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虎”毒也食子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翻开历史长卷看到，后金（清朝）开国奠基者努尔哈赤，他把自己的儿子推到最高权力位置，又让他从这一位置栽了下来，还下令结果了他的性命。努尔哈赤真是一只狠毒食子的老虎。
褚英，努尔哈赤的长子，生于万历八年（1580年），他从小在血雨腥风中长大，在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中，成长成一位勇猛无敌的战将。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八岁的褚英第一次率领一千人出征其他部落就获得大胜，凯旋而归。努尔哈赤对他的首战出色表现很是满意，赐予他“洪巴图鲁”（满语，旺盛的勇士）称号，并晋封他为贝勒爵位。在与乌拉部落战役中，褚英奋勇当先建立功勋，努尔哈赤授予他“阿尔哈图土们”（满语，广略之意）称号。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褚英又一次单独领五千人马出征，杀敌三千，缴获大量盔甲等战利品。
在以骑射为第一生存手段的部落里，在以弓马夺天下的年代，褚英的骁勇善战令努尔哈赤十分欣喜，他为自己长子优异的表现而兴奋，他认为褚英可堪大任。
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十三岁的努尔哈赤决定选立一位继承人，这个人选自然落在褚英身上。褚英成了建州女真部落的二号人物，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褚英成为继承人之后，就立即想建立与自己新身份相匹配的个人权威。他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贝勒”宣誓效忠于他。但“四贝勒”不能接受在父亲之外再有人对他们发号施令，更不能接受褚英向他们索要马匹以及财物的行为，他们纷纷进行了抵制。早年跟随努尔哈赤打江山的费英东、额亦都、扈而汉、何和里、安费扬古“五大臣”，都建立了各自的功勋，他们也都看不惯褚英指手画脚狂妄自大的做法，因而“五大臣”对褚英的号令也是不冷不热。
褚英在有了继承人的身份后，他就被彻底的孤立了。原本勾心斗角互相拆台的“四贝勒”为了一个共同目的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他们将要面对的新君褚英。“五大臣”为了保全眼前的既得利益和将来不被褚英诛杀，也都纷纷表示了各自对褚英的不满，他们也都想扳倒褚英。
褚英是在刀尖上成长起来的，从小接受的都是用武力说话，他的政治谋略和玩弄权术几近白痴。他认为要让“四贝勒”和“五大臣”俯首称臣，最好的办法就是武力解决。为此，他毫不掩饰地公然叫嚣：“我继位后，会将与我作对的的弟弟和大臣通通杀掉。”
褚英这样不知韬光养晦，锋芒毕露，杀机四射的心态；紧逼不舍，杀气腾腾的言语，让“四贝勒”“五大臣”都感到自危。共同的安危、利益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经过暗中一番策划，他们决定联手向努尔哈赤告发褚英。他们告褚英三大罪状：一是致使“四贝勒”“五大臣”彼此不团结；二是索要各位弟弟的马匹和财物；三是声称他继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当努尔哈赤把控告褚英的文书拿给褚英看时，褚英毫不隐晦地承认自己是曾说过这样的话。立褚英当继承人引起这样大的矛盾，这是努尔哈赤没有料到的。是维护褚英的继承人地位，还是站在众人的一面，予以撤销？这让努尔哈赤很棘手，也感到十分痛苦。褚英勇猛有余，智谋不足，自己打下的江山交在他的手上，真是无法放心。另一方面，“四贝勒”各自都是旗主贝勒，都拥有很大势力，都是努尔哈赤不可或缺的基石。“五大臣”曾与他一起出生入死几十年，为他赴汤蹈火开辟疆土，是他的股肱心腹，没有他们就没有建州部落的生存和发展。还有一点，那就是褚英对权力表现的虎视眈眈，急不可耐，很可能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夺取他的地位。
“两害相权取其轻。”权衡利弊之后，为了女真的基业，努尔哈赤决定站在人心所向的一边。他毅然收回了给褚英多于其他人的财物，给众人进行了平分，严重削弱了褚英的势力。努尔哈赤对褚英开始有意疏远，几次征战都没有让褚英随行，并且连守卫建州之责也没有交给他。这等于向世人宣布，褚英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继位人的地位。
对父亲这样的抉择，褚英恼羞成怒，一次在努尔哈赤率兵出征时，他对自己的亲信说：“父王把原属于我的部众与诸弟均分，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宁愿死掉。这次建州兵出征失败才好呢。如果他们败退回来，我不让他们进城。”
此时的褚英已是众叛亲离，他的这番话被一名亲信向努尔哈赤进行了告发。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将褚英囚入高墙幽禁起来。
据《旧满洲档案》记载：此时的努尔哈赤正在筹划建立政权，他考虑到若是保全褚英，让他继续存在，则会导致大局不稳甚至众叛亲离。于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痛苦地做出了除掉褚英的决定。这位三十六岁的继承人就这样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后金政权或者可以说清王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的指定继承人以失败终结。第一位继承人不仅从最高位置上栽了下来，而且还丢了身家性命。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改元天命元年，国号大金。这时据褚英被处死仅仅不到半年时间。
褚英的悲剧告诉人们，在政治权力的逐利场上，政治成熟很重要。什么坑蒙欺骗，撒谎抵赖，死不认账，无中生有，栽赃陷害，颠倒黑白，这些都是政客经常用来保护自己、中伤他人的必备手段。政治上天真坦率岂不是在出卖自己？这样的“智慧”如何能趟得了政治权力的浑水？
明崇祯皇帝在刺杀自己女儿长平公主时，道出亡国之君最大的人伦之痛：“汝何故生我家！”不管努尔哈赤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历史总有着惊人的相似。
从奴隶到元勋的清朝第一汉人
说清朝这点儿事，不能不说一个厉害的人物。这个人不是满族人，而是汉人。清军入关后，顺治将开国元勋的画像挂于紫光阁，这个人位列第一，被尊为满清第一功臣。两百多年来，这个人为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一直处在风口浪尖饱受争议，有的说他是第一汉奸；有的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十大谋士之一。
这个人叫范文程，关于他的出山也有不同的说法。
《清史稿·范文程传》说：“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文采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采、文程共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鏓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这里表明范文程是自愿投奔后金政权的。
《清宫秘史》第十回，“明朝万历四十六年，满洲天命三年正月，太祖率领后金兵浩浩荡荡杀奔抚顺关来，拟遣将攻城，忽有一书生求见，太祖便令侍卫将他宣进来。太祖见他生得粉白的面皮，相貌清秀，便问道：‘你是满人是汉人？来俺这里做甚？’那书生道：‘下臣姓范，名文程，字宪斗，沈阳人氏，原是宋朝范文正公仲淹之后，因屡次上书明皇，明皇不用，落拓一生，无凭无藉。今因陛下崛起满洲，故不避斧钺，效毛遂自荐来见陛下，陛下如爱惜人才，下臣当尽毕生之力，上辅明主。’太祖听了这番言语，语语中入心坎。便说道：‘贤士远来，朕之幸也；朕处正少一汉文先生，劳你任了此职，并拜为军师，参赞军机。’文程叩首谢恩。太祖称他为范先生。”这里对范文程投身清廷进行了这样的演绎。
22岁的范文程就这样轻松地“仗剑遏军门”，从而得到努尔哈赤的器重的吗？这样的一段演绎，实在不能让人信服。因为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就是屠杀和掠为奴，“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他对明朝儒生尤为反感，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有史料这样记载：努尔哈赤攻占抚顺后，“论功行赏，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范文程当时就在其列，由于他身材伟岸，故引起努尔哈赤的注意，一番问答使得金主满意，生侧隐之心将其赐给镶红旗下为奴。这样看来他显然不是主动降清的。
《清史稿·范文程传》为了维护清朝王家形象和尊严，对范文程这段受辱的经历进行了隐去。那么范文程又是如何出山、书写了他那不同凡俗的人生的？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皇太极继位后，要缓和满汉族之间的矛盾，他需要汉族学子来辅助，在这种背景下，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设立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功之得失”为主旨的文馆。文馆设立后，皇太极上谕，从各旗的生员中选拔人才。所谓“生员”就是各旗旗主的家奴，范文程就属于这样的“生员”。范文程在这次选拔中脱颖而出，被选入文馆成为骨干，得出头之日，也从此走上皇太极的亲信谋臣之路。皇太极称帝后“召直左右”。他参与了伐明策略的制定、争取汉官归降以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特别重要的是，范文程解决了皇太极进攻明朝师出无名的重大难题，“上如虑师无名，当显谕其民，言察哈尔汗远遁……”提出了从雁门关进兵的重大举措，避免了清军进攻山海关容易形成半途而废的无益之举。范文程还用计谋离间了明朝朝廷内外臣工与将吏之间的看法，造成了百姓的视听混乱。范文程建议清军采取所到之处免赋数年，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弊制，此举大大笼络了民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满汉之间的矛盾。清朝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使其统治范围内的汉民逐渐改变了敌视态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范文程在文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皇太极任命他为内秘书院大学土，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意为参领）。满清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旗主）”。而皇太极不让其离开文馆，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清史稿·范文程传》说，“文程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每逢议军政大事，皇大极常问：“范章京知否？”
“何不与范章京商议？”当大臣说“范亦云尔。”皇太极才会批准照此办理。范文程为清朝开国在招揽人才、发展经济、改革体制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奏请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他把满洲一贯掠夺性战争转为统一全国治权的战争，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要关头提出这一策略，对清夺取中原开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范文程知道自己是汉人，对满清而言总是一奴才。为此他坚守“明哲保身”的原则，他从不居功自傲，不参与权力之争，处处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但他也不是无原则地一味退让，在对“剃发令”的态度上，范文程与多尔衮意见相左。随着剃发令的强制实施，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清统治者露出了其奴隶主野蛮残酷本性，血腥镇压汉民。目睹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付之东流，范文程痛心疾首，心存不满。对多尔衮便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进行消极对抗，因而被多尔衮冷漠。
顺治三年，多尔衮以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为名，削弱了范文程的一些权力。顺治五年，多尔衮命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删改《清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政局有变，恐有杀头之祸。于是以养病为由，闭门不出。事情正如范文程所料，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后，即有臣参奏范文程等人妄改《太祖实录》之罪。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结果刚林、祁充格以妄改《清太宗实录》罪被杀，范文程因没有成为多尔衮私党，闭门避祸，躲过一次灭顶之灾。不久得到复官，顺治九年复进世职为一等子，授议政大臣，任《太宗实录》总裁官。
顺治十年（1653年），范文程促使了清庭用人制度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面的转化，在举荐人才方面对满汉官僚做到了一视同仁，使汉族官员在举荐人才这一重大事项中与满族官员享受了同等的待遇，从而克服了汉官受歧视的自卑感，更加勤于为朝廷效命，洪承畴就是例证。后来清政府进一步规定：不必分别满、汉，谁的官街在前，就由谁管印。至于奏事，也要求满、汉官员“公同来奏”，不许“只有满臣，不见汉臣。”
顺治十一年，顺治皇帝特加范文程为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再进为太傅兼太子太师，对他“礼遇甚厚”。《清史稿·范文程传》记：“文程疾，尝亲调药饵以赐；遣画工就第图其像，藏之内府；赉御用服物，多不胜纪；又以文程形貌颀伟，命特制衣冠，求其称体。”但是，范文程却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他上疏称谢的同时，以体弱多病为由请求退休。顺治皇帝温谕慰勉，不让退休，只同意“暂令解任”。
顺治十八年，康熙登位，特命范文程赴盛京（沈阳）告祭太宗皇太极陵墓。范文程在皇太极陵前伏地痛哭，久不能起。
范文程（1597—1666年）字宪斗，号辉岳，辽东沈阳卫（今沈阳）人，出身于明朝官宦之家，《清史稿》有“宋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纯仁十七世孙也”，为宋朝名臣范仲淹的十七世孙。他的六世祖范岳，明朝初期在湖北云梦县任县丞，因获罪全家被发配到辽东都司沈阳卫戍边，范氏自此在沈阳得以生息繁衍，以后又迁到抚顺居住。他是清朝开国宰辅、元勋、文臣领袖，是顺治和康熙两个皇帝的老师。
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初二日，这位为大清建国奠基立下卓越功勋的大学士，一代谋臣范文程去世，卒年七十，谥“文肃”。他自称“大明骨大清肉”，这句话反映了他内心深处一种难言的痛楚。康熙皇帝亲撰祭文遣礼部侍郎谕祭，赐葬于北京怀柔县之红螺山，立碑以纪其功绩。康熙五十二年，为其祠横额又亲书“元辅高风”。
康熙年间内阁学士朝炎说：“范文程佐命兴朝，首倡入关，廓开大计，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厥后皆如公策，而我国大业以成，万世之丕基以定。”清史专家戴逸著《范文程大传》，称其为“满清开国功臣”。可以说，范文程是满清的第一汉人，没有他，便不可能有后来满清二百九十多年的基业。
纵观范文程所处的年代，他原是汉族名人后代，却为满人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以致人们对他的“汉奸”“叛逆”行径长期责难，使其背负着诸多历史骂名。但他是从被掳为奴做到开国元勋的，这与主动降清为主卖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范文程一直被清朝尊为功勋，而洪承筹被打入贰臣的原因。
其实，在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面前，任何人也休想挡的住。范文程所能做到的，以一己之力竭力提倡民族合作，安定百姓，轻徭薄赋，让百姓尽快从战乱中走出，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不能忧国，那就忧民”，对范文程来说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言官赵开心的宦海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