬼，另外还有故事的叙述者。三个人物轮番登场，形成戏剧化情节。故事发生在深夜的森林里，黑雾弥漫，风吹枯叶簌簌作响，树影憧憧，形成紧张的不祥之兆。歌曲的恐怖气氛由钢琴伴奏在低音区上的隆隆声烘托而出，三个人物用旋律、节奏和伴奏音型分别描写，可以清晰地区分开。孩子的恐惧、父亲的激动不安和魔鬼那致命的温柔诱惑交织成戏剧性的场面，音乐随着情节发展而逐渐增加紧张气氛。孩子的声音每出现一次升高一个音，最后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突然停顿，然后在沉寂下来的悲哀里唱出最后一句。死亡的悲剧性结局在激动亢奋之后的沉寂中更显悲哀。
《魔王》歌词的原诗作者是歌德，原诗是作者写于1781年的一首叙事谣曲。叙事歌谣是欧洲民间诗艺的古老形式之一，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后，由于艺术家们对民间艺术的浓厚兴趣，叙事谣曲开始走入文人创作领域。它所提供的丰富题材和更为自由丰富的表现可能，也吸引了画家和音乐家。在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歌德和席勒都写过不少叙事谣曲。1781年，歌德在图林根地区旅行时，住在一家叫“枞树”的旅馆里，听人们饭后闲谈时讲到附近村子里前几天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库尼茨村的一位村民，因为孩子病重，夜里骑马抱孩子赶到城里去找医生看病，途中要穿过一大片树林。由于孩子已病入膏肓，在归来的路上，还没到家，已经死在父亲的怀抱中。歌德听说了这件事，联想起民间传说里的魔鬼夜里勾魂抢孩子的故事，魔鬼只要碰一下孩子，便摄去魂魄，孩子也就死去。把道听途说的生活事件与民间传说结合，很能满足他对民间谣曲的兴趣，便写了《魔王》，用在他的叙事歌剧《渔妇》中。
叙事谣曲是一种很自由的艺术形式，它可以从客观陈述转入戏剧性的表演。叙事性和戏剧性里又不排斥作者的主观抒情，叙事内容既可以是现实的，又可以是幻想虚构的。如此之下，叙事谣曲里现实的、幻想的，戏剧的、抒情的交织在一起，提供给艺术家一个宽阔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创作空间，可以容纳下极为复杂多变的抒情需求。这些特点使浪漫主义艺术家着迷，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束缚他们的艺术想像，于是，叙事曲就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常采用的形式。在歌曲叙事曲里，《魔王》是首开风气之作；使叙事曲脱离歌词，完全音乐化而成为器乐叙事曲的则是肖邦。也许是根据这方面理由，有人便指着歌曲《魔王》说这就是浪漫乐派的开端，此说也是片面的。在漫长的音乐发展史上，以某一部作品来划分风格时期肯定是武断的。况且19世纪浪漫派音乐风格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有来自历史的，有来自社会的，有音乐自身变化的结果，各种背景和因素都在起作用，所以用一首歌曲来说明一个文艺运动在音乐上的表现，无疑是片面的。但歌曲《魔王》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一点毫无疑义。
由于歌德的叙事谣曲《魔王》为音乐的表现提供了丰富的空间，许多作曲家为它谱曲，见诸于记载的有七种之多，其中不乏大师名家。但由于舒伯特的谱曲太成功了，他采取了别人意想不到的手法，创作出一种在歌曲里前所未见的戏剧性抒情方式，所以其他几个人的谱曲都被湮没了。值得提出的是，歌德的音乐家朋友策尔特谱写的《魔王》也没有留传下来，贝多芬曾起草过一份初稿，但始终没有完成，放弃了。
舒伯特在《魔王》里还让人们认识到，人声可以和器乐伴奏达到完美的结合。在这里钢琴伴奏不是对演唱者的和声辅助，而是把钢琴伴奏的作用提高到和歌曲同样重要的地位。他把歌词里的诗性因素溶解成纯音乐因素，人声和钢琴共同达到一个艺术境界，诗与音乐之间成为均衡关系，音乐的表现力和文学向音乐的渗透都得到保护。因此，《魔王》的钢琴伴奏部分对演奏者的要求也很高。
舒伯特一生谱写的歌曲全部是德语歌词，采用的诗大部分是德国诗人的，少部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诗也都用的是德文译诗；而奥地利本国诗人的诗作可以纳入德语文学，20世纪以前，奥地利文学通常只被认作德意志文学的余脉。所以有时一些粗心的音乐爱好者会把舒伯特误认成德国作曲家。
舒伯特对歌德怀有崇敬心情，他为歌德诗写过59首歌曲，不止一次地给歌德写信，还附上自己的乐谱征求歌德的意见，都石沉大海。最后一次给歌德写信时，舒伯特的境况已经很糟糕，贫病潦倒，挣扎了多年也没有什么指望，他希望文学泰斗、宫廷重臣歌德先生能起到一点推广他的歌曲的作用，结果却大失所望。舒伯特把歌德的音乐趣味估计过高了，老诗人虽然自己能弹钢琴，甚至还能写音乐剧，但区别音乐艺术价值的审美判断却不算上乘。他的好朋友作曲家策尔特也无法改变他的音乐趣味。策尔特与歌德之间的亲密友谊，使他认为有必要把自己的门生、少年门德尔松介绍给歌德。门德尔松住在歌德家里，边弹钢琴边给老人讲解贝多芬的音乐，最终并没有使他接受贝多芬。听了贝多芬的音乐，歌德说：“这样的音乐简直要把屋顶掀掉，写这样音乐的人不是要疯了嘛！”
歌德晚年才听人演唱了舒伯特的《魔王》，深受感动，问起舒伯特的情况，这时舒伯特已化作尘土好几年了。
莫扎特：《C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
莫扎特一生共写过40余部各种乐器的协奏曲，种类之繁，几乎涉及所有的乐器。这些协奏曲后来都成为各类乐器的经典性文献。他虽然从8岁起就有小型作品出版，但是能代表他的艺术成就的作品，还是在他20岁以后写的。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10年，定居维也纳时期。也就是说，莫扎特创作的活跃时期是在18世纪晚期。这个时期乐坛上协奏曲创作的热潮正在逐渐退去，作曲家们对音乐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交响乐方面，协奏曲出现的数量也就减少了。莫扎特这几十部协奏曲单纯从数量上说，比起17世纪末、18世纪初维瓦尔第那600余部协奏曲，简直是微不足道；但是比起同时期的作曲家，却称得上硕果累累了。
莫扎特的协奏曲从写作动机上分两类：一类是为了演出，给自己写的。如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大部分钢琴协奏曲；另一类是接受委托，为挣钱谋生写的。他的绝大多数管乐协奏曲都是这样诞生的。但是，接受委约并不影响他的创作热情，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了传世之作，《C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C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写于1778年的巴黎之行。据说莫扎特不喜欢长笛这件乐器，可是在1777年到1778年的旅行中，他连着写了6部长笛作品，当然，都是接受委托，替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