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孔平仲《续世说》中记载：南北朝时梁代名医姚僧垣，继承家学，医术高超，治愈了许多疑难大症。公元545年，梁武帝因病发热，寝食不安，朝中群臣竞相献方。
梁武帝听从御医，欲服大黄以泻热，姚僧垣诊脉辨证后力主不可，认为“至尊年已八十，脏腑皆虚，虽有积热，不能轻用峻泻之药，恐伤正气”。梁武帝自恃知医，不以为然。
姚僧垣又云：“至尊岂不闻当朝名医‘山中宰相’陶弘景所说，‘大黄，将军之号，当取其峻快也’。依臣之见，至尊之疾只宜缓图，不可轻投峻下之剂。”武帝不悦，诏令退下。
当天夜里，姚僧垣被急召入宫。原来，梁武帝服用大黄后，热势不仅不退，反致昏瞀。姚僧垣即以温和之法，取平补之药，敛苦寒所伤之阳气，连进数剂，得以逐渐康复。
梁元帝继位后，授给姚僧垣咨议参军之职。一次，元帝腹中痞满，疼痛不已，不思饮食，于是召诸医讨论治疗方案，群医皆以武帝服大黄而致病重为诫，乃以平和之品组方。
姚僧垣力排众议，并云：“脉洪大而实，应指有力，加之膳食不进，胃脘痞满，此腹中宿食不化所致，非用大黄荡涤攻下，推陈致新不可。”梁元帝听从姚僧垣之言，服药后果然大下宿食，痞满腹胀之疾顿失。
元代名医朱丹溪，善用大黄治眩晕，独创“一味大黄散”，即仅以大黄一味，用酒炒三遍为末，用茶调服一二钱，治眩晕颇有效验。
近代名医张锡纯曾述一奇事：一杨氏少妇，得奇疾，赤身卧帐中，其背肿热，若有一缕着身，即觉热不能忍，百药无效。后有乘船自南方来赴北闱乡试者，精通医术，延为诊视，言系热毒，俾用大黄十斤，煎汤十碗，放量饮之，数十饮尽，竟霍然而愈。
名医徐小圃曾为一富翁治腹闷痰喘之症，处方为大黄半斤，数次分服，患者且疑且惧，但服后爽然痊愈。请教徐小圃曰：“众医屡用不效，先生一味奇功，何秘也？”徐曰：“君素食膏粱厚味，壅塞热痰，大黄性清下，味香辛，独行则力猛功专，疏塞清秽，何秘之有？”
正常的脉象，从容和缓，不浮不沉，不迟不数，不细不洪，节律均匀，一息（一呼一吸）脉搏四或五至，且应指有力，中医将其归结为“有胃气、有神、有根”。
有胃气：正常的脉象不浮不沉，不快不慢，从容和缓，节律一致，便是有胃气。即使是病脉，无论浮沉迟数，但有徐和之象者，便是有胃气。脉有胃气，则为平脉；脉少胃气，则为病变；脉无胃气，则属真脏脉，或为难治或不治之征象。
有神：即脉来柔和。如见弦实之脉，弦实之中仍带有柔和之象；微弱之脉，微弱之中不至于完全无力者都叫有脉神。神之盛衰，对判断疾病的预后有一定的意义。
有根：三部脉沉取有力，或尺脉沉取有力，即为有根。病中肾气犹存，先天之本未绝，尺脉沉取尚可见，便有生机。若脉浮大散乱，按之则无，则为无根之脉，为元气离散，标志病情危笃。
灵丹妙药话白芷
苏轼在杭州任刺史时，与三台山寺庙中的一位老和尚交往很深，经常一起探讨诗词。有一次，两人谈兴很浓，一直谈到深夜才尽兴。
当时已是初秋天气，苏东坡从山上寺庙回家途中受了风寒，第二天就觉得头痛、鼻塞，非常难受。老和尚听说后，就托人带来一包药材，说是煎汤服用，效果奇佳。苏东坡服后果然痊愈，并专门上山去感谢老和尚，想打听这是什么“灵丹妙药”，一问方知是白芷。
白芷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因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所以又名香白芷。其味辛，性温，功能散风解表、通窍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主治感冒头痛、鼻塞、鼻渊、牙痛、白带、疮疡肿痛等。
《本草纲目》谓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面脂”，与白僵蚕、白附子、菟丝子等共研细末调制成面膜敷面，可收到柔面增白之效；用白芷、玉竹、川芎、防风等研成细粉，用食醋调成稀膏，可治疗黄褐斑。
白芷可治毒蛇咬伤，其法内服、外敷皆可。《夷坚志》中记载，临川有一人以弄蛇卖药为业。一日被蛇咬伤，一侧上臂肿大如腿，少顷遍身皮肉肿胀成黑黄色，似乎已死。
一道人恰好从旁经过，看了看弄蛇人后，他对众人说：“此人死矣，我有一种药能治疗，但恐怕毒气已深或不可治，诸君能相与证明，方敢为之出力。”
众人原为之证明，于是道人向众人讨要20文钱买药。买药归来后，取新汲井水调药，从伤者之口灌之。药已服完，只见黄水从其口中流出，臭秽熏人，四肢肿胀渐消。其人已经能够坐起，与未伤时无异，遍拜众人，尤其郑重拜谢道人。
道人说：“此药甚易办，我不惜传与诸人，仅香白芷一物，用法当以麦冬煎汤调服，今天事情急迫，故以水代之。我今天救活一人，可行矣。”有位郭邵州的士人学得其方，曾遇到鄱阳一兵卒，夜间值勤时被毒蛇咬伤。次日清晨，赤肿欲裂，以此法治之，亦获痊愈。
黄芪医案
黄芪的药用已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记载有以黄芪为主药的组方。
黄芪，味甘，性温，生用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疮生肌，可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中气下陷、久泻脱肛、便血崩漏、表虚自汗、气虚水肿、痈疽难溃或久溃不敛等，蜜制后的炙黄芪益气补中，可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
金代名医刘完素总结黄芪的功用有五：“补诸虚不足，一也；益元气，二也；壮脾胃，三也；去肌热，四也；排脓止痛，活血生血，内托阴疽，为疮家圣药，五也。”清代名医黄宫绣在《本草求真》一书中将黄芪推崇为“补气诸药之最”。
《石室秘录》记载了明末清初名医傅青主用大剂黄芪治疗鹤膝风的特效方：药用黄芪三两，肉桂一钱，薏仁四两，茯苓二两，白术二两，防风五钱，水十余碗，煎二碗，分作二服。上午一服，临睡一服，服后以厚被盖之，必出大汗，不可轻去其被，令其汗白干而愈，一服可也，不必再服。
傅氏认为：“黄芪补气，盖两足之所以能动而举步者，气以行之也。今鹤膝之病，则人之气虚不能周到，行步自然艰难。今用黄芪近两，则气旺矣，又佐之肉桂以通其气，又佐之防风以散其邪，始相恶而相济，又佐白术，薏仁以去寒湿之气，邪气去则正气自固，此所以速成也。若以为人不能受，畏而不用，则反害之矣。”
黄芪治气虚血滞引起的中风半身不遂、肢体麻木，疗效显著。《新唐书·许胤宗传》中记载：许胤宗初任新蔡王处兵参军之职时，有王太后患中风，口噤不能言，脉沉。许胤宗用黄芪、防风二味药煎几十斛热汤，置于太后床下，以药之蒸汽熏口鼻、皮肤，一昼夜许，王太后逐渐苏醒，能够言语，后来渐渐痊愈。
黄芪具有利水消肿的作用，它对面目四肢浮肿、小便不利、心悸气促等症都有较好的疗效。清代《冷庐医话》记载有一医案：海宁许珊林治山阴王某患肿胀，自顶至足皆肿，气喘声嘶，大小便不通，危在旦夕。许某用黄芪四两，糯米一酒杯，煎一大碗，服尽而喘平，小便大通，肿亦随消。继加祛湿平胃之品，至两月后，独脚面有钱大一块不消。
后来更换了医生，极力诋毁前面所用方法，改为迭进祛湿猛剂，竟使病人渐至危殆。许某仍以前方挽回，服用黄芪至数斤，最终使脚面之肿全消而愈。
近代盐山名医张锡纯善用黄芪治重症。他曾治一董氏女，年二十余，胸腹满闷，心中怔忡，动则自汗，其脉沉迟微弱，诊为“胸中大气下陷”，令用黄芪一两煎汤服之。董氏族兄在座，其人颇知医学，疑药不对证，张回答：“勿多疑，倘有差错，余职其咎。”服后果诸病皆愈。
又一产妇四五日，患大汗淋漓，数日不止，气息奄奄，病势危笃，其脉微弱欲无，张亦断为“大气下陷”，遂用生黄芪六钱，配伍玄参、生白芍、桔梗，一剂汗减，三剂病愈。
张锡纯说：“黄芪，不但能补气，用之得当，又能滋阴。”有一张氏妇，年近五旬，身热劳嗽，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煎汤服不效，继用左归饮加减亦不效。改用生黄芪六钱，知母八钱，煎汤服数剂，见轻。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连服十剂痊愈。
张锡纯认为，“盖虚劳者多损肾，黄芪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上源，使气旺自能生水”，再作适当配伍，则滋阴“生水之功益著也”。
桂枝误用也杀人
相传，清朝乾隆年间，倪福昌是浙江永嘉县城—富户。一天，倪福昌的小妾生病，请当时名医金慎之医治。金慎之经过仔细的检查，又细问了病情，断定是患了伤寒，就用了张仲景《伤寒论》中的“桂枝汤”，其中桂枝只用5分，写好后交给了倪福昌。
倪拿药方去当地有名的“三益堂”配药。不凑巧的是，一个新来药店不久的学徒错将5分桂枝配成5钱。结果，倪福昌的小妾服药后病情加重，未到次日清晨即一命呜呼。
倪福昌见这药吃出人命，岂肯罢休，就向县衙门告状，金慎之被抓到县衙。金慎之认为自己是对症下药，不应该导致倪福昌小妾丧命，就叫县官把三益堂老板叫来查对。
药店老板拿处方一看，药方确实无误。县官又会同一班名医对此案研究，一致认为福昌的小妾患的确实是伤寒病，金慎之的用药也无任何差错。后来，查看药渣，发现桂枝数量颇多，远远超过五分之量，最终查出是新学徒配药过重，而误伤人命。
结果，三益堂老板承担了倪家全部丧事费用，还在墓旁建造一座亭，并取名“桂枝亭”。金慎之为此事也差点受到冤屈，于是写了一联解嘲：时来砒霜救人，运去桂枝丧命。
桂枝是肉桂树带木质心的嫩枝，其味辛、甘，性温，可发汗解肌，用于风寒感冒、身热头痛、恶寒怕风等症；能温经止痛，可用于风寒湿痹、胃寒腹痛等症；能助阳化气，可用于脾阳不运、痰饮内停、背寒胁胀、小便不利等症。
桂枝在《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为历代医家所常用。医圣张仲景用得最为广泛，不但外感常用，内伤病亦多用之，时方用桂枝的更是不胜枚举。
清代邹澍《本经疏证》中把桂枝的功用归为六点：和营，通阳，利水，下气，行淤，补中。《长沙药解》谓桂枝“升清阳之脱陷，降浊阴之冲逆，舒筋脉之急挛，利关节之壅阻。”
过去曾有“南方无其伤寒”之说，认为仲景之桂枝麻黄，仅可施于北方人，非南方体质柔弱者所能胜。金代张元素还有“桂为春夏之禁药”的告诫。
近代名医张锡纯记有一医案：一媪，年六旬，春初感冒风寒，投以发表之剂，中有桂枝数钱，服后即愈。其家人为其方灵，贴之壁上。至孟夏，复受感冒，自用其方取药服之，遂致吐血，经医治方愈。事后，张氏深有感触地说：“病家自用桂枝治夏季温病，可不戒哉！误用桂枝则吐血，诚是确当之论。”
古人认为，芳香药能护正辟邪，“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辟秽也”。芳香药正是借其清气之正，鼓舞人体正气，辟除秽浊之气，从而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史书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勤理朝政，群臣凌晨就得拜朝。有一老臣胸前常挂一香袋，太宗不解，即问其故，老臣拜曰：“贱臣年近花甲，体弱不支，以此助之。”
原来，老臣体弱有病，清晨精神困顿，特请御医院药师为其配此香囊，内装的是中药肉桂、沉香、檀香等名贵芳香药末，悬于胸前以醒脑提神。
肉桂是肉桂树皮去除最外层栓皮后的树干皮，中医将其形象地称为“肉桂”。虽然肉桂和桂枝都是一个“娘家”，都属于肉桂树的产物，但由于各自的药用部位不同，其性味功能主治与临床应用也不尽相同。
肉桂味辛、甘，性大热，能温中补阳，用于肾阳衰微、下元虚冷、腰脚软弱、小便不利等症，如金匮肾气丸、右归丸；能散寒止痛，用于虚寒性胃痛、腹痛、疝痛等症，可单味研末用，亦可与其他温中散寒药同用。
《泗洲志》中记载，明时，有一人患口疮久治不愈，召泗洲名医刘顺往疗之。刘顺削肉桂一片令含之。其人面露难色，因为口疮多属热证，肉桂乃热药也，岂能以热治热？刘顺说：“口疮久治不愈，乃因服清凉之药过多也，非此不痊。”遵言行之果然获愈。
威灵仙治痹痛
《本草图经》中记载，商州（今陕西商县）有人患风瘫重病数十年，手足不遂，足不能履地，四处求医无效，其亲人将其置之道旁，以求有人能救他一命。后来，遇到一位云游至此的新罗僧人，他说这种病有一种药可治，但不知道这种药此地有没有，并进山专门为他找到了这种药。原来这种药就是威灵仙，病人服后数日后就能下地行走。
威灵仙入药首载于南北朝时期梁代姚僧垣的《集验方》，后被收载于唐代《新修本草》。因其性猛烈，故称“威”；因其功效卓著，故曰“灵仙”。
威灵仙味辛、咸，性温，能祛风除湿、通络止痛，可用于风湿痹痛、肢体麻木、筋脉拘挛、屈伸不利、骨鲠咽喉等病症。明代《药品化义》说：“灵仙，性猛急，善走而不守，宣通十二经脉，主治风、湿、痰壅滞经络中，致成痛风走注，骨节疼痛，或肿或麻木。”
威灵仙治痹痛，可根据部位的不同加上不同的引经药。一般在治疗偏于上半身的痹痛时配伍羌活，治疗下半身的痹痛时配伍牛膝。
甘草救御医
明代陆粲《庚巳编》中记载，一天早晨，御医盛寅刚进御药房，即感头痛眩晕，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太医院的医生都不知他病从何起，束手无策。皇帝命令急速救治。
有一民间医生自荐为盛寅治病，他配药一剂煎汤给盛寅服下，稍后盛寅即苏醒。皇帝很惊奇，问他所用何方。这位医生回答说：“草民认为，盛御医是因为未用早膳而进药房，胃气虚弱，不能抵御药气郁蒸，中了诸药之毒，故而昏仆。能调和诸药，解百药之毒，唯有甘草。所以我仅用了一味甘草。”皇帝当即询问盛寅，果如民间医生所言未用早膳。
甘草以其味至甘而得名，其入药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我国最古老的辞书《尔雅》已经有甘草的记载。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9年编纂的《淮南子》一书中，对甘草的药用亦有记述，称“甘草主生肉之药也”。
《神农本草经》将甘草列为上品，名“美草”、“蜜甘”。其应用十分广泛，是所有中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味，所以陶弘景说：“此草最为众药之主，经方中少有不用者。”
生甘草味甘，性平，有补脾益气、缓急止痛、祛痰止咳、清热解毒、调和诸药等功效，可用于脾胃虚弱、咳嗽痰多、心悸气短、倦怠乏力、脘腹及四肢挛急疼痛、痈肿疮毒等。炙甘草功能补脾和胃、益气复脉，可用于脾胃虚弱、倦怠乏力、心动悸、脉结代。
晋代以前，就已发现甘草是味解毒良药，可“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唐代药王孙思邈对甘草解毒之功颇为赞赏，曾说“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
甘草别名国老，古人云：“诸药中以甘草为君，功能调和诸药，遂有国老之号。”明代李时珍赞美说：“甘草协和群品，有元老之功，普治百邪，得王道之化，可谓药中之良相也。”
明代张景岳《本草正》中说：“得中和之性，有调补之功，故毒药得之解其毒，刚药得之和其性，表药得之助其外，下药得之缓其速……随气药入气，随血药入血，无往不可，故称国老。唯中满者勿加，恐其作胀；速下者勿入，恐其缓功，不可不知也。”
人参补人亦误人
清朝初年，人参又称“棒槌”。据考证，清初曾规定，禁止百姓上山采挖人参，于是参客讳提“参”字，称人参曰“棒槌”，采参为挖棒槌，亦叫放山。
采参者，手持一棍，名索罗木棍。其放山分三期，初夏为放茅草，其时百草甫生，参芽发露，觅之尚便。夏末秋初为放黑参，时则丛林浓绿，辨别最难。秋季为放红头，则参苗顶心，结子浅红，识之甚易。事毕下山，曰辍棍。
人参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谓其“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