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岭南不仅推广治瘴的方法，防治瘟疫，还为百姓赠医施药，并改善食用水设施，他对岭南医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值得后人纪念。
郑板桥医事
相传，郑板桥为官时，手下有名官吏嗜烟如命，饮酒无度，年仅40岁，竟已形若枯槁。他四处求医，却未见丝毫起色，只得向郑板桥告病卸职。
郑板桥看到辞呈后，对该吏说：“吾有一方，可治汝病。”说罢写下一方，然后将其装入信封，并嘱咐他说：“三月后启封，照方用药，保汝药到病除。不过，三月之内需绝烟酒，否则无效。”该吏谨记郑板桥的嘱咐，叩谢而去。
三月之期已过，该吏病体渐有起色，暗自惊诧，待启方一看，只见处方上是一副对联。上联是“酉水为酒，若不撇出终是苦”；下联是“因火生烟，人能回头便是人”；横眉是“祸在烟酒”。
该吏读罢，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烟酒惹的祸。后来，他将对联挂于正堂，从此再也不沾烟酒，身体日壮。没过多久，又回到板桥手下供职。
精、气、神三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气生于精，精的化生有赖于气，气的产生表现了神。精能生气，气能生神。精旺、气足、神活；而精竭、气灭、神亡。形象一点来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油灯一样，精是灯油，气是灯芯，神是灯光。油足、芯旺、灯明；反之，油涸、芯枯、灯熄。故精、气、神虽有三名，实为一体。有之则生，无之则死。
精者身之本，这是因为“人始生先成精”，从形成胚胎到人的出生，都是由于精而奠定了基础；气是体之力，气是维持生命的原动力，人体断绝了气，也就失去了生命。神者形之主，正如以上所述，人体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神的支配下而表现出来的。因此，精、气、神三者的关系可概括为：精是根本，气是动力，神是主导。
名人题匾送名医
匾，也称匾额，上面题有文字，一般挂在厅堂或门亭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种装饰形式。以前，向医生表示谢意，最隆重的莫过于给医生送匾。如果匾是出自名家或权贵之手，其意义更是非同一般，着实可令医生的诊寓蓬荜生辉。
民国时期，上海某富商患重病，请了许多名医为其诊治，非但未有丝毫起色，病情反而进一步恶化，危在旦夕，最后是一位中医先生出手相救，才把富商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这位富商非常感激，求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赐题一匾，以扬其名。章太炎先生当即手书“第三扁鹊”四字。富商不明其意，又不好当面问之，便私下地请教于其他人，其他人都认为“第三扁鹊”可能是“第二扁鹊”笔误。于是，富商婉求章太炎先生改写。
没料到的是，章太炎竟因此大发脾气，说：“没写错，对医生的赞誉无过于此者。他如果真是名医，就应知道其中的意思。”且补署落款“章炳麟”（太炎之名），以坚其信。富商无奈，只得将书法制匾奉送。那位中医先生收到后，喜出望外，当即将其高悬于厅堂。
原来，《史记》中的扁鹊，姓秦名越人，《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序》云：“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可见，秦越人已经是“第二扁鹊”了，故誉某医为“第三扁鹊”并没有错。章太炎满腹经纶，焉能不知此等学问。
1916年，孙中山赴绍兴视察时，胡汉民陪同前往。不料在视察时胡汉民患病，经绍兴名医裘吉生诊治，服药一剂而愈。孙中山感叹裘吉生医术高明，亲自手书“救民疾苦”四字相赠。
1929年，汪精卫提出了“取缔中医案”，全国中医界奋起反抗，当时在会场里、报纸上到处都悬挂或刊登着孙中山先生的这幅题词，影响之大，自不待言。
秦观观画疗疾
宋代著名词人秦观，他在河南汝阳县任职时，由于处理政事劳累过度，加上脾胃不调，出现了厌食、胸闷、恶心、腹胀等症状，请当地名医诊治，但未见好转。
秦观有位朋友高氏，此人平素喜爱收藏古画，也爱读些医书，粗晓医理，闻知此事后，便前来探视。高氏了解了秦观的病情后，对秦观说：“你这病须平心静气才能治好，我收藏了一幅唐代王维的山水名作，你只要每天凝神细观就能痊愈。”
秦观听了将信将疑，当友人高氏送来此画后，他打开画一看，画中山青水秀，笔墨酣畅，大家的手笔果然不凡，这样的名画谁不想看？
此后，秦观每天就对着此画，用心观赏，仔细的揣摩。日复一日，慢慢地觉得自己好像进入到画中，山谷里鸟语花香，使他感到神清气爽，豁然开朗。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秦观感觉胸膈宽松，胃口大开，腹胀恶心症状消失，调养一月有余，竟完全恢复了健康。病愈后，秦观专程登门致谢高氏，他对观画治病很是不解。
高氏告诉他说：“你的病是劳神过度，以至脾胃不调所致。你平素喜文惜墨，我让你凝神观画，就是让你宁心安神，这副名画一定会让你心神俱醉，乐趣横生。经过这般静养，你神舒气畅，脾胃自然调和，病也就不药而愈了。”
看来，不仅是王维的画，所有好的艺术作品，只要能使人情绪稳定，心情愉悦，都是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即使所谓的“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脾主身之肌肉和四肢，脾胃功能好，则肌肉壮实，四肢活动有力；如脾功能减退，就会出现肌肉瘦弱、四肢无力；如脾虚为水湿所困，则四肢沉重乏力，甚或浮肿。
脾之荣在唇，口唇能反映脾胃的功能和全身营养状况。如脾的功能正常，营养好，则口唇红润光泽；脾的功能减弱，营养不良，则口唇淡白或萎黄而无光泽。脾开窍于口，脾胃功能正常，则口能知味，食欲良好；反之，则会出现食欲的改变和口味的异常。
柳宗元医名留柳州
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虽是一代文豪，仕途却不顺，唐元和十年他被贬至岭南柳州任刺史。任刺史期间，他在当地施行了放奴婢、挖水井、建佛寺、植竹木等举措。
岭南气候炎热、潮湿，柳宗元曾写诗曰：“探汤汲阴井，炀灶开重扉。”即取来阴凉井水，并打开门窗通风透气，以避炎热。柳州当地本来没有井，人们取水要到江边，自柳宗元来后才在城北挖了几口井，大大方便了当地群众，而且改善了饮水卫生。
为了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柳宗元非常注意养生锻炼。此外，他在柳州广为种植药用植物，如芍药、橘、柚等。他还亲自对药物进行炮制加工，从他的《种仙灵脾》、《种术》等诗中可以看到，从种药、收采，到曝干、加工……柳宗元全部亲力亲为，以供所用。
尽管柳宗元十分注意养生，但仍不免患上恶疾，最严重的是疔疮、霍乱和脚气。这三种病都几乎致柳宗元于死地，幸而采用民间草药验方得以挽回。
柳宗元已其自身经历，亲身验证这些验方的效果。后来，柳宗元将治疗这三种疾病的验方寄给友人刘禹锡，经刘禹锡整理成“柳州救死三方”，常被后世医著引用。
由于当时认识所限，柳宗元的脚气病仅是急救成功，此后一直未能彻底治疗，他的死或许也与此病有关。唐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于任上，终年仅47岁。柳宗元对当地的贡献巨大，柳州老百姓把他奉为神灵，谓之曰“罗池神”，并为他修建了柳侯祠（罗池庙）。
胡适题文颂国医
胡适是科学派的主将，崇尚西医，极力主张普及西方医学，而对祖国医学持否定态度，曾将中医药斥为“不科学的代表”。
1920年秋季，胡适出现口渴、多饮、多尿等症状，被初步诊断为“糖尿病”。经西医治疗一段时间未见好转，胡适十分焦虑，很多亲友、同事也前来探望。
既然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了，好友建议请中医诊治，胡适考虑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未予同意。后来在亲友再三劝说下，他也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看中医。
当时好友向他推荐了北京名医陆仲安，他以擅用黄芪而名著医林，在当时有“陆黄芪”的美称。经过陆仲安精心诊治，不久胡适所有的症状竟然全部消失。
当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俞风宾，对此事很为关注，他在上海特地托人到北京找到胡适，抄出全部药方，刊登在《中西医药杂志》上，其初诊药方为：
生芪四两，云苓三钱，泽泻三钱，木瓜三钱，西党三两，酒芩三钱，法夏三钱，杭芍三钱，炒于术六钱，山萸六钱，三七三钱，甘草二钱，生姜二片。
胡适病愈后，陆仲安先生将当时著名文学家林琴南所赠送的亲笔书画并题词的《秋室研经图》取出，请胡适在上题词。胡适提倡文学改革，写白话文。在白话文与文言文论战中，曾与清末民初的文学家林琴南展开过激烈的笔战。
不过，胡适欣然命笔：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介绍我请陆先生诊看，陆先生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至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减，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