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件大事情，把握进退时机也是很重要的。
官渡之战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战役，发生于东汉末年，当时曹操与袁绍的大军相决于官渡，曹操军七万，袁绍军七十万，久决不下。而曹操因军力不济，粮草匮乏，意欲退兵，犹豫未决，忽想起自己的手下谋士荀彧，知其是眼光远大，见解高远之人，便使人问其应如何决断。
荀彧回信为其分析曰：“承尊命，使决进退之疑：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观信大喜，遂决心与袁绍一决高下，令将士效力死守。不久即出计大胜一场，后袁绍军中的许攸来投，曹操跣足出迎，许攸献计火烧袁绍乌巢之粮，又献分兵计大破袁军，使曹操以少胜多，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
古人说：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荀彧是个能万事看大的人，他当时虽坐守许昌，却胸怀全局，明察进退时机，知袁绍刚愎自用，不会用人，久“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故告曹操宜进不宜退，因为若此时退却，将“必为所乘”，袁绍的七十万大军冲过来，曹操多年经营的基业将不复存在，应“扼其喉而使不能进”，待其势竭将必有变化，再出奇计，用奇兵，必将胜之，后果如荀彧所言。由此察进退时机之重要，亦可见一斑。
明察时机进与退：成功的保障
能做到把握时机，也体现了善处事者的一种深刻内涵。我们再说说日本的德川家康，他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伟大人物，用一生的时间东征西讨，终于统一了全日本，他的功绩在日本彪炳千秋，但他又被日本人称之为“第一忍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未有人象德川一样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与屈辱，他活了75岁，却“忍”了71年，终于统一日本，仅此一点就无人能与之比肩。
三岁时，德川家康的父亲把他送给当时的军阀今川义元做人质以换取救兵，却因为亲戚的出卖而被送到敌人家里。直到八岁时，他才被换回去了，不过他并没有获得自由，只不过是把人质身份的所在地从一个敌人换到另一个敌人而已。这一系列的遭遇磨炼了他的意志，使得他眼光锐利，凡事能往大处去看，故能知晓进退，为他以后漫长的成功之路打下了基础。
十八岁时，他把握机会一举打下了好多地方，可惜好景不长，他不得不与另一个敌人——织田信长结盟，敌人信不过他，让他处死自己的一个儿子。虽然他气愤无比，但他权衡利害，知道此时宜退不宜进，就被迫去做了这件事，以退为进，将这一切忍了下来。
织田信长死后，德川家康知道自己前进的时候到了，就把握时机占据了当时日本的五个小国，于是势力大增。
而此时最大的势力并不是他，而是丰臣秀吉。丰臣秀吉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物，他及时剿灭了各路诸候，夺取了织田家族的势力。于是德川家康只好与丰臣秀吉议和，退而居其次。在两人结盟其间，不论秀吉提出如何苛刻的条件，家康都没有反抗。即使在一次战争之后秀吉换去他的领地，他都没有异议。因为他是个能万事看大的人，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进退的时机全在他的胸中。
后来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他尽心尽力地完成秀吉交代的工作，这一切，使丰臣秀吉完全信任了他。而这正是德川家康以退为进的妙招。
朝鲜一战后，丰臣秀吉病死，丰臣家族的矛盾也都跟着浮出了水面。以石田三臣，小西行长为首的长滨派拥立丰臣秀吉的小妾淀姬。而加腾清正，福岛正则为首的尾张派却拥立丰臣秀吉的正室弥弥。后来双方势力在关原大战，两败俱伤，德川家康收渔翁之利，知道自己全面进取的时机到了，于是轻易地击溃了他们而稳坐天下。
守得云开见月明，正是德川家康一生的写照，数十年的忍功，德川家康终于修成正果。这一年，他已经74岁了。回顾他的一生，可谓荆棘满路，其以被囚人质之身，终于坐拥全日本，这与其能万事看大，通晓进退时机的能力是有很大关系的。
进退之机，不可不知也，古人说：“行之始而进，进之极则为退之机，如三月之甲木是也；行之盛而退，退之极则为进之机，如九月之甲木是也。学者宜抑扬其浅深，斯可以言命也。”《孙子兵法》也说：“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又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为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虏待不虏待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都说明了明察时机，知晓进退的作用。所以我们做事情时，也一定要帮助自己把握进退时机，以求得事情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