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子华为人耿直，对这位鱼肉乡里的老财恶棍深恶痛绝，拒不献药。裴员外勾结河南地方县令，以研石行骗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
吕宁绝荣望，守死不传其方。无奈，官府贴出告示，有谁再用麦饭石治疾者，必将同吕一样治罪。从此，为免遭杀身之祸，无人再敢用麦饭石治病了。
麦饭石，因其形状如一团大麦饭而得名。宋代医学家李迅对麦饭石有过较详尽的描述：“麦饭石，处处山溪中有之，其石大小不等，或如拳，或如鹅卵，或如盏，或如饼，大略状如一团麦饭，有粒点如豆如米，其色黄白，但于溪间麻石中寻有此状者即是。”
麦饭石性味甘、温，无毒，能止痛散结、祛腐生肌、拔毒排脓、补脾养肝。《疡医大全》中说：“如疮未溃能令内消，如已溃则排脓如滴水，则逐日见疮口收敛。如患疮久肌肉腐烂筋骨出露，用旧布片涂药以贴疮上，一日一洗一换药，十日后两日一换药。”
唐代刘禹锡在《传信方》中载有一则病案：北齐马嗣明治杨遵彦背疮，取粗黄石如鹅卵大者，猛火烧赤，纳浓醋中，当有石屑落醋中，再烧再淬，石至尽，取屑捣筛研极细末，和醋涂之，立愈。此处的黄石，即为麦饭石。
现代研究证实，麦饭石是一种次火山岩矿石，含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微量元素。麦饭石的表面积比同量活性炭的表面积还大，能够吸收、分解、清除各种物质及病菌。
麦饭石可以通过吸收、分解的方法电离有毒物质，并可在水中释放出人体必不可少的各种矿物质如钾、磷、铁、磺、锰、镁等，这些物质对酶和荷尔蒙的合成起着重要作用。
止汗妙品话桑叶
《夷坚志》中记载，严州山寺有一游僧，形体羸瘦，饮食甚少，夜卧汗出，次日晨衣皆湿。如此二十余年，无药能治。监寺僧曰：“吾有妙方，为汝治之。”游僧试治之，三日后宿疾痊愈。其方为：乘露采摘桑叶，焙干为末，每日两钱，空腹以温开水调服。
桑叶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其味甘、苦，性寒，功能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可用于风热感冒、肺热燥咳、头晕头痛、目赤昏花等症。
古人用桑叶，均言及“经霜者”。《百草镜》中云：“须大雪压过，次日雪晴采下，线穿悬户阴干，其色多青黑色，风吹作铁器声，故名铁扇子，冬至后采者良。”
名医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说：“经霜桑叶研末，米饮服，止盗汗。”明末清初的名医傅青主，很擅长用桑叶止汗，并称赞桑叶为“收汗之妙品”。
桑叶还有可生发，《千金方》中说：“治头发不长，桑叶、麻叶，煮泔水沐之，七次，可长数尺。”据说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常用此方。不仅如此，慈禧还经常吃些“明目延龄丸”与“明目延龄膏”，其实就是以霜桑叶与菊花两药制成，交替服用。
桑的嫩枝名桑枝，性味苦、平，功能祛风通络、利关节，可用于风湿痹痛、四肢拘挛，尤宜于上肢肩臂关节酸痛麻木，无论寒证、热证均可用之，但以热痹更为适宜。
赵滑《养疴漫笔》中记载，越州有一少年，久嗽而百药不效，后用南向柔桑枝条一束，每条寸折纳锅中，以水五碗煎至一碗，盛瓦器中，渴即饮之，服一月而愈。
桑的果穗即桑葚，古称桑实，入药始载于唐代《新修本草》，列为中品。其味甘、酸，性温，功能养肝益肾、滋阴补血、润肠，可用于内热消渴、津伤口渴、血虚便秘、心悸失眠、眩晕耳鸣、须发早白等症。《新修本草》言其“单食，主消渴”。
李时珍《本草纲目》云中记载：史言魏武帝军乏食，得干葚以济饥。金末大荒，民皆食葚，获活者不可胜计。则葚之干湿皆可救荒，平时不可不收采也。
桑树的根皮中药名为桑白皮，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其性味甘、寒，功能泻肺平喘、利水消肿，可用于肺热咳嗽、水肿、衄血、咯血等症。
历史上还有将桑白皮用于外科剖腹手术的记载。《本草纲目》中载：桑白皮作线缝金疮肠出，更以热鸡血涂之。唐代安金藏剖腹，用此法而愈。
逐水通便的牵牛子
牵牛子干燥成熟的种子呈卵形，具有三棱，种皮坚硬，颜色有黑褐与淡黄白色两种，前者称黑丑，后者称白丑，二者混杂称之为二丑或黑白丑，“盖因丑属牛也”。
为何称牵牛子呢？陶弘景有“此药始出田野，人牵牛谢药，故以名之”。“牵牛谢药”的故事并未从文献中找到，后来人们就据此演绎出了一则故事。
牵牛子入药首载于陶弘景《名医别录》，列为下品，其味苦，性寒，有毒，功能泻水通便、消痰涤饮、杀虫攻积，属于峻下逐水药，作用较为峻烈，可用于水肿胀满、二便不通、痰饮积聚、气逆喘咳、虫积腹痛等。
李时珍是善用牵牛子之高手，他《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两则病案：一宗室妇人，年近六十岁，长年大便秘结，十多天才大便一次，十分痛苦。服养血润燥通便药，会导致胸膈满闷不适；用芒硝、大黄等泻下通便药，则毫无效果。这种状况已经三十多年了。
该病人身体比较肥胖，细皮嫩肉，但心情忧郁，每天泛吐酸水碗许后才觉得舒服，又常患热病。李时珍认为此“乃三焦之气壅滞，有升无降，津液皆化为痰饮，不能下润肠腑，非血燥比也。芒硝留滞，大黄徒入血分，不能通气，俱为痰阻，故无效也。”
于是，就给她用牵牛子来治疗，将牵牛子末和皂角膏和成丸服用，大便立即通利。此后只要感觉有肠结症状，服一次就可使腹胀消除，精神大爽。用牵牛子通大便收到了奇效。李时珍总结说：“盖牵牛能走气分，通三焦。气顺则痰逐饮消，上下通快矣。”
李时珍的外甥柳乔，平素耽于酒色，得了一种怪病，即阴部肿胀疼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痛哭呻吟七昼夜。他医用通利药不能取效，只好请李时珍诊治。
李时珍认为这是湿热之邪阻滞在精道，并非一般人认为的病在大肠与膀胱之间，而是在两阴之间，故前阻小便，后阻大便。于是用川楝子、茴香、穿山甲等药，加入较大剂量的牵牛子，水煎服，结果病情“一服而减，三服而平”。
中医将人体中正常存在的水液统称为津液。津液是人体进行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是非常宝贵的，既不可以随意的丢失，又需要在身体中循行有序而不泛滥为害。
津液属于水谷精微的范围，并且是依赖脾的气化转化而来的。通过脾的消化而得到的津液，在脾、肺、肾三脏的共同作用下，通过三焦的通路运送到全身各处。
分布在人体不同部位的津液，性质又各不相同。《黄帝内经》说：“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
津，性质较清稀，流动性较大，布散于体表皮肤、肌肉和孔窍，能渗注于血脉，起滋润作用；液，性质较稠厚，流动性较小，灌注于骨节、脏腑、脑、髓等组织，起濡润作用。
脾胃消化异常以及过度耗伤津液等原因，都会导致津液不足。另外，热邪入侵体内损伤津液，大量流汗所致的津液流失，都是津液不足的原因之一。津液不足所表现的症状有口、咽、鼻等呼吸器官干燥、皮肤松弛、头发失去光泽以及便秘等症状。
如果负责将津液送往全身各处的肺脏和脾脏等出现功能失调，便会使津液在体内潴留，从而导致水湿凝聚成“痰”，并进一步导致气血流通受到阻碍，影响其正常循环，变生诸病。
清热解毒蒲公英
蒲公英入药首载于唐代《新修本草》，其味苦、甘，性寒，功能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可用于治疗疔疮痈毒、乳痈、瘰疬、目赤、咽痛、湿热黄疸、热淋涩痛等。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序言中记载，他在贞观五年七月十五日夜间，不小心左手中指背碰撞在庭院中的树木上，到了第二天早晨发生剧烈疼痛，难以忍受。
十天后手指肿痛不仅未好，而且肿痛得越发厉害。有一位老人告诉他，用蒲公英可以治。孙思邈立即使用，内服外敷，很快痛止肿消，未十日而平复如故。
乳痈早期，红肿热痛，可单用蒲公英鲜品捣烂外敷，也可与金银花、连翘、炒穿山甲、天花粉等配伍。《新修本草》中说蒲公英“主妇人乳痈肿，水煮饮之及封之即消”。
蒲公英治疗乳痈，名医张山雷曾这样评价说：“治乳痈乳疖，红肿坚块，尤为捷效。鲜者捣汁温服，干者煎服，一味亦可治之，而煎药方中必不可缺此。”
蒲公英善清胃火，清代陈士铎在《本草新编》中说：“阳明之火，每至燎原，用白虎汤以泻火，未免太伤胃气。用白虎汤以泻胃火，乃一时之权宜，而不可恃之为经久也。蒲公英亦泻胃火之药，但其气甚平，既能泻火，又不损土，可以长期久服而无碍。凡系阳明之火起者，俱可大剂服之，火退而胃气自生。”并说：“蒲公英至贱而有大功，惜世人不知用之。”
附子杀人也救逆
附子为乌头块根上所附生的子根（侧根）的加工品，因其附乌头而生，状如子附母，故名附子。附子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将其置于大毒之列。
《前汉书·外戚传》中记载，西汉宣帝本始三年，霍显为使其小女儿霍成君（时为宣帝之妃）能争得皇后的位置，买通了淳于衍，用大毒之药附子制成的药丸毒杀了临产的许皇后。许皇后服药后，即觉头面涔涔汗出、烦懑，旋即殒命。这是最早见于正史的附子毒杀案。
附子味辛、甘，性大热，有毒，功能补火助阳、回阳救逆、逐风寒湿邪，可用于亡阳虚脱、肢冷脉微、心腹冷痛、阳痿、宫冷、虚寒吐泻、阳虚外感、寒湿痹痛等症。
附子内服有回天之力，外用有引火归源之功，古今皆用之。例如《摘玄方》治虚火上行，自感背内发热如火炙者，用附子末，津调，涂涌泉穴，能引火下行，背热自除。《经验方》中治久患口疮，属虚火为患者，用生附子为末，醋面调，贴足心，男左女右，日再换之。
《浙江通志》记载：明代医家严观，不拘古方，颇有胆略，常用姜汁制附子，以获奇效，人皆称之严附子。近代四川名医祝味菊，善用附子，故人亦多以祝附子称之。
祝味菊，浙江绍兴人，祝氏先祖世代业医，至其父改行经商，但门风犹存，耳濡目染，自幼爱好医学。及冠进蜀，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三人为师，不几年，学而有成。
1926年，因避“川乱”而迁居上海，在三十年代即为上海名医之一。凡遇重症，祝味菊愿一力承揽，不加推诿。起初，同道中对其好用附子很不理解，有的甚至从中诽谤。
1929年秋，沪一巨贾，患伤寒，遍请中西医高手诊治，不仅毫无效果，而且病势日增，命垂一线。祝氏力排众议，全力承揽，“具结”担保，果断采用附子、干姜及麻、桂之剂截断病势，不数日而愈。当时医界为之轰动，不仅赞叹其医术，更嘉许其“具结”之勇气。
古人云：“善用毒药者方为良医。”附子有毒，用之不可不慎，但亦不可因噎废食。《淮南子》中说：“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即乌头），然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良医以活人。”
《古方药议》中说：“附子虽为雄悍大毒之品，但于阳气脱垂之际，却可奏回阳奇效于瞬息之间，这正是其他诸药所不及之处。”李时珍云：“乌附毒药，非危病不用。”自古至今，医家在运用附子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配伍经验。
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黄帝内经》中说：“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
阴经和阳经在俞穴交会，气血在阳经充盈就注入阴经，在阴经中充满后又外溢于阳经，这样阴经和阳经内的气血都均匀而平衡，以此来充养人身，人身得到气血均匀的充养，各部的功能正常，三部九候的脉象都是一样的，没有偏盛偏衰的现象，这样的人就称为平人。
阴阳失去平衡，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调整阴阳，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就是治疗的最基本原则。阴阳不足则补阴阳，阴阳偏衰则泻阴阳，阴阳亡失则急救固脱，阴阳格拒则交通阴阳。
石膏妙用医案
石膏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其味甘、辛，性大寒，无毒，功能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可用于外感热病、高热烦渴、肺热喘咳、胃火亢盛、头痛、牙痛等。
汉代名医张仲景用石膏为君药组成的石膏汤，为清热之代表方，主治内外热证及寒邪入里化热。据刘跋《钱乙传》中载：宗室子病呕泄，医用温药加喘。（钱）乙曰：“病本中热，奈何以刚剂燥之，将不得前后溲，宜与石膏汤。”宗室与医皆不信。后二日果来召。（钱）乙曰：“仍石膏汤证也。”竟如言而愈。
温病派吴鞠通善用石膏，据《吴氏医案》载：治何叟误服热药，导致手足拘挛，吴氏在每剂白虎汤中用生石膏250克（旧制8两），治疗50余日，共用石膏10多公斤。
清末名家张锡纯，尤善于灵活运用石膏，且颇具心得。他认为，石膏治外感实热宜生用、重用，“生石膏治外感实热，轻症亦必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或单用，或与他药同用，必煎汤三四茶杯，分四五次徐徐温饮下，热退不必尽剂。”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载一医案，一患者年五十岁，周身发冷，两腿疼痛。医者投以温补之药，其冷益甚，欲作寒战。诊其脉沉伏，重按有力，舌苔黄厚，小便赤涩。
张锡纯考虑当时为仲春之时，断其病为春温之热，郁于阳明而未发，出现假象（中医有真热假寒、真寒假热之说），欲用白虎汤加连翘治之。
病人闻之骇然。张说：“但预购生石膏120g，出现发热难忍时煎汤饮用，可以吧？”
病人说：“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
张说：“用白茅根煎汤服用后发冷就会变为发热，并且是大热。”
病人虽然不信，但为了试一试他说的能否应验，就用鲜白茅根去净皮后绞汁一大碗，煮数沸取其汤当茶饮。不一会就开始发热难忍，过一会再诊其脉洪大。张锡纯将所购的生石膏煎汤给病人分三次服下，其热遂消。
张锡纯认为，石膏之性，最宜与阿司匹林并用。治外感之热，已入阳明胃腑，其人舌苔犹白者，是仍带表证，就用阿司匹林一片，发汗以解其表热。再用生石膏两许煎汤饮之以清里热。治疗斑疹之毒，郁而未发，其人表里俱热，张氏仍以生石膏五六钱，煎汤冲服阿司匹林半片，服后微似汗出，内毒透彻，斑疹可全然托出。
重用石膏者，不乏其人，亦颇有效验。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有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官职名）星实之姬，人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者……实自古所未闻矣。
峻猛将军说大黄
大黄味苦性寒，是泻下通便的良药。清代诗人袁枚曾患痢，某医用参芪补药治疗，结果导致病情加剧。其好友馈赠以“制大黄”，让他服用。医者惊恐，认为不可以用之。
袁枚毅然服之，三剂而愈。于是赋诗致谢：“药可通神信不诬，将军竟救白云夫。医无成见心才活，病到垂危胆亦粗。岂有鸩人羊叔子？欣逢圣手谢夷吾！全家感谢回天力，料理花间酒百壶。”诗中所说的“将军”即为中药大黄之别名。
《神农本草经》中收载有大黄，谓其“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大黄推陈出新，作用极为峻快，“夺土郁而通壅滞，定祸乱而致太平”，故有“将军”之名号，因其主产于四川，又有“川军”之别名。
元代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中说：“大黄，阴中之阴药，泄满，去陈垢而安五脏，谓如定勘祸乱以致太平无异，所以有将军之名。”明代张景岳还把大黄、附子并称为药中之良将。
古今有不少名医善用大黄，医圣张仲景当为善用大黄之首者。他创制了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以及大陷胸汤、大黄黄连泻心汤、桃核承气汤、抵当汤等以大黄为主药的众多名方，含大黄复方多达36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