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人，在当时距离顺治很近，他就是顺治皇帝尊以师礼的玉林琇大和尚（也就是金庸小说《鹿鼎记》中那个负责教导、保护出家后的顺治皇帝的玉林大师的原型）。顺治十八年正月，他正被尊奉在万善殿。《玉林国师年谱》：“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马公二次奉旨至万善殿云：‘圣躬少安。’师集众展礼御赐金字楞严经，绕持大士名一千，为上保安。初四，牵近侍百：‘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驾崩。”这里记载的“初七亥刻”则是又一种说法。
王熙、张宸，皆是顺治的近臣，当时就在宫中，而《东华录》是国史馆根据《实录》及其他官书有关方面编纂而成，玉林琇则为皇家尊奉，还参加了接下来的国葬，为何出现这样的偏差？天子之丧，又是在承平之时，也不见有政变夺嫡之类的阴谋，岂不该是庄严从容、肃穆划一的么？
顺治皇帝的葬礼，玉林琇和尚“初八日，皇太后慈旨，请师率众即刻而王熙则在顺治驾崩后，“初八日，同内阁拟上世祖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作为文臣，他则忙于笔墨之事，为顺治皇帝拟定谥号、新君即位年号，还有辅政大臣的誓文。
张宸则对顺治的葬礼描述甚详。他是初八日欲上朝时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的：“初八日，各衙门开印。予黎明盥漱毕，具朝服将入署，长班遽止之日：‘门启复闭，止传中堂暨礼部三堂入，入即摘帽缨，百官今散矣。’予错愕久之。盖本朝制度，有大丧则去缨，讵上春秋富，有此变也？早膳后出门问讯，则入复讯予，无确音。时外城门俱闭，列卒戒严，九衢寂寂，惶骇甚。”他被拦住了，得知今天百官不上朝，只传了中堂及礼部的人进去，一进去便摘了帽上红缨。摘缨是国有大丧的标志，皇帝年纪正轻，突然传出丧讯，张宸十分诧异，好半天没反应过来。他吃完早饭出门打探，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只见城门紧闭，全城戒严，气氛令人惶恐惊惧。
“日晡时，召百官携朝服入，入即令赴户部领帛。领讫，至太和殿西阁门，遇同官魏思齐，讯主器，日：‘吾君之子也。’心乃安。”
“二鼓余，宣遗诏，凄风飒飒，云阴欲冻，气极幽惨，不自知其呜咽失声矣。宣已，诫百官毋退，候登基。群臣惟余辈及科臣就署宿，馀俱午门外露坐。是夜，彗星见中天，芒东北指。早，风日睛和，上升殿毕，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群臣有饥色，各退就本衙门守制。蚤暮哭临九日，在丧二十七日，毋得归私第。”
张宸详细记载了领孝布、服丧、听遗诏、尊奉新君柩前登基等事，描述了当时的肃杀气氛以及群臣的惶然心态。接下来，是一个颇具满洲色彩的行为：宣誓。
“阅三日，辅臣率文武百官设誓。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词正副三通。一宣读，焚大行殡宫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读上帝前，一藏禁中。词日：‘臣等奉大行皇帝遗诏，务毕力一心，以辅冲主。自今以后，毋结党，毋徇私，毋黩货，毋阴排异己以戕善类，毋偏执己见以妨大公。违斯誓者，上天降殛，夺算凶诛。’语小有不同，然大意如此。”
辅政大臣率领文武百官，宣誓效忠幼主，公正廉洁。每一旗、每一衙门都有自己的誓词，并且一式三份，一份在顺治棺前宣读焚祭，一份在正大光明殿宣读焚化，以上天为见证，另一份则藏予禁官，或有留做证据之意。
宣完誓，张宸等才进了乾清门哭祭：“予是时始得入乾清门，仰观内殿，盖哭临在宫门外，惟一、二品大臣上殿哭，馀俱不能也。殿上张素帏，即殡宫所在。两庑俱白布帘，壶闲肃穆，非外廷可比。宫门外大厂二，东释西道，竖禧竿，昼夜礼经忏。大光明殿在宫城太液池西，圆殿，白石梵，碧瓦金顶，十宵耀日，光奕奕动。”然后，在正月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这里将顺治皇帝所用的衣物饰品珍玩等物尽行在官门外焚毁，据说是满洲葬礼旧俗，却隐隐让人觉得有些异样。“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珠宝焚于火中，而此时尚在官门处哭临的百官尚未散去，听见宫中哭声震天，而皇太后则在珍珠爆裂声中“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
哭临自初八直到十六，到了二十日，则开始票本制敕，张宸登太和殿，请“皇帝之宝”。又过了几天，开始商议给顺治皇帝的谥号，有人提议谥“高”字，因为这个“高”字逾越了太祖太宗，所以最后定下来的是庙号“世祖”，谥为“章”，顺治皇帝便成了人们口中的“世祖章皇帝”。
张宸又详述了移柩寿皇殿的过程。他说，移柩的前一日，陈列卤簿仪仗，摆象辇。那些大象出东华门时，眼中都流下泪来，看到的人都深感诧异。第二天有小雪，黎明时分，百官排班跪在自东华门至景山的街道左边。他在那里，见到了全套卤簿：“开道二红棍，有黑漆描金如竹筒上广而下锐者，几十余对。又二红棍，如前筒而剖其半，又十余对。自后则有若枪者，若戟者，若戈若矛者，蛇其首者，若锥者，如瓜者，如手执锥者，皆镀金朱杆；有若节者，幢者，旃者，旌者，旃者，麾者，锦绮辉耀，每每色各数十对。每易一仗，即间二红棍。诸仗俱直立持，不横仆。惟箑伞最多，扇有圆者，方者，兜者，如鸟翅者，每式具五色，色各一；伞亦具五顶，每色五项，俱刺绣五檐，惟黄罗曲柄者止二顶。”
卤簿之后，是要焚化的东西：“队中有散马，辔而不鞍，八十余匹，有鞍马数十匹。刻金鞍辔镫，黄鞦靷，鞍首龙衔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三，如食指大，背各负数枕，备焚化，枕顶亦刻金为龙衔珠，如鞍首，共百余。驼数十匹，繁缨垂貂，极华丽，皆负绫绮锦绣，及帐房什器，亦备焚。腰弓插矢者数十人，俱乘马。捧御弓箭者数十人。牵猎犬御马者数十人。御箭皆鸦翎粘金。御撒贷俱黄绮，针缝处密密贯明珠，计一袋珠，可当民间数妇女首饰，真大观也。近灵舆，各执赤金壶，金瓶，金唾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
再后面，是顺治皇帝的灵柩。“灵舆黄幔软金檐，紫貂大坐褥，其后即梓宫，用朱红锦袱盖，诸王大臣乘马执绋，盖至是不觉哭声之愈高矣。”后面跟着殉葬的贞妃灵柩，再往后，则是皇太后黑缎素服，素幔步辇；举哀之后，又有几辆素车和青幔车，应当是后宫嫔妃。
到了景山，“梓宫启东墙入。命妇在寿皇殿门内，百官在殿门外。”众人哀哭送葬，顺治生前所用的东西，金银珠玉、锦绣绫罗、弓箭鞍镫、日常用物，等等等等，全部焚烧，称作大丢纸。烧得这样彻底，亦不禁让人生疑，这其中是完全出于习俗，还是也夹杂着抹去什么痕迹的用意？此处张宸感慨了一下皇家的富丽奢华，初九康熙登基时，离先帝驾崩不过一昼夜，所用的仪仗已全套制出了新的，当真是“上方制器，又何神速也”！
三天之后，是二月初五日，二十七天服丧之期已满，百官到景山圆孝，解下所系的素带，一起焚化，然后换衣服各自回家。张宸说“诸臣哭泣之哀，为前代所未有”，赞美顺治皇帝登基十八年，无日不以民生疾苦为念，对臣下也不分新旧一体对待，哪怕“间有不测恩威，亦雷霆雨露”，于是臣下都十分感念。
张宸还讲述了他守制时的一些见闻。他说，“东华门晨启，命诸妇入哭，俱细白布袍，白帕首，后垂二白带，长竞身，手执一细竹杖，抵暮方散，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此俱从龙贵人一、二品大臣妻也”；“有柴车载器具入内库，询之为马逢知籍产”，那时他知道了马逢知罪在不赦。他还说，宫里有一只狐狸，长得样子很奇特，“纯黑色，额点白，遍体光泽，前趾螺文如柔荑”，它养在一只大木笼中，那笼子“如三层楼，上层以备其寝息，中层以饷食饮，下层以备溲溺”，还有一只三条尾巴的羊——想来是顺治皇帝的宠物——都要放到野外去；而宫中最近新造了很多佛像，工艺精绝，分送到京城各个奇院；顺治皇帝的珍玩，没有烧掉的，要卖给民间，换得的钱用来给顺治皇帝造陵墓——皇太后这样俭德，引得张宸又喷喷赞美了一场。总之，这样一来，顺治皇帝的遗物在宫中尽行消失了。
顺治皇帝的葬礼里，“焚烧”是个很重要的举动，不仅东西要烧，人也要烧——这位皇帝是实行了火化的。
在《清圣祖实录》卷一中可见，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梓宫在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其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应该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记载，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安放着顺治帝梓宫的景山寿皇殿，在举行了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帝的神位奉人了乾清官，以等待选择吉日奉人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官礼”。这说明，到二十一日时，顺治帝已经被火化了，因为所谓“宝宫”，宝骨之官。宝骨系佛家语，为舍利之类。佛家火化后的骨殖，谓之舍利子。故盛殓帝王骨灰的葬具，亦谓之“宝官”，便是俗称的骨灰罐。
关于顺治皇帝被火化的详细记录，在官方记载的档案里尚无记录。康熙朝以后，疆域广大，各民族往来，人民生活安定，同时深受汉民族习俗的影响，因之，满族丧葬习俗也随之逐渐转变。故从康熙帝开始以后各代皇帝均不火化，而用土葬，并将此葬俗列入国法，即“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清高宗实录》卷五）。对先朝皇帝之词，也多加隐讳。但是在《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里却有记载。这一《语录》中说，顺治帝临终前有遗愿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满洲祖制是火葬，而今皇帝信奉佛法，更要遵佛门弟子火化之仪。如果茆溪森和尚能赶到，就由茆和尚主持火化，如果赶不到，则由位于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来主持。
茆溪森和尚是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住持玉林琇的弟子。茆溪森对佛法的阐释，曾深深打动了顺治帝并由此得到深度信任。于是，“辛丑（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钦差内总督满洲大人通议銮仪正堂董定邦，奉世祖遗诏到圆照（指杭州圆照寺），召师进京举火，即日设世祖升遐位。”四月十六日，茆溪森奉旨至京，表贺康熙皇帝。次日，“诣世祖金棺前秉炬”火化。火化时，茆溪森在景山寿皇殿举火，口中说谒曰：“释迦涅槃，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对左右众人道：“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于是举火，亲自为顺治帝遗体秉炬火化。
《旅庵月奏对录》中说，顺治是四月十七日举行火浴，旅庵作诗记述其事，内有“梓宫璀璨火空腾”之句。
茆溪森和尚四月十六日入京，次日为顺治皇帝举行火化仪式，正与《清圣祖实录》中四月二十一日为先帝“奉安宝宫”相合。
中国皇帝举行火葬的并不多，顺治这样的葬礼，大焚珠宝用物，百日火化，看上去总让人觉得怪异。
满族早期丧葬习俗里，有确有死后实行火葬而并非土葬的特点。形成这一习俗的原因，一来是受佛教及周边蒙古等族的影响，二来是本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雍正皇帝说：“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护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清高宗实录》卷五）满族人的先世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来源，通常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猎物，有时一次狩猎就要几天或十几天。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有人因疾病或意外事故而丧生，同伴很难将尸体携带回家，因此火葬就成了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其具体做法是，如果人是死在距家很远的地方，由同行者将死者发辫剪下，将尸体焚化后，拣一两块骨头与发辫共同装在一个皮口袋里，带回交给死者亲属。
清朝入关后，八旗兵士外出作战中阵亡仍是采用这种火葬的习俗。顺治崩时，满清入关只有十几年的光阴，本民族的风俗时尚还依然保留如初，帝崩而火化，也并非说不过去。然而，满洲旧俗中，对于并非死在荒郊或战场的死者，其丧葬制度是“停丧于家，埃造坟完，方出殡，期年而化”，先将棺材停放在家里，等造完坟后出殡，隔一年再火化。
皇太极于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亥刻突然崩逝，尸体于次日“旧没之后入棺”，梓官停放沈阳故宫崇政殿内。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将大行皇帝梓官迁于沈阳城北之昭蔹，当时“而别无造墓襄葬之事，新构殿宇，姑为奉安其中”。可见这次只是将梓官“姑为奉安”在新建殿内，既未入土安葬，也未火化，只是一次临时的安置。直至一年后，即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九日，为皇太极举行第二次安葬祭礼。据《清世祖实录》卷七记载：“甲子小祥，致祭大行皇帝。”八月十一日：“丙寅，恭奉大行皇帝宝宫安葬昭陵。”可见皇太极便是死后过了一年才火化的。
顺治皇帝的火化何以如此之急、如此之速？究竟是为什么，史料在这么多关键之处的记载，会有如此之多异常明显的出入，这似乎很难用记述者的失误来简单地下结论？会不会是顺治皇帝的死亡另有隐情呢？
在遥远的岁月里，究竟曾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去看一下顺治皇帝的生平，分析一下他的径历、性格、感情、信仰与处世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