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药后的饮食宜忌有两方面因素，一是疾病对饮食的宜忌，如水肿宜少食盐，消渴病宜忌糖，下利慎油腻，寒证忌生冷等。另一方面是药物对饮食的宜忌，如含地黄的方药，应忌食萝卜，有茯苓的忌食茶叶，服荆芥是宜忌河豚与无鳞鱼等。
《本草纲目》在“服药食忌”中列诸药忌食之后，总括地说：“凡服药，不可杂食肥猪犬肉，油腻羹鲙，腥臊陈臭诸物。凡服药，不可多食生蒜、胡荽、生葱、诸果、诸滑滞之物。”
其他尚有汗后避风，以及慎劳役，戒房事，戒恚怒等，以防“劳复”、“食复”，或影响治疗效果。
投诗求医
金兰升，名清桂，晚年号冬青老人。清代江苏名医，生于1865年，卒于1938年，常熟金家村人。金兰升熟读诗书，诗文有奇气，风流自赏，工书法、金石，尤擅绘事。年二十三，其才不为八股时文所囿，无心科举，欲投江阴名医柳宝诒门下学医。
柳宝诒以年老为由而推辞，金兰升内心很是怅然。一日，柳宝诒闲坐于江阴城外茶肆，恰好金兰升也在，乃侍其侧，并借机置一诗于茶案。诗曰：
廓外闲游眺，春风乐送迎。
得时花作态，在野草无名。
旧事空惆怅，新诗写性情。
欲消尘俗虑，柳下独听莺。
柳宝诒读诗后拍案叫绝：“奇才也！”乃同意收为弟子。金兰升欣喜万分，遂得以上窥《内经》、《难经》、《金匮》之蕴奥，下采后世诸家之精华而卓然成家，名噪大江南北。
金兰升擅治黄疸、鼓胀等杂病，并研制“金氏铁霜丸”、“参珠犀珀散”等温热黄疸效方。金兰升宅心仁厚，且秉性豪爽。凡贫者就诊，不收报酬，数十年如一日，全活甚众。
金兰升晚年，一日忽然昏晕倒地，片刻后苏醒过来，立即起身应诊，人皆劝其稍事休息，金兰升说：“无妨，病者在，不可使其久待。”左右为之感动。
方剂的剂型历史悠久，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汤、丸、散、膏、丹、酒等剂型，历代医家又有很多发展，明代《本草纲目》所载剂型已有40余种。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制药工业的发展，又研制了许多新的剂型，如片剂、冲剂、注射剂等。
汤剂是将药物加水煎煮，去渣，取汁内服，具有吸收快，疗效速，特别是能根据病情的变化而随证加减，适用于病证较重或病情不稳定的患者。但汤剂服用量大，某些药的有效成分不易煎出或易挥发散失，不适于大生产，亦不便于携带。
散剂是将药物按处方配剂，研为细粉，混匀而成。散剂吸收消化虽然没有汤剂快，但其配剂方便，药性稳定，便于携带，疗效持久。另外，还有外用散剂。
丸剂是将处方中各味药物研成细粉并混匀，用蜜、水或面糊、药汁等制成药丸。丸剂吸收缓慢，但药效持久，而且体积小，服用、携带和贮存都很方便，一般应用于慢性病。
膏剂分内服膏剂和外用药膏两种，内服膏剂又分流浸膏、浸膏（干浸膏和稠浸膏）及煎膏剂（膏滋）。外用药膏分硬膏药和软膏药。内服膏剂，体积小，含量高，便于服用，口味甜美，有滋润补益作用，一般用于慢性虚弱病人。
酒剂一般用白酒或黄酒浸取药材中有效成分，所得的澄明浸出液以供内服和外用。酒有活血通络，易于发散和助长药效的特性，故适用于祛风通络和补益剂中使用。
丹剂有内服与外用两种，内服丹剂没有固定剂型，有丸剂，也有散剂，每以药品贵重或药效显著而名之曰丹。外用丹剂亦称丹药，是以某些矿物类药物经高温烧炼制成的不同结晶形状的制品，常研粉涂撒，亦可制成药条、药线和外用膏剂。
冲剂是将药材提取物加适量赋形剂或部分药物细粉制成的干燥颗粒状或块状制剂，用时以开水冲服。冲剂具有作用迅速、味道可口、体积较小、服用方便等特点。
片剂是将药物细粉或药材提取物与敷料混合压制而成的片状制剂。片剂用量准确，体积小。味苦或具恶臭的药物压片后，可再包糖衣，使之易于服用。
注射剂亦称针剂，是将药物经过提取、精制、配制等步骤而制成的灭菌溶液、无菌混悬液或供配制成液体的无菌粉末，供皮下、肌肉、静脉注射的一种剂型。具有剂量准确，药效迅速，适于急救，不受消化系统影响的特点，对于神志昏迷，难于口服用药的病人尤为适宜。
温病大家王孟英
王孟英是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以善治霍乱著称。霍乱是一种由感染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公元l9世纪由于出现世界性大流行而传入中国。
王孟英所处的时代正是霍乱在中国肆行的时期，江浙一带霍乱多次爆发，死人无数。王孟英本人也深受霍乱之害，他的同窗好友和小女儿，均死于霍乱。
精神伤痛加上医生的责任感，促使王孟英认真研究此病，终有所成。他将霍乱分为寒霍乱与热霍乱两种，寒霍乱使用藿香正气丸、理中汤等方药，热霍乱则用蚕矢汤。
关于蚕矢汤的创制，还有一个小故事。霍乱病人会出现严重呕吐，任何东西入口即吐，根本无法喝水服药。因此，要救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喝水服药的问题。
王孟英根据“以秽治秽”的原理，用动物的粪便作药，发明了“鸡矢白散”，就是用鸡屎煮水给患者喝。说来也怪，正常人听说这种药就会作呕，霍乱病人喝了它居然能止吐。
后来，他将鸡屎改为蚕矢（蚕的粪便），再配合有关中药，组成“蚕矢汤”，成为治疗霍乱的特效方。至今，蚕矢仍然是中医治疗转筋（即因体内电解质失调引起的抽搐）的重要药物，而蚕矢汤也仍然是中医治疗霍乱的常用方。
王孟英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治病救人不遗余力。某年夏季，有位石某患病，经多位名医诊治，未见丝毫成效，反而病势日增，迁延月余，后请王孟英前来诊视。
王孟英诊其脉，右寸关滑数上溢，左手弦数；症见耳聋口苦，频吐黏沫，咽喉阻塞，便溺色赤，间有谵语，于是说：“病人暑热在肺，一剂白虎汤可愈，何以久延至此。”
石某之父石北涯因见病人溏泻，认为是寒湿之症，而王孟英以石膏为君药，畏其大凉而不敢让病人服用。次日复诊，便对王孟英说昨日之药未曾服用，请求另施稳妥之法。
王孟英说：“我的方法最为妥当，而你以为此法不妥，是因为石膏之性寒。药以对症为妥，此病不用此法，恐怕别无再妥之方。若必用不妥之方来迎合你，只怕令郎难以救治。”
石某之父闻言而有所感悟。岂料，病人偶然索方一看，见首列石膏，而自觉胸中有一团冷气，服用汤水都得热饮，怎么能使用石膏呢？坚决不愿服此方。
然而，素仰王孟英医名，第三天仍请王孟英来诊，并告以原因。王孟英讲清本病机理，重申切勿以为服用白虎汤不妥，赶紧应用为好，此时病人方才愿意服药。
不料，又有人说他曾亲眼目睹某亲属，石膏刚刚下咽，即命丧黄泉。石北涯听后，再次惶惑，不敢用药。次日，石北涯遍请当地名医，共商用药，也请王孟英参加。
王孟英也不谦让，提笔立案写道：“病既久延，药无小效，主人方寸已乱。我三疏白虎汤而不见用……有是病，用是药，诸君不必各抒己见，希原谅自用之愚……放胆服之，勿再因循。”
座中名医顾听泉见了案语，对石北涯说：“王孟英肠热胆坚，值得信赖，如犹不信，我们也别无良法。”其余医家亦皆称是。王孟英处方，以白虎汤加西洋参、贝母、黄芩、紫菀、枇杷叶等药，一剂下去，咽喉即爽利。三剂后，诸症皆消。
“本”，指的是疾病的本质。“必求于本”，是强调一定要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抓住疾病的实质，找出治疗的关键。有些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很复杂的，在一大堆头绪纷乱的症状中，不仅有主次本末、轻重缓急的区别，而且有时候还会出现某些假象。
所以，中医治病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识别那些“真热假寒”、“真寒假热”、“至虚有盛候”（真虚假实）、“大实有赢状”（真实假虚）的虚假证状。否则，就会出现寒热不分、虚实不辨，以假当真，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非但治不好病，反而会酿成灾祸。
程钟龄出家
程钟龄，名国彭，号恒阳子，安徽歙县人，清代著名医家。曾有位富翁患足痿，需依仗他物方可缓慢移步，服药无数，皆未见效。他听说程钟龄医术高超，于是让人把自己抬到程钟龄那里去诊治。
程钟龄诊脉察舌后，未发现有何异常。病人先前看过不少名医，补药服过无数，因此程钟龄认为此乃心病，非药物所能治，只有施计治疗。
于是，程钟龄安顿病人在他家住下。他预先在病人住处摆上许多古玩，还特意在床边放一高大瓷瓶，并向病人介绍说：“这是我存放古董的地方，都是珍品，千万别弄碎了。”
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古董都是赝品，但病人却不知道。病人在屋里闷了两天，见程钟龄既不为他开方，也不来寒暄问暖，甚至回避见他，闷得心慌。
实在无聊，病人决定出去走走，由于身边没有可依仗之物，唯有床边瓷瓶尚可扶持，于是他就扶持瓷瓶小心翼翼地起步。岂知程钟龄在旁边窥视已久，待病人走出不远，程钟龄突然闪出，猛喝道：“你好大胆！竟敢偷我家的宝瓶！”
病人一惊，手一软，瓷瓶倒在地上，摔得粉碎。此时，病人大惊失色，垂手痴立在那里。程钟龄见其不扶物件已能站立，知已初见成效，于是说道：“你别害怕，请跟我来。”
病人还没回过神来，竟不知不觉跟着程钟龄走了，举步平稳，行走如常，一直走到书房。这时程钟龄才对他说：“你看，你的脚不是能走了吗？”病人这才发现自己没有扶持东西竟走了这么远，病也就这样一吓而愈了。
程钟龄著有《医学心悟》，书序中自称“天都钟龄道人著”。程钟龄本来业医，缘何出家为道呢？据《松谷笔记》中记载，程钟龄出家与一场人命官司有关。
当时程钟龄家祖坟与当地一土豪家的祖坟相邻，土豪家坟上的古柏穿入程家祖坟。程家乃与土豪相商，欲剪伐其伸出来的柏枝，土豪不允，程家欲自行伐之。
土豪大怒，率领众多家奴阻止，本地乡民们素恨土豪，遂帮助程家相争。打斗之间，出了人命，土豪家的一位家奴被乡民殴打致死。
为了避免累及乡民，程钟龄投案自首，被官府押入大牢，判了死罪，待秋后处决。适逢巡抚的老母染病，迭治不愈。程钟龄闻及此事，就花钱买通狱吏，让程钟龄出牢并换上衣服，改姓更名，为太夫人治病，诊后仍回牢中。
经医治10多天，太夫人的病竟获痊愈，巡抚以五百两白银酬劳。程钟龄拜谢道：“太夫人疾病虽然已愈，但病根犹存，恐怕日后生变，当为拟方调理为是。”
巡抚于是再招程氏往诊，程钟龄拜见太夫人泣诉：“老夫人救我，我就是程钟龄。”据实告以入狱事由。
巡抚老母十分感动，对巡抚日：“程钟龄能救我命，你为何不能救他以为报？”并让巡抚与程钟龄结为“金兰”之好。
巡抚叹道：“此案已判定如山，断无改判之理……为保全性命，只好让你委屈一下，遁入空门躲避。”
于是，程钟龄躲入天都（今安徽歙县）普佗禅院“出家”修行，自称“钟龄道人”。其间，参悟外科旨要，编成《外科十法》一书，以补《医学心悟》之不足。他还将行医所获之钱，用于配制丸散膏丹，任人取用。
饱受磨难的御医
刘裕铎是一位回族医生，在雍正和乾隆时期都在宫中做过御医，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不过在此期间，他也是饱受磨难，但最终还是修成了正果，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雍正时期，他做过吏目和御医，诊治水平颇高，疗效显著，深得雍正的赏识。雍正曾经在他上奏的医案奏折上批复说：“刘裕铎是京中第一好医官。”
雍正四年，河道总督齐苏勒患病，日觉精力渐衰，雍正派刘裕铎前去诊治，经过刘裕铎用药调治，齐苏勒很快就好了很多。之后，刘裕铎还治好了大臣陈泰的病。
天有不测风云，在雍正八年，刘裕铎奉旨为大臣诺敏、单福臣、孙可诊病时，认为这些人的病已经是痼疾，很难治好。雍正听了非常恼怒，以为是刘裕铎成心不愿给这几位大臣看病，甚至怀疑刘裕铎是跟自己争夺皇位的几位皇太子的党羽。
可怜的刘裕铎，他有口难辩，一夜之间就糊里糊涂地被雍正革职，以前所有的赏赐全部被追回，并戴罪继续调治那几位大臣。治好则已，否则还有杀头之祸。
雍正九年，刘裕铎被派往山东，为山东巡抚岳浚治病。岳浚病好后，刘裕铎请旨回京，没想到雍正竟以西边军营缺少良医，把他发配到新疆的军营去效力。
刘裕铎被发配到新疆后，一直在痴痴地等候着皇上把他召回京师。原本是三年为期，可是雍正到死也没有再过问此事，他早就将这位“京师第一好医官”给遗忘了。
五年后，直到乾隆登基，他才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得以昭雪回京。刘裕铎回京后，因其医术高明，很快又博得乾隆的信任，并做了太医院的右院判，后又升为右院使。
有一次，乾隆的上颚部发干，感觉到火辣辣的，刘裕铎等人敬上一味孩儿茶，让乾隆涂在发干部位，很快就清除了口中的浮火，让乾隆龙颜大悦。
孩儿茶，《本草纲目》中又称乌丁泥，为豆科植物儿茶的枝干或茜草科植物儿茶钩藤的枝叶煎汁浓缩而成。性味苦、涩、凉，归肺经，有清热、化痰、止血、消食、生肌、定痛等多种功效。
后来，刘裕铎奉乾隆谕旨，和另一位太医院医官吴谦共同担任了《医宗金鉴》的总修官，组织了70余人参加编写工作。不仅选用了宫内所藏医书，还广泛征集天下各类医籍、家藏秘籍和传世良方，使这部书是清代医学集大成的一部医书，图、说、方、论俱全。
其中《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是一部较为完整的正骨著作。书中介绍了正骨八法：摸、接、端、提、按、摩、推、拿，是中医正骨的传统手法。
《医宗金鉴》问世以后，就成为清太医院的教科书。《医宗金鉴》为乾隆帝赐名，同时还御赐每位参与编纂者每人一部书和一具小型针灸铜人。
火与热常互称，火证常见热象。火与热只有程度上的不同，热之极便是火。火为热极，其性炎上，火邪致病，可出现发热，烦躁不安，面红目赤，舌红苔黄，尿赤等证候。
火热之邪，易耗津液，故火热病证常兼见口干渴，喜冷饮，舌干少津，小便短赤，大便干燥等。由于火热病邪易伤灼脉络，故可迫使血液不循脉道而外溢，出现吐血、尿血、流鼻血（衄血）、便血，或皮肤发斑（如紫瘢）等。
谢映庐妙手回春
清代江西名医谢映庐，其家三世为医，声誉卓著。谢映庐继承家传，深究岐黄之道，处方不离仲景左右，他尊古而不泥古，处方立法匠心独运。
有一年的暑夏季节，有位名叫丁麒寿的，此人患病，腹泻、自汗、神倦，吃了几服走乡郎中开的温补药剂，非但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日趋加重，二便失控。
丁麒寿的邻居是位老中医先生，他见病情已如此这般，边对丁麒寿说：“病已至此，只怕是无药可医了。”丁麒寿家境贫寒，听老中医这么一说，家人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无奈病人日夜呻吟，惨不忍睹。邻里百姓告诉丁家，说谢映庐的父亲是位大善人，而且医术高明，善于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劝丁家去谢家试试看，说不定谢家能出手相救。
于是，丁家上门求诊，正巧谢医生家有应酬，就让年少的谢映庐替父出诊。谢映庐伸手按脉，病人脉虚，重按若无，又见病人额上出汗，小便短赤，口烦渴，四肢逆冷，便说：“这是伤暑症，所服皆是治疗阴虚的药剂，乃火上浇油，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
那位邻家老中医见来的是一位毛头小伙，起初有几分瞧不起，便问其故，谢映庐说：“经书载：‘气虚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如今脉与症，正合伤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