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络系统是由经脉与络脉相互联系、彼此衔接而构成的体系，其中经脉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以及附属于十二经脉的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络脉包括十五络脉和难以计数的浮络和孙络等细小的络脉结构。
经络系统将人体的组织、器官、四肢百骸联络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经气的活动，调节全身各部的机能、运行气血、协调阴阳，从而使整个机体保持协调和相对的平衡。
经络运行于全身和五脏六腑相联系，又沟通体表和内脏，所以人体有疾患可以通过经络表现出来，就是说通过经络的色泽、温度、痛感反映出来，这就是经络感传现象，通过经络的感传现象可以预测疾病。针灸治病主要是通过针刺和艾灸等刺激体表经络的穴位，达到疏通经气，调节人体脏腑气血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那么经络是否有其物质基础呢？人体里究竟有没有这个神奇的生理系统？尽管科技发展到今天，迄今科学界还无法对经络给出一种权威的解释。然而几千年来，经络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健康保健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对经络实质的研究成了众人关注的话题。
御医史上的惨案
唐懿宗有八个女儿，同昌公主是长女。同昌公主的母亲是号称长安第一美人的郭淑妃，同昌公主也是天生丽质，是懿宗的掌上明珠。同昌公主长大后，嫁给了新科进士韦保衡。
韦家对同昌公主丝毫不敢怠慢，伺候得非常周到。公主整天养尊处优，但这并没有给同昌公主带来无尽的幸福，她三天两头就生病，身体越来越差。
韦家人为此寻遍名医，给她吃了无数的名贵药草，公主的主管御医韩宗绍、康仲殷带着十几位有名的御医差不多天天泡在公主的病榻前，为公主治病。
无奈公主体质太弱，御医们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公主的性命。公主一死，韦家如临大敌，他们知道皇上肯定会追究责任。韦家觉得只有将御医当作替罪羊，才能保全自己。
于是，韦保衡在向唐懿宗报告公主死讯时，谎称是御医们诊断不当，投错了药才使得公主身亡。唐懿宗正在悲愤当中，自然对此深信不疑，于是立即将韩宗绍及康仲殷等御医全部斩首，又将他们的亲族三百多人关进了大牢。
对于唐懿宗悲痛之中的过激之举，朝中大臣刘瞻正义直言，向懿宗进谏。懿宗正在气头上，根本不听劝阻。刘瞻无奈，又联合京兆尹温璋再次进谏，结果却遭到皇上的革职处罚，温璋含冤自尽，刘瞻也被贬职离开长安。
这时，韦保衡为扩张势力，又向唐懿宗进谗言说刘瞻是御医的同谋，使得刘瞻又被降了一级。同时，他们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刘瞻的一些同僚都贬了职。
一位公主香销玉殒，竟让那么多人为之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这次御医的惨案是御医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后来，唐懿宗病重将死之时，当时给他治病的一些御医也被打入牢狱，幸好懿宗在弥留之际留下不杀诊治御医的遗诏，放了他们一条生路。
中国人自古就以勤劳著称，历代先贤无不强调，无论齐家治国，还是修身养性，勤劳是第一位的。《尚书·大禹谟》：“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就告诫人们不要沉湎于过分的安乐里。
汉代枚乘在《七发》中指出：“纵耳目之欲，恣肢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也是强调如果放纵耳目的嗜欲，贪图肢体的安逸，就会损伤血脉的和畅。因此，朱丹溪《丹溪心法》中说：“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
宋朝欧阳修在《五代史记·伶官传序》还进一步强调：“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可见，安逸享乐不仅会生病，还会使自身堕落直至死亡。
预防天花的重大发明
大约在东汉初年，由西部战俘传入一种外来传染病，名谓“虏疮”，即后来所谓的天花。天花也称痘疮，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发疹性疾病。发病时患者全身起痘，高热不退，甚至昏迷不醒，由于容易出现合并症，在古代死亡率极高，愈后容易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而且，天花的传染性极强，一人染病，很快就会传及全家乃至整个社区。所以，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人们都对天花病充满恐惧。
迄今为止，人类唯一能够宣布已经彻底消灭的一种疾病是天花。中国传统医学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古代典籍上，最早关于天花的记载见于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天花传入中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找到阻止其传播的有效手段。如何有效的预防天花，古代医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由于天花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得过一次之后，终生不再得此病。古代医家从中获得了启示，约在明朝隆庆年间，渐渐摸索出接种人痘的方法。
所谓人痘接种术，就是将已经得过天花病的人身上的病理性物质如分泌物、痂等，经过特殊处理后，接种到健康人身上，从而使接种者产生天然的免疫力，不再感染。这种方法的原理现代医学称为人工特异性免疫，至今仍然被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实践。比如现在国家要求新生儿强制注射的各种疫苗，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方法。
据清初张璐的《医通》介绍，此项免疫防患的医疗技术，颇经历了一番尝试、改进和完善的过程。最初，是用穿着天花患者曾穿过的衣服来预防，后来才渐次有用痘浆、旱苗、水苗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到了清代，又进而用“熟苗”替代先前诸法。所谓熟苗，就是经过多次接种的痘痂。朱奕梁的《种痘新法》说，这种称作“熟苗”的疫苗，接种时“万全而无害”。
公元1682年时，康熙皇帝曾下令各地种痘，他在《庭训格言》写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可见当时种痘术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据俞正燮的《癸巳存稿》，直到康熙年间，由俄国人首先“至中国学痘医”，后来，这项医学上的免疫技术，又经由欧洲大陆辗转传入英国。英国人的接种牛痘，不过是我国早先发明的变化而已。
我国人痘接种术后来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注重和仿效。1652年，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时，曾带去了这种方法；俞正燮《癸巳存稿》载：“康熙时（1688年）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这是最早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人痘接种法的国家，回国后便传遍全国。
人痘接种法后经俄国又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公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学得人痘接种法，3年后又为自己6岁的女儿在英国实施了人痘接种术。随后，欧洲各国和印度也试行接种人痘。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术已传遍欧亚各国。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写到：“我听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由此可见，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术在当时世界影响之大。
18世纪，中国的种痘术传入英国以后，在英国流传达四十年之久。英国的一位乡村医生琴纳幼时也种过人痘，后来在行医过程中，通过挤牛奶妇女的经验知道，得过牛痘后就不会再生天花了，琴纳由此得到启发，想到这可能是牛痘使他们对天花产生了抵抗力。
1796年5月14日，琴纳首次从正在患牛痘的挤奶女孩手上沾了一些痘浆，接种在一个8岁的未患天花的男孩手臂上，接种部位生了一个典型的牛痘。
六周后，琴纳特意给这个男孩接种天花痘浆，结果这个男孩安然无恙，证明他对天花已经有免疫力了。后来，经过反复试验，证明接种牛痘后确实能预防天花。
公元1805年（清嘉庆十年），这种牛痘法由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传入我国，因为牛痘比人痘更为安全，所以我国民间也逐渐改种牛痘了。
金元四大医家
北宋政府大力发展和普及医学，为后世培养了一批著名医家，如刘完素、李杲、张从正和张元素等。只不过这些医家成长起来的时候，北宋已经灭亡，他们所生活的地区被金朝所统治，所以成了金代医家，但他们的成就与北宋政府的医学发展政策有密切关系。
后世将金元时代最有名的四个医家刘完素、李杲、张从正和朱丹溪合称“金元四大家”。他们的学术思想富有创新精神，并且各具特色，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医学流派。
儒家政治本来讲究思想一统，但从北宋到南宋，儒家学术内出现了程颢、朱熹等一批新儒学名家，他们的理论自成一派，彼此之间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金元医家各立门派离不开学术界思想活跃的大背景，所以后人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刘完素曾经三次拒绝金朝章宗皇帝的征聘，不肯入朝为官。他非但未受到章宗皇帝的怪罪，反而得到了皇帝的尊重，因此赐他一个外号为“高尚先生”。
对于刘完素的学术，后人曾概括说：“若河间，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一二方，奇而妥。”所谓“专主火”，是指他提出的“火热论”。
刘完素认为，虽然导致疾病的病因有风、寒、暑、湿、燥、火六种。但这六种邪气侵犯人体后，发病的表现通常以热证居多，也就是他所说的“六气皆能化火”。
在当时，外感疾病人们多沿用《伤寒论》方剂，杂病则喜欢用《和剂局方》的成药，它们都偏于温燥，会助长热病，刘完素对此进行了革新，制定了一些寒凉清热的方剂。
所以后人称赞他既遵守经典的法则，又从自我出发创新，方剂新奇而有效。刘完素的创新理论广泛流传，师从者甚多，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河间学派”。
张子和曾任职太医院，不久辞职。当时医学界滥用温补，而张子和则善用汗、吐、下三法。由于张子和的大力宣扬，医学界滥用温补的风气收敛多了，而且不少人接受了张子和的理论，并为他起了一个称号叫“攻邪派”。
寒证用温热药，热证用寒凉药，这是中医的基本原则。然而，李果（即李东垣）提出一种看似违背常理的观点，他说“温能除大热”，提出“甘温除热”法，一时令医界议论纷纷。
李杲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在临床中观察到，有些病人发热是由于脾胃不足、劳倦气虚所致，用甘温的药补足元气，热证也就随之而愈。
发热一般认为是火证，但李杲看到的这种热证，却偏偏不能用寒凉清热法，而要用甘温药。为示区别，他特地创造了“阴火”这一新名词，以突出其特点。
朱丹溪认为人常常是“阳有余阴不足”，如果“人之情欲无涯”，平白消耗难得的“阴精”，则不利于健康长寿，因此他主张重视护养阴液，被后人称为“滋阴派”。
“四大家”各有不同的医学观点，这反映了金元时代医学繁荣的局面。对于后人来说，学习他们的思想不应拘泥于某一派别，而要兼收并蓄，以运用于不同的情况。
明代有位医学家叫王纶，他曾经总结性地说道：“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完素，杂病用丹溪。”这确实是对待医学流派的正确态度。
中医药学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以经验医学著称，没有广泛的临床实践、没有名师指点，很难体会到其中的深奥微妙。自古以来，中医即以师承的教学模式，代代相传，积累了宝贵经验，实践证明这是中医成材的一条重要途径。
唐宋以后，名医辈出，他们丰富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特色，依靠师承教育的形式，父传子受，师授徒承，代代相传，通过几代传人的努力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学术流派。
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其弟子有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张元素以脏腑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形成了一套脏腑辨证的理论体系。
其弟子继承其说，并加以发挥，如李东垣创立脾胃学说，自成“补土”一派；王好古则强调肝、脾、肾三脏阴虚、阳虚在病变中的作用，尤重脾胃，创“阴证论”。
其再传弟子李东垣的门人罗天益，除了继承其师遗旨，着意阐发脾胃虚损病机外，对三焦辨治又有进一步的发挥。易水学派的理论为明代温补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师承授受，不仅培养了名医，而且形成了流派，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与瘟疫的斗争
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极大。自古以来中医治疗传染病积累了不少经验。明清时期是一个总结、提高的阶段，并且对一些新出现的病种取得了成效。
温病学说是明清中医的重大突破。温病，是各种热性外感疾病的总称，其名早在《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中就已出现过。当时寒性病邪引起的发热性疾病（即伤寒）是中医研究的重点，对温病的认识并不十分透彻，认为它只是伤寒的一个变种。
后来，历代医家不断丰富有关温病的知识，如《巢氏病源》提出温病有“转相染易”的传染流行特点。金元刘完素倡导火热论，为温病应用寒凉法治打下了基础。明初，医家王履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标志着温病有从伤寒体系脱离的倾向，只是其理论尚未系统化。
明代多次爆发大瘟疫，疫情相当严重，尤其是万历、崇祯时期。据记载，有人与客人交谈，正举茶之际忽然摔倒不起，立即气绝；有户人家一个仆人死去，派另一个仆人去买棺木，半天未见返回，原来已病死在棺材店；有一户全家病死，两个小偷乘机入屋偷窃，一个递出一包财物，另一个正伸手去接，就已双双染疫而死……
面对如此严重的瘟疫，中医学加强了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本系统研究传染病治疗的专著，即吴有性的《瘟疫论》，又名《温疫论》。
吴有性（公元1561~1661年），字又可，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此书针对瘟疫起病急、症状同一等特点，提出了瘟疫成因的新观点：“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也就是说，瘟疫必有特定病因，不同于一般的风寒暑湿，这种病因吴有性称之为“戾气”，它虽然无形无影，但是客观存在。戾气有多种，侵入途径不同，吴有性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两大类。吴有性的这些观点，与现代医学微生物致病的观点十分近似，而当时西方的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尚未创立这一学科。
对瘟疫的治疗，吴有性提出了“邪伏膜原”之说，他认为瘟疫病邪藏在膜原这个“半表半里”的部位，传统的解表和攻里法不能奏效，需要用“透达膜原”的治法，为此吴有性创立了名方“达原饮”，直达巢穴，使邪速离膜原，对治疗瘟疫有独特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