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开心，明崇祯七年进士，在崇祯末官至兵部员外郎。清定鼎北京后，授赵开心陕西道监察御史。御史，在封建社会被称为谏官、言官。这种官，就是要“风闻奏事”，言官之言，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赵开心作为一名言官，他勇于进谏，笃求治理，在顺治二年（1645年）就以“论事爽”“直声懔然”名闻朝野。当时，就连多尔衮也赞他敢言，说他“言事十件，未必尽是，然可听者居多。”但在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环境里，他直言无隐的性格，又经常触到当权者的痛楚，因而屡遭贬黜，他的宦海生涯一直在如履薄冰中度过。
顺治二年（1665年），赵开心看着许多无辜百姓因一些案件牵连而被投入牢房，有好多很长时间不予审理，加上狱卒敲诈勒索，产生许多冤假错案，冤苦太多。他认为，国家初建，应该尽量减少冤狱，这样百姓才能“郁气舒而和气洽”，也有利于矛盾的缓和，社会的安定。为此，他上疏朝廷，请求一般案子应在十日内结案，从快发落，重大案件应该仔细审理，除死罪外，其他可适度予以宽限。清廷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
赵开心巡视城郭时，时值京城闹天花，朝廷害怕传染，下令凡民间出痘者立即逐出城外四十里。执令者却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只要见到发烧的，或者长疥疮的，一律强行驱逐。诸多健康贫民百姓被赶出城去，无家可归，无衣无食，抛妻抛子，家破人亡。赵开心见此情景，立即上疏奏请：朝廷应为天下百姓性命着想，驱赶出城的百姓必须是真正的出痘者。朝廷应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指定一个村子来接纳这些出痘者，以免这些人露宿，饱受流离之苦。他的建议得到朝廷的认可。
赵开心最受多尔衮赏识的是他上疏解决了清王朝如何对待顺治和多尔衮的礼仪上这一大难题。顺治二年，睿亲王多尔衮“代天摄政”，因此一切仪制“亦应加礼”，按照礼仪，诸王大臣在上朝、围猎、出师、节庆等国家庆典时对多尔衮行跪迎、跪送之礼。多尔衮上朝时，满朝大臣纷纷按照礼仪下跪，多尔衮见此说：“你等想要行礼，应该在其他的地方，在朝堂上，我哪有接受之理。”赵开心见到这一情形上疏说：“睿亲王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之尊，原与诸王有异。即令如此，众臣在谒见时，亦当限以礼数，应与朝见皇上之礼不同。庶诸臣不失尊王之意，亦全王所以尊皇上之心。”他建议礼部专门制定仪制。赵开心还讲到，大臣们称多尔衮为“摄政叔父王”不妥，应该称“皇叔父”，这一提案使得多尔衮异常满意，赵开心被擢升为左佥都御史。
在多尔衮欲在江南颁发剃发令的时候，赵开心提出反对意见。多尔衮诘问他：“将欲使通国官民不遵清制，而终为明朝人物乎？”赵开心无法回答多尔衮的诘难。于是剃发令在全国颁布，终于引发了清初的一场灾难。这之后，冯诠等阿谀奉承之徒找机会对赵开心进行陷害，赵开心被革职被赶出了朝廷。
顺治八年，多尔衮死后的第二年，顺治罢黜了冯诠等人重新启用了赵开心，擢升他为督察院左都御史。但因其为自己的儿子上疏请求会试，其子曾是南明隆武举人，已经被参革。顺治下喻，“不言国家大事，乃庇子渎奏”，免了他的职。顺治十年，这位皇帝想起了“素有直名”的言官赵开心，认为“一事差谬，遂永弃不用”的处罚有些过重，便下令招其回京听用。赵开心刚回到京城，还没有得到授职，“先天下之忧而忧”，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言官职责，他针砭时弊，上本劾奏一些官员的渎职无能。同年六月，赵开心官复原职。
顺治十一年，赵开心上疏陈时政，疏中有恳请顺治“屏斥畋游，常见诸臣”的语句，这句话惹恼了皇上。上谕曰：“讲武习兵，乃祖宗立国大法，何谓畋游？开心常谈浅见，沽名塞责，殊负委任。”至于未能接见诸臣是因为身体欠佳。当陈名夏获罪时，顺治责备言官不事先参劾，因而对言官都给予降罚，给予赵开心的处罚最重，降职三级为补太仆寺卿。
顺治十二年，又提升他为户部右侍郎。当时，旱涝、风雹、蝗灾数灾并发，哀鸿遍野，百姓到处流浪。京城的官员因为畏惧“逃人法”，不敢收留灾民。为此，赵开心上疏言：“畿甸流民载道，有司恐误留逃人，听其转徙。请暂宽隐匿逃人之罪，以免株连，俾流民得邀抚辑。”请求暂宽逃人之禁。这又让福临不高兴了，谕曰：“逃人之多，因有隐匿者，故立法不得不严，何谓株连？沽誉世恩，舒失大臣之谊”。因此责备赵开心沽名钓誉，降五级调用，为太仆寺寺丞。
这以后，赵开心的宦海生涯愈发起伏浮沉，郁郁不能得志。他因上疏请宽逃人之禁，遭到贬谪，而顺治却偏偏让他去兵部协理督捕逃人。顺治十三年，皇上以其负责的抓捕逃人不利，又将他降补鸿胪寺少卿，使他又受到贬辱。十六年，迁太仆寺少卿。
“人之将终，其言也善”，顺治皇帝在临终时想到对赵开心的一些不公正处罚有所悔悟，喟然叹道：“没有对赵某重用，是一件可惜的交情。”
康熙朝当权者还了顺治的夙愿，康熙二年（1663年），擢其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加工部尚书衔。但这一切来的太晚了一些，饱受蹂躏打击的赵开心已是身心俱疲，没有多久就病死了。
赵开心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平日居官清正，他死的时候家中没有任何积蓄，以至于家人都无法安葬他。朝中那些故知纷纷解囊相助，他才得以入土长眠。
金圣叹：“你砍我的头，我逗你玩”
“怪侠”金圣叹幽默了一辈子，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改英雄本色。刑场上，泰然自若，向监斩官索酒畅饮，大笑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酒罢，对刽子手说，“有要事相告。”人家以为这位“怪侠”会透露出什么传世之宝或什么惊天秘密，赶紧拿来笔墨伺候。但这位“怪侠”给了他一句哭笑不得的“秘密”“花生米与豆干同嚼，有火腿的滋味。此技能传下去，死而无憾也！”这是金大侠留于后世的最后一句话。
更令刽子手哭笑不得的是，刀起头落，从“怪侠”两边耳朵里分别滚出两个纸团，打开一看：一个是“好”字，另一个是“疼”字。这是这位大侠在人生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出”。
这位“怪侠”谈笑间慷慨赴死的故事还有呢。临刑游街示众，他高声吟了绝命诗：“天悲悼我地亦忧，万里河山带白头。明日太阳来吊唁，家家户户泪长流。”
刑场上，他的两个儿子梨儿、莲子悲恸万分。金圣叹说：“哭是没有用的。来，我出个上联‘莲（怜）子心中苦’你俩对对。”跪在地上的儿子肝胆欲裂，如何成对。金圣叹息一下说：“我替你俩对，下联‘梨（离）儿腹内酸’。”直让看家唏嘘。儿子对金圣叹说：“这都怪你读书过多，才招致惨遭杀身之祸。”金圣叹摇头道：“非也，非也！儿今后书可读，官不可做也。”
金圣叹遭砍头是因为清顺治十八年四月（1661年），因吴县县令任维初刑讯催逼钱粮，造成人命。吴县士子偕千余民众，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粮遭镇压。金圣叹与十八名秀才在江宁被处斩，这就是震惊江南的“哭庙案”。
金圣叹（1608—1661年），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清初吴县人。他能文善诗，以读书著述为乐。尝自言“稗官野史，无所不窥”，独不喜“四书五经”的枯燥乏味；自谓“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其放诞不羁，溢于言表。因恃才傲物，讥讽考官，游戏科场，而多次被逐出考场。
金圣叹博览群籍，评点古书甚多。称《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他本打算逐一批注，但仅完成后两种。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神游千古，思如泉涌，议论政事，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
金圣叹在评点的同时，除词句外，有的还作全局性删削。他称《三国演义》为“天下第一才子书”。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评点《水浒》，他干脆利落地将不顺眼的七十回以后章节删去，不让招安。而是虚构了让诸多好汉或死或擒，总之都没有好下场，史称“腰斩水浒”。鼓吹造反要彻底，这就自然难为当权者所容。
这位“怪侠”让后世津津乐道的还有许多“绝对”。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题佛经。
“真读书人天下少；不如意事古今多。”——感题时势。
“千古绝吟太白诗；大江东去学士词。”——题书斋。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今夜年尾，明朝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题时令年节。
“大小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少老头，坐躺椅，由冬至夏读春秋。”——应对老者。
“雨入花心，自成甘苦；水归器内，各现方圆。”——自题。
还留有痛快淋漓的三十三个“不亦快哉”。
“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童则啼笑宛然也。”《清刻才子必读书序言》这样记载这位大侠特立独行、至情至性的百般才华。
“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廖燕《金圣叹先生传》。
金圣叹思想解放、言谈怪诞，常发骇世之言；个性张扬、离经叛道，时为狂妄举止。他的个人情怀虽“惊才绝艳”，但却与时代水火难容；他的“面目异类”，自然成为封建社会的眼中钉，这也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没什么大不了的。老子三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句话用在金大侠身上最合适。遗憾的是，十多个三十年过去了，像他那样对历史对生命有着独特把握的人却是越来越少。
孝庄皇后有个“洋义父”
孝庄皇太后无疑是彪炳清史的第一位政治女强人，这位为大清朝站稳脚跟立下不世功勋的“清代国母”，竟然称一个西洋人为义父，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个西洋人叫汤若望。他治好了孝庄侄女的病，即后来顺治皇帝的皇后（也有资料说医治的是顺治本人）。孝庄让顺治称汤若望为“玛法”，在满语中，“玛法”为爷爷，“阿玛”为父亲。这样，论辈分汤若望跟努尔哈赤同辈，比孝庄高一辈分。也有另一个说法，孝庄对汤若望所传播的西洋教义很感兴趣，成为他的信徒，拜他为教父（另一说义父）。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打进北京城，汤若望上书请求保护。多尔衮早就耳闻这个洋人是位天文学家，还精通火炮的制作。于是多尔衮对其予以特别的重视和优礼，他的教堂、三千卷书籍以及为明祟祯皇帝修订的《崇祯历书》刻版得到妥善安置。其后，汤若望几次入宫讲解历法，还献上了天文仪器和世界地图。
改朝换代，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制新历法颁行天下，代替前王朝的日历。多尔衮命令钦天监官员负责新历法的修订，他多次召见汤若望询问有关技术问题。因为汤若望曾帮助明朝制造红衣大炮对付清军，所以这期间不断有满族亲贵大臣进行阻挠。多尔衮不为所动，让坚持用大统历和回回历的钦天监官员，与汤若望共同对同年八月日食时间进行测定，并派大学士冯铨监督。统历和回回历都出现偏差，只有“西洋新法”的测算历法结果丝毫不差。于是，汤若望制作的新历得以颁行施行，清廷将新历书命名时宪历。不久任汤若望接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多尔衮十分尊重他的意见，特别优待他不必每日朝见，并由内廷准备三餐。清廷制造红衣大炮，汤若望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顺治四年（1647年），汤若望官升至四品。顺治六年，特赐北京宜武门内建立建西洋教堂并赐银一千两以供建设所需。汤开始在北京城走红。
汤若望1591—1666年），德国人，受葡萄牙耶酥会的派遣，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到中国传教，明清之际著名传教士。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到北京，进入历局成为徐光启的助手。这个洋人不仅是天文学家，在火炮制造方面也十分在行。他帮助明朝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袁崇焕用其把努尔哈赤炸成重伤，不治而亡。明、清双方都视他为香饽饽。
顺治皇帝接触汤若望后，为他的博学所折服，对他极其崇拜。屡屡召他进宫讲解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人之间建立起超越寻常的君臣关系，先后赐其“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师”等多种封号。官级升至正一品，称他为？“玛法”。到后来下诏允许他“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迳入内庭，不循常例”，得到了最高地位和行动自由。顺治皇帝临终之际，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徘徊不定，汤若望提出选择生过天花具有免疫力的皇三子（即康熙）为帝，帮助他下定了最后决心，也为“康乾盛世”立下首功。汤若望获得清朝统治者极大尊崇，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如此礼遇的传教士独此一人。
顺治十一年（1654年），顺治皇帝按他的请求把靠近利玛窦墓地西部的一块地产赐予其作墓地。
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皇帝御笔亲书“通微佳境”，制成匾额悬挂于宣武门的天主教堂。汤若望还把顺治帝御制碑文刻成石碑竖立在教堂前面。这一举动等于默认了汤若望有自由传教的权力。由于汤若望的声望，中国境内的传教士都得到了保护，入教的群众达上万人。
顺治十七年（1660年），汤在赐地上修建了一座圣母堂，堂前树碑，以满汉两种文字记载这个殊荣。汤的名望在中国达到了古往今来所有传教士的顶峰。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后，汤若望的地位每况愈下。文人杨光先作《摘谬论》和《辟邪论》，分别攻击西洋新法和基督教。杨光先在《摘谬论》中认为汤若望别有用心用西洋历法替代中国本土历法，是蔑视大清的恶毒之举。《辟邪论》以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为参照系全面批驳基督教义，激化了各方面矛盾。这时，汤若望中风病倒，由南怀仁代其履行公务。杨光先代表着儒士、回教徒等反西方传教士的一批人。这些人支持杨光先，使这一案件越发复杂。朝廷公开审理此案，汤若望和钦天监七位官员被判处死刑。孝庄太后直接干预此案，汤若望才被释放，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五名中国官员被处死。九十六刻的新历法被废除，依旧采取一百刻的大统历。
康熙五年（1666年），汤若望在失望和悲痛中去世，由于当年顺治皇帝赐下的墓地被没收，传教士们只好把他葬在别处。其他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消灭鳌拜亲政三个月后，恢复了汤若望的尊号，肯定了他的贡献，他的墓地被归还，遗体也被重新安葬，康熙派遣官员前往凭吊。康熙皇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一起率领朝中所有大臣，亲临墓地按照中国礼俗悼祭汤若望。汤若望在去世三年后终于得到了他一生所做贡献相应的回报。他的所有名誉都得到恢复（“通玄教师”这一称号因讳被改为“通微教师”）。当时被处死的五位钦天监官员也同时得到了平反。
康熙九年（1670年），九十六刻历（沿用至今的农历）重新开始推行。
但康熙中后期以后，清政府对传教活动控制越来越紧，最终进入全面禁教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