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家慕名邀请徐大椿前来诊治，徐大椿诊视病人后说：“此病可治，但我所立之方你们必定不肯用，不用则必死；如果顺从你们的意思立方，亦必死，所以不如干脆不出方了。”
众人问：“按你的意思，该用什么药？”
徐大椿说：“非生大黄不可！”
众人一听，果然大惊，其中一人说：“你先请出方，然后再议。”
毕竟徐大椿千里而至，应该顾及其情面，待他走后不用其药就是了。但徐大椿已察觉其意，将药煎好后亲自送到病人跟前，强使其服下。病人仅服一半药汁，旁人都惶恐无措。
岂料病人服药后当夜即能入睡，但尚未排大便。次日又服一剂，泻下少许宿粪，身体觉得舒坦许多。第三日凌晨，徐大椿尚未起床，已听到有人在洒扫庭院。
徐大椿询问后方知，原来是病人久卧思起，想亲自向徐大椿道谢，出门见院中果壳遍地，就拿扫帚扫了起来。其后，他来到徐大椿卧室，与之畅谈了许久。
早餐时，病人已思进食，不再闻到饭味而呕。从此饮食渐进，逐渐康复。众人都感到惊奇，徐大椿说：“伤食者必然厌恶食物，此理人所共知。泻去宿食自然进食了，老少病人同法。当今医家以为老年人停食不可攻泻，只会补气待其自消，不知误了多少人啊！”
有位毛姓老翁，已是80高龄，素有痰喘的毛病，这次因劳累而引发，俯于几案上，不能平卧，全家都为之惊惶。于是，请名医徐大椿前来为其诊治。
徐大椿诊视后说：“这是上实下虚之证，用清肺消痰饮送下人参小块一钱，2剂可愈。”
毛翁说：“徐的学问之深，固不必言，但人参切块之法，恐怕是故弄玄虚吧！”
第二年，毛翁的病再次复发，于是照前方服用，不过这次是将人参煎服。服药后，不但病情未见好转，反而喘逆愈甚。复请徐大椿再诊，并告以用去年之方而病加重。
徐大椿说：“那你们是不是将人参和入药中煎服？”
毛翁家人回答说：“是的。”
徐大椿说：“下虚固当补，但痰火在上，补之痰火必盛。唯作块则参性未发，而清肺之药已得力，过腹中而参性始发，病自愈。”徐灵胎仍以人参作块，亦2剂而愈。
上实下虚，如单治其“上实”，必碍肾之“下虚”；若专补下虚，又会导致上焦痰火愈实。徐大椿以清肺消痰之剂，送下人参小块，使消补两种药力先后而发，各得其所。
清代名医赵晴初，对此曾评价说：“清肺消痰饮加人参是方，人参切块吞下是法。”药虽同行，而功则各奏，这就是名医的章法。
徐大椿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具有高尚的医德。有一次，其友毛介堂患暑病，大汗不止，脉微肢冷，面赤气短，当时许多医者都作热证论治。此时徐大椿说：“此证即刻亡阳矣，应急进参附汤以回其阳。”
徐大椿见患者的家人面有难色，于是说：“我们多年交情，不忍坐视不救，死则甘愿偿命。”如此，患者的家人方勉强同意用药，一剂汗止，身温得寝，不几日即已痊愈。
徐大椿总结道：“此证乃热病所变，因热甚，汗出而阳亡。苟非脉微、足冷，汗出、舌润，则仍是热证，误用即死。死者甚多，伤心惨目，此等方非有实见不可试也。”他在病情疑似、病家犹疑之际，力主自己观点，“死则甘愿偿命”，颇显英雄肝胆。
乌镇莫秀东患怪病，脊背疼痛，牵引胸胁。傍晚开始发作，疼痛异常，整夜不断的呻吟，白天则饮食如常。找过诸多医生诊治，但均未见效，迁延五年，后来去徐大椿医斋求治。
徐大椿仔细诊视病人后，认为其病为淤血阻络。由于病久失治，短时难以奏效，于是将病人挽留在家中，汤丸并进，辅以针灸、按摩等法，多方施治。
经过徐大椿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终获痊愈，病家万般感谢。徐大椿却说：“其实我应该感谢你们。不少病人往往要求速效，希望一剂药就能退病，如若三剂药不效，便会更医换药。但你们始终相信我，因此我应该感谢你们。”
袁枚在《徐灵胎先生传》中载有两则徐大椿治病不药而愈的医案。一拳师与人比武角力，胸部受伤，气绝口闭，急抬至徐大椿处诊治。徐大椿让拳师俯卧，奋力击打其臀尻三下，拳师遂吐血数升而痊愈。
一村妇生儿无皮，见者皆谓不可活，将弃之。徐大椿以糯米粉调和成糊，在婴儿身上涂抹，然后用绢布裹上，埋于土中，只露出头部。饮以母乳两昼夜，婴儿皮生而活。
扬州有位姓张的盐商，40余岁，摒去妻妾独宿养生，并每日服用人参，渐致头晕目眩，延请多位名医治疗，均不奏效，无奈以重金聘请徐大椿前来为其诊治。
徐大椿来到张家，张家已摆下酒宴，只等他诊视病人后即可入席。徐大椿按脉后，笑道：“这病不需服药，我有一秘方，可以立即见效。”
于是，徐大椿对这位盐商附耳道：“你并无他病，只是阳气比较亢盛，若与妇人交，让精气输泄，立即可愈。”说罢，径去饮酒。酒至半酣，只见张某从闺房中大笑而出，眩晕之症不药而愈。
“其高者，因而越之”，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是“因势利导”治疗原则指导下的一个具体治疗方法，也就是催吐法。“高”指的是病邪所在部位靠上，“越”则指排出，即根据邪气所在位置，因其势而利导，使之尽快排出，尽量少地损伤人体正气。
“痰迷心窍”是一种证候，中医称为痫狂，西医则指精神分裂症等，这些病人精神不正常，或哭笑无常，或登高而歌，或沉默不语……他们的病邪表现为不同部位，如舌苔黄腻，并伴有恶心欲吐症状的，病邪一般在上，可以使用催吐法，待痰涎吐出，疾病自会缓解。
“其下者引而竭之”，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属于“因势利导”治疗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治法之一。所谓下，是病邪所在部位靠下；所谓引，是治疗方法的性质，将病邪从下部引导而出，如泻大便、利小便等；所谓竭，即是枯竭、竭尽的意思，即将病邪全部排出。邪气在人体的下部，只有因其在下之势，从大、小便排出，才是最简捷、收效最快，同时也最少损伤正气的方法。
还俗成名医
喻昌，字嘉言，明末清初伤寒学医家，生于江西新建，卒于江苏常熟。因新建古称西昌，故晚号西昌老人。他与张璐、吴谦一起被誉为清初三大名医。
喻嘉言自幼天资聪颖，生性洒脱，喜好游历。成年后习儒，攻举子业，崇祯年间以副榜贡生入京就读，后因不得志归故里，旋即削发遁入空门。出家期间，他苦读医书，不久又还俗业医，往来于南昌、靖安一带，足迹遍历赣、浙、苏、皖。
1644年，应钱谦益先生之邀，终结庐定居于江苏常熟城北虞山脚下，直至去世。顺治年间，朝廷曾下诏征聘，奈何其早已绝意于仕途，力辞不就。
他所到之处，皆以善医闻名。其治病不分贫富，审证用药反复推论，德高而术精，深为同道所敬。有位名叫黄长仁的，同房后发病，十余日浑身战栗，手足如冰。病家请喻嘉言前来诊治，在此之前病家已请了一位医生前来诊治。此医认为房劳之后，复又伤寒，乃系寒中之寒，须用大剂姜、附热药回阳救逆。
药煎成待服之时，正好喻嘉言已赶到。经过仔细地诊视之后，喻嘉言认为并非寒证，实为热证，应速用承气汤攻下。二者之见迥异，前医不服，与之争执。
病家自己也认为是阴寒之证，打算服前医之药。喻嘉言说：“人已垂危，事关重大，出生入死，全在一药之间。若有风险，当立字据为凭。”
前医心中十分不悦，说：“吾治伤寒三十余年，没有出过差错，更没立过什么字据，真是杞人忧天。”
喻嘉言笑笑说：“我并非想与你争辩，只是病情危笃，人命关天，怎能见病人服药而死？我愿承担责任，让我用药，愿立据为凭。”
病家见喻嘉言心诚如此，于是请喻嘉言开方。喻嘉言用硝、黄等药攻下，患者服用后渐渐神志恢复，周身渐热，直至壮热，再用解表清里之剂服之，不久即痊愈。
有一次，牧斋先生去亲友家做客，宴后坐着轿回家。路过迎恩桥时，轿夫不慎失足跌倒，使牧斋摔跌受惊，因而得了一种怪病，站着时眼往上看，头则往下低，躺着时如常人。
患此怪病后，多次求医诊治，都不见效，于是去请名医喻嘉言。不巧喻嘉言已去外地治病未归，于是病家急忙派人前去邀请，过了好几天喻嘉言才到。
喻嘉言经过仔细地诊视，并问清起病的原因后，说：“这病好治，不要害怕。”并对管家说：“把你家体壮善跑的轿夫叫几个来。”
管家立即喊来几个人，喻嘉言一边吩咐预备酒饭，一边对轿夫说：“你们尽量吃饱喝足，而且还可以尽情地玩耍取乐。”随后先让两个轿夫搀扶牧斋快跑，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轿夫跑累了换人接替继续跑，这样不停地跑，牧斋感觉上下颠簸得很厉害，嘉言全然不顾，越发督促快跑。又跑了一阵子，才让停息下来，而牧斋的病却已经痊愈了。
当时其他医生在一旁观看，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喻嘉言解释说：“此病是因为跌倒受惊所致，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今天搀扶病人快跑，就是为疏通患者全身气血经络，使肝气（目为肝所主）得以舒畅，所以头目的病自然就好了。”
在学术领域里，他提出秋气应燥而非《内经》的“秋伤于湿”，并自拟“清燥救肺汤”以疗燥证。这一见解为后世所赞同，其方至今仍常用。
他提出的一些独特的诊疗方法，如“逆流挽舟法”治疗痢疾等，至今仍有影响。他还建议临证时要“先议病，后用药”，并制定详细的“议病式”，至今仍是中医常用的病历标准格式。
晚年他不满足于自己赫赫的临证医名，他说：“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里。”因之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先后撰写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3种医书，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并因之确立其医学史上的地位。
此外，他尚撰有《尚论后篇》、《喻选古文试验》。在《伤寒论》研究史上，他被认为是错简重订派的代表人物。喻嘉言提倡伤寒太阳三纲说，此说虽影响不大，但它开创了《伤寒论》研究的争鸣局面，对明清温病学派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喻嘉言生平善奕，据《常熟县志》记载，公元1664年，80岁高龄的喻嘉言与围棋国手李兆远对弈，时达3昼夜，局终收子时，溘然逝世。
肝藏血，“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
肝主疏泄，内脏机能活动的正常与否，与肝气能否通调畅达有密切关系。肝气疏泄，则气的运行舒畅，各脏腑的功能亦多正常；反之，则可因肝气不调而导致脏腑病变。
肝主疏泄的生理活动，与人的精神意识活动有密切关系。七情（喜、怒、悲、忧、思、恐、惊）的变化，可以影响肝的疏泄功能。情绪饱满，心情舒畅时，则肝的功能可得到充分的发挥；精神不振、心情抑郁时，则肝的疏泄功能可受到影响。
肝的疏泄功能对人的精神情态活动也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当肝气疏泄功能正常时，则心情舒畅、精神饱满；反之，则情态活动亦随之变化。
王堉医事
王堉，介休韩屯人。道光年间，因母病开始学医，后不时给人看病，医德高尚。当时妇女生产，因血崩无药可治，多有丧生者。王堉目睹此事，心急如焚，遂上山西绵山采药，曾尝药中毒。迷幻中白衣观音送丹药为其解毒，并将拂尘一挥，化草药一棵。王堉醒来，细研此草药性，发现有止血特效，可治产后血崩之症，遂名为“血见愁”。在绵山中寻觅，多能采得。王堉感念观音赐药之恩，于道光14年（1834）与绵山修了一座观音殿。
观音赐药也许不可信，但王堉精湛的医术确实是有据可查的。下面两则医案就是最好的例证。
某年夏季久旱无雨，西安太守沈小梅召集文武官吏，邀请僧侣道士设坛祈雨，前后忙碌，竟累倒在官衙。一天之后，病情加重，已经神志不清。
名医王堉与沈小梅是至交好友，因此沈家派来仆人告诉王堉说：“沈大人病重，似乎是虚寒之症，已经用过桂附理中汤，不知是否有效，特来询问先生。”
王堉诊病一向十分谨慎，从不妄加断言。因此，他随沈家仆人一同前往沈家。来到沈家时，沈小梅仅存一口微弱之气，呼之不应，大汗如油，腹胀如鼓。
王堉为之切脉，沉思不语，良久才说：“是实热内邪所致，前医家误以为是虚寒，服以肉桂、附子等温热之药，无疑是火上浇油。幸亏气息尚存，还有几分救活的希望。”
王堉立即用大承气汤、六一散、白虎汤合剂给沈小梅服用。有位幕僚略懂医术，提出质疑：“南方人脾胃虚弱，不比北方人强壮，忌畏大黄、石膏等峻猛之剂，古医典籍有过记载。沈大人是南方人，处方中大黄、石膏用量如此之大，恐怕这些虎狼之药会伐去人命的。”
王堉反驳道：“古医籍中确实有此记载，但病势如此，非虎狼之药不能挽救性命。”
沈家素知王堉行事谨慎，而此时又无其他良策，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就依方抓药煎服。大约过了两个时辰，病人开始呻吟，向家人讨凉水解渴。
病人连灌两大碗凉水，约一个时辰开始小解，尿色如血，接着腹脘鸣响，解出几十粒黑硬的粪便，精神逐渐好转，不久即愈。治病用药，应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只要辨证准确，就不应拘泥于某家之言，有其病用其药，这样才能出奇制胜。
有一位在外教书的先生姓庞，其夫人对儿子十分溺爱，一切都随他所愿。有一次，他们四岁的爱子患病，浑身发热，食之即吐，庞夫人连忙请医生前来诊治。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即将痊愈。由于小儿不喜吃药，庞夫人也就听之任之，以致未治疗彻底，不久病情复发。这时，庞夫人听信邻居建议，说是小儿可能是麻疹发不出来，用西河柳、胡元荽煎汤来透发，结果导致小儿大汗不止，昏昏然不省人事。
庞先生得知小儿病危，立即请名医王堉前来诊治。王堉诊脉后，询问了小儿饮食情况，庞夫人回答说：“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他见食就吐，呕出的尽是一些清水。”
王堉又问了大小便的情况，庞夫人答道：“许多天未解大便，小便像酱汤。”
小儿腹部胀气非常明显，轻轻一按，小儿脸上立即呈现出痛苦之状。王堉已弄清小儿患的是停食之症，也就是平常说的重食，于是开了平胃散，另加黄连与大黄。
小儿服药后，大约一个时辰，先解出几粒如羊粪般的大便，然后又解出一些酱色的大便，腹胀减轻，神志也转清醒。王堉又留下保和丸加槟榔等药，吩咐一日服三次。
一天后，小儿似乎痊愈，叫嚷肚饿，庞夫人连忙下厨为儿子蒸馒头。小儿狼吞虎咽吃下几只馒头，到了三更时分，病又复发，胡言乱语。
第二天再请王堉前来诊治，王堉看诊视小儿后，责备庞夫人说：“小孩子家懂什么？没想到大人竟也如此愚顽糊涂，如今这积食之症比以前的积食要难医得多。”
于是，仍用平胃散，加大剂量的莱服子（萝卜籽）消食化积，并且再三吩咐庞夫人说：“一月之内小心看护，只能用米粥来调养脾胃，千万不能让他乱饮乱食。”
庞夫人已经吓怕了，这次她谨遵医嘱，小心调养，爱子的病最终获得痊愈。
服药后的调养与护理，不仅直接影响着药效，而且关系到病体的康复。《伤寒论》在桂枝汤的用法中说：“啜热粥一升余，一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十枣汤服后则“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白散服后，“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
一般服解表药，应取微汗，不可大汗，然亦不能汗出不彻。服泻下剂后，应注意饮食，不宜进生冷难消化的食物，以免影响脾胃的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