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慧旵在临济宗门内的名望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当宣宗赐匾之后，在东南一带东明旵祖的号召力更是一呼百应——《成化杭州府志》以及《南屏净慈寺志》均提到1437年净慈寺毁于大火，两年后净慈寺住持宗妙禅师迎请慧旵出面，募捐重建。旵祖师在杭州凤山门、武林门张榜集资，三日之内即募得三十万缗，净寺遂得以重振。而尽管完成了募款建庙这样的大功德，旵祖依然不恋虚名，事毕之后马上回东明继续隐居，自题诗《出山修净慈佛殿示众》：三十余年不出山，只缘接物到人间。烟村水窟朝行转，柳巷花街夕往还。贫富倾囊同助力，贤遇仰慕尽开颜。等闲绀殿功圆毕，依旧回山独掩关。一字一句，皆为写照。正因慧旵如此的高风亮节，杭州北山凤林寺还专为祖师立爪发衣钵塔塔。另外，在山茨通际禅师所编《东明遗录》中，禅师在自序中写道：“往往名士禅衲吊旧君礼祖塔，题咏满廊壁间”，然而阅罢掩卷，发现吊东明祖师塔慧旵禅师的绝句律诗和佛偈多达十九首，诸如清代临济弘传的一代宗师箬庵通问，为旵祖作《立春日扫祖塔》“多年铁脊冷云阿，寥落空山窣堵波。正值雪消残腊候，春风依旧上藤萝”；宝藏持禅师亦有《送旵祖住山偈》“见得分明不是禅，竿头进步绝思言。发扬祖道吾宗旨，更入山中二十年”……且前来礼拜参赞者，直与“旧君”平起平坐——“礼旧君”的题诗，一共也才录得十九首。则可见当时文人儒士和禅宗衲子对这位临济宗第二十六代、东明第一代禅师铁脊旵所怀的敬重，也从侧面反映出慧旵禅师在当时东南丛林中举足轻重的分量和声望。
综观上述塔铭，寥寥数语便已将慧旵禅师与东明山的一段因缘交代清楚了——慧旵来寻访唐代道通禅师遗迹时，这里还是古道山；禅师“见其峰峦秀拔，遂有终焉之意”；后来“大建道场，弘法度人”即说慧旵云游来到安溪古道山后就扎根于此，弘扬佛法将古道山开辟成一大丛林。当时时间已经是“永乐戊子”1408年，距前文所叙燕王南下金川门之变的1402年，鼎革已有六年之久。陈辉老师在《东明寺公案》一文中写道：“建文皇帝穿地道出逃的1402年，安溪的山上虽有唐代道场遗址，但根本就没什么寺刹；而六年后慧旵禅师在此建东明寺，因与胡濙的关系，建文帝也绝无可能到东明寺来隐迹。这也正是立于康熙年的‘东明孤云禅师塔铭’其碑文虽介绍了慧旵祖师，然而只字不涉建文帝的原因。东明寺与建文帝并无瓜葛。”
然而再次细读铭文，笔者窃以为不然。首先，“访安溪古道场”，“道场”二字，最初见于玄奘法师所着《大唐西域记》卷八，特指佛祖（释迦牟尼）彻悟得道之处。“道场”按性质分有释、道两种，这一处因为明言“道通禅师”，则可知所访的是禅宗传人，属于佛教。佛教道场按类别分，又通常有两种，一种指佛教徒诵经、礼拜、修行的场所，比如普陀是观音的道场、峨眉是普贤的道场；另一种是指大规模的法事仪式，诸如前文提到的为战乱时期冤死亡魂超度的佛事，还有一些是祈福的，诸如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厌魔法姊弟逢五鬼”里面贾母舍了香油点海灯为宝玉祈福，也算是一个仪式性的道场。不过塔铭中的安溪“古道场”，显然不是指临时性的仪式，而是道通禅师常年开坛讲经及其弟子皈依修行的地方。
道通禅师其人，塔铭中草草一笔带过，考诸唐代法号“道通”的有道高僧，只有紫玉山释道通名号较为远播，可是《宋高僧传》卷十中的《道通传》并没有明确列出他的行踪，只有一句“誓游吴越间”，因此不能确定《塔铭》中提到的道通是否这位释道通。但是即使另有其人，也可以想见当年其开创的门庭之宏大——即使在这位“道通禅师”示寂六七百年之后的明代，仍有像慧旵这样已经深得空门阃奥的释家弟子慕名前来拜谒他的遗踪；而且既然是寻访道通禅师的“遗踪”，可知山上并非空无一物，一堵野草杂生的颓垣，也许是曾经优雅壮丽的竹林精舍，禅师曾在那儿开坛讲经；几间东倒西歪的破壁，也许曾是宅第连绵的梵宫僧庑，住着皈依禅师的受戒弟子……再看塔铭后文，慧旵在山中潜心修持，一心向佛的声名远播四方，乃至“学徒云集，恒至数百。因居所狭隘、不能容众，宣德丁未遂拓基营缮”，可见原来便有些基础的，只因前来问法的善信越来越多，地方太小，才开始“拓基营缮”。所以慧旵来之前古道寺并非荡然无存，只是大不如前了。由是，可知建文于慧旵之前落脚过东明，亦非绝无可能。
除了塔铭以外，史籍中也有诸多条资料可为佐证。明代史学宗师谈迁在《枣林杂俎》“逸典”部下面的“建文皇帝遗迹”条目中明文写道：“钱塘县口口口大遮山东明寺，帝尝隐此。有遗影，云帝自为写。今塑其像，髡髯面紫。其遗影近一绅购去。”另外，该篇目中还有一条有关建文遗迹的记载，地点是武康县（今德清县），“证道寺题壁：‘江湖遍览此间停，终日观澜坐梵扃。近水鱼游千顷碧，长空鸢戾九霄青。圣贤道配乾坤德，日月光华草木馨。愧我远来山寂处，谁言道有少微星？岁次辛亥孟夏梅口书。’相传建文帝题，大书遒逸，末一字未辨。”这一条资料中的证道寺，据雍正年间刊行的《浙江通志·卷二百二十九》载，原是南齐秘书郎、武康人沈密的旧宅。“建元元年（479年），舍为齐昌寺，在武康县西。宋治平二年（1065年），改为证道寺。元末毁。明洪武九年（1396年），重建”。建文帝的足迹为什么会踏至武康县的证道寺？对照安溪当地传说：当年君臣一行从鬼门出，在安溪古道山落脚后，建文帝在古道寺出家，程济则在大遮山顶的群仙观出家。大遮山北面就是德清县（即原来的武康县，至今山顶竖有青石界碑，高达1.5米，宽30厘米，上有民国年间的楷书阴文刻字：“杭县与武康县大竹山岭分水分界线”），那么不难推断出建文帝和程济，很有可能常常去山后的毗邻古刹证道寺。这种种巧合，虽不是铁证，但是至少，我们对建文帝出奔后到过东明寺之说尚不能一票否决。
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永乐皇帝两度派去民间苦苦寻找逊帝下落的股肱大臣——太子宾客兼国子祭酒胡濙，正是为东明寺慧旵禅师作塔铭的人。前文提到他于永乐十七年二度出访江、浙、湖、湘各省，及至四年后得到了消息后才还朝，星夜奔驰进宫面圣，“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然后“（明成祖）至是疑良始释”。那么那一晚胡濙究竟对明成祖报告了些什么才让这位锲而不舍疑心又重的僭主终于放下了执念呢？对此，康熙三十年（公元1671年）由云贵总督范承勋主持修纂的《云南通志》（问世尚且早于《明史》48年）卷30“建文帝”一节，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太宗（即朱棣）夜召（胡濙）入殿问状，濙对曰：‘（建文帝）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无能为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圣德，在彼获终余年。’太宗颔之，遂罢四出之使者。”看这段话，其实胡濙并没有带给成祖一个明白彻底的答复，只是含蓄地劝他放手：“建文君人还在，但是大势已去，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不如就此网开一面吧，在陛下您是成就圣德，在他是获得寿终”。
对于胡濙的这番肺腑之言，成祖怎么表态？——“太宗颔之”，
已是鬓发苍苍的成祖终于点了点头。或许这么多年提心吊胆，他也累了；或许人之将死，都会变得宽大为怀（次年成祖就驾崩了）；也或许成祖之所以苦苦追踪建文帝下落，并非他本意挟私报复，只是怕建文帝一党民心未失，羽翼尚丰，会暗暗蓄积力量图谋再起导致山河又乱。这一点，崇祯年间乐安李焕章在为赵士喆《建文年谱》（即前文提到钱谦益作序的同一部书）作的序中，早已一针见血地点破：“壬午之变，让皇果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
于是掩卷细思，慨叹之余忽然也对这位强势的僭主枭雄也生出些体贴的情怀。他扭尽六壬地篡改史书，穷追不舍地追杀侄儿，那般的殚精竭虑机关算尽，其实为的，都只是这八尺龙榻，因为坐上了，即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即使面对亲侄儿也再容不得半点菩萨心肠，一股霹雳手段必须狠到底。靖难之役以后，他“追治奸党”不止，直到永乐十四年才罢。一双沾满了那么多人鲜血的手，要怎样才能洗去那深重的罪孽？他真的毫无顾忌么？今天，在北京的大钟寺，保存着现今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最完整、音质也最纯厚的一口铜钟，那口大钟，即名“永乐”。永乐大钟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超过一百种、多达二十三万字的佛教经文，每日晨昏，一百零八记撞钟声从帝都北首的大钟寺巍巍传来，深沉，洪亮，悠远，绵长，浩浩瀚瀚，响彻大半个紫禁城。“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永乐帝铸这口钟，为的，可是那些被自己错杀的冤鬼亡魂早日超度？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伊丽莎白女王，在斩首苏格兰玛丽女王后会去密室痛哭忏悔不已，因为不论古今中外，同样身为人君，杀伐对于他们来说固然不可避免，然而杀伐之后的惶恐和忏悔，或许，也一样的不可避免。金庸先生说，“中国的皇帝，要学会忍，包括克己之忍，容人之忍，还有对待政敌的残忍”——不是不想放过流亡的侄儿，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赶尽杀绝，是他君临天下所主宰的权力，也是他君临天下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换做寻常百姓人伦，叔侄兄弟之间血浓于水，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即使起了纷争，劈开脑袋打破头，睡过一觉睁开眼，见了面仍是不失雍熙之轨的好叔侄好兄弟。可是这是堂堂帝王家，帝王家很大，大到容得下江山天下，帝王家又很小，小到眼里容不下一个他。
综观燕王一生，戎马倥偬老于军政，才满十岁便是英名灿灿的燕王，年方及冠便离了自小生长的应天，挥别江南佳丽地，挥别金陵帝王州，那伴着他千里迢迢北上就藩的，只是漫天掀涌的朔风和飞雪。他没有尸位素餐，励精图治训练兵马，整整二十年北镇辽东，一次次抵御蒙古铁骑南下犯境，为大明江山效死拼命牢牢把守北疆。因北防军务最为吃重，太祖许他的行伍编制也较其他亲王大。拥兵者必自重，居功者常自傲，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是自昔已然，是无可厚非，但如果建文不起意削藩，燕王也未必兴兵谋反——他是权臣，但是操柄之臣不必一定是乱臣，霍光、长孙无忌，乃至张居正，都是不索九锡的无冕之王。只是他本为战斗而生，今上要削去他的军权和兵力，便好似要将那苍鹰的羽翼根根拔去，这样的结局，生不如死——莫逐燕，逐燕日高飞呵，那么，就奋力一搏吧，说不定还能搏出个海阔天空，即使失手，终究也不过一死。同是王侯将相的种，同样是个死，死国可乎？所以，当他决意起兵的那一刻，怀抱的已经是颗必死的心，一颗不怕死的心，怕什么满朝非议，怕什么天打雷劈？瀑布是怎样形成的？瀑布是在没有退路的时候形成的——成则一泻千里号令天下，败则万丈深渊粉身碎骨。自古能够成就千古霸业的人，也可以是遗臭万年的人，大善和大恶，走到极致，原是如此的冰炭同炉。或许，这就是曹公笔下所谓禀赋天地正邪二气而来的人吧。非常的性格，注定，非常的命运。
燕王朱棣，从建文元年开始，公然起兵反抗，先后扫平北平外围，收服宁王封藩。虽然中央朝廷在兵力、军饷、公理上都有着压倒性优势，但在老于边防习于沙场的燕师劲旅手下，不论是前朝老将耿炳文还是草包将领李景隆，王师都一路连连败绩。这朝中无人的狼狈局面，想来还是太祖一手造成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当年追随太祖皇帝揭竿而起的故臣宿将，在他临死前都已被诛杀殆尽，本是为皇孙扫除祸患，却不想一手为他留下致命死穴——建文帝手下缺少老将，而年轻将领又领兵不善，是靖难之役他最终败北的最大因素。当然，尽管没有成功抵御，铁铉等猛将还是尽了全力了，一直与燕师奋力周旋，拖延了四年之久。
燕军进三步退两步，天长日久，在战斗中不断吸纳倒戈的士兵，擒王的队伍不断壮大，终于建文四年六月一举挥师南下，饮马长江。当燕王大军浩浩荡荡兵临城下时，他曾经的手下败将李景隆卖主求荣，打开金川门延请燕王入城。
皇城之外，是燕王云屯雨集的十万精兵，皇城之内，九重明都宫阙已经熊熊烧成一片火海。城破了，建文帝也生死未卜，孤臣遗老们都将这笔国破人亡的血债记到了燕王头上——他没有杀伯仁，伯仁却因他而死。或者，他们对这场权力更迭的激愤，早已经超出“忠臣不事二主”这份私人感情的范畴。国可乱，礼不可丧，比死生更大的，是道统，是气节，是天地君亲，是礼乐河山，是煌煌几千年来杀身成仁的士大夫传统，文弱书生犯起拧来，平日里鸡肋不足以安尊拳的身躯，可以刚直倔强到无法想象，如果刑逼，就算鼎镬在前也能甘之如饴。而或许，燕王的那些残酷的暴行，除了遗传太祖的性格基因以外，也正是因为他对这种忠臣孝子怀有伐骨洗髓的恨——你若要硬到底，我便要你苦到死。“文职奸臣”们有多少勇气，永乐皇帝便有多少仇恨。靖难之役的成功，宣告了军政力量对文官集团的胜利；但是令永乐皇帝恼火的是，国家的强制力可以将文人沦为阶下囚，但却始终无法将他们怀柔。于是，震怒的僭主开始大开杀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