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教育使我懂得，自己的写作，首先是巩固自己的内心，不是试图去教育他人。文学是潜移默化的感染，用自己的内心的坚定去感染，而不是用一些漂亮的说辞。
我不想说，我和自己的同时代人一样，接受的是一种蔑视美、践踏美的教育，至少，那是一种没有审美内容的教育，或者说，是以粗暴，以强力，以仇恨为美的教育。我自己也曾用这样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是文学让我走出这个内心的牢狱。让我能够发现并欣赏这个世界上的美。在美还不普遍的时代心怀着对美更高的憧憬。
我这样说，当然包括感谢文学让我成为一个作家，改变了我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是文学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教育，关于增添人性光辉的教育，关于给这个世界增加更多美好的教育，关于一个人应该有丰沛而健康情感的教育，把我这样一个生长于蒙昧而严酷环境中，因而缺乏对人生与世界正确情怀的人，变成了一个大致正常的人。如果说，我对将来的自己还有更大的信心，也是因为相信，通过文学这个途径，我将吸取到更多的人类的精神成果，相信通过这样的学习与吸收，自己将变得更加正常，更加进取，更加健康。
《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民族文化》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
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已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她的运行，她的变化。文化在我首先是一份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与书写，建立一份个人色彩强烈的记忆。
这个演讲的题目是别人给我的，这个话题着实使人犯难。
这是个很多人都谈过的题目，我就在不同的场合听很多人谈过，主要是从理论上论证在这颗叫做地球的行星上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而更多的人，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没有全球化的说法时，也没有文化多样性的说法；有了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的说法也随之出现了。今天，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谈全球化是政治正确，高明的人在谈，不高明的人更是要谈。因为不高明的人更害怕自己跟不上潮流，怕自己政治不正确。当然，这些人同时也要谈与全球化相矛盾的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如此展开话题是一种时尚，表示谈话的人具有普世价值观。时尚前卫和政治正确，在文化领域中总是受到鼓励的。
教授、艺术家、记者、有学历的官员和商人一方面高度赞同政治与经济的全球化，一方面又一致赞同在这样一种趋势下，要多多保持各个地区与民族的文化特性，即和生物多样性意思大致一样的文化多样性。我也想顺着这个意思来谈，顺着大家的意思依着逻辑上十分圆满自洽的理论，又时尚又正确，赞同主流意见的人如果不能得到特别奖赏，至少非常安全，何乐而不为呢？接下来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身处现实之中，而不是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各种讲坛上。在强大的现实场景之中，生活与历史，包含着文化因素的那一部分生活与历史的实际演进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今年夏天，我去参加一个中国与韩国作家的对话会。会议的后半段，去附近一个高原湖泊区观光旅行。这个湖位于青藏高原，湖畔的草原上生活着许多藏族人。他们或者在草原上游牧，或者在湖畔一些宜于耕作的土地上种植一些能够在高原的短暂夏天迅速生长的农作物。我们到达的那个时段，湖畔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开满油莱——当地一种农作物金黄色的花朵。在这里，几百平方公里的湛蓝湖泊是可以观赏的，包围着湖泊的草原是可以观赏的，藏人的游牧是可以观赏的，他们种植的庄稼形成的花海也是可以观赏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些可观赏的存在被叫做资源——旅游资源。顺理成章，凡是资源都会得到开发。旅游公司，酒店，环湖公路已经建立并在进一步完善。游客从空中，从陆地向此地会聚。游客来自中国的各个地方，来自世界的不同国家。汉语、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那么多不同的语言在湖畔响起。酒店里挂着好多个时钟，除了本地时间，还显示着纽约、巴黎、东京等地的时间。这就是全球化。在这表象之下，旅游公司的运作，酒店的管理，旅客们的兴趣所在，机场的建立，铁路的运行更是全球化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文化问题了。具体而言，是当地的游牧的、农耕的藏民族的文化。我想大致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生产方式，他们的饮食起居习惯，再深入一些，他们的自然观与历史感。游客的到来，当然是因为作为多样文化之一种的存在。但这些游客的来到，是对这个整体的文化有足够的兴趣与尊重吗？在实际的情形中，可能情况并不是这样。
现实的情况是，人人都可以感到经济的力量很强大，游客——外来的观赏者以消费名义具有了一种左右当地文化走向的力量。在游客进入一个异族的生活空间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期待。这种期待不是基于对别种文化的真正理解，而是出于一种想象，并且希望那个文化能够符合自己的想象。因为经济的考量，当地政府和能从旅游业中获益的老百姓会因此被驱动，来分解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放大甚至改写那些符合同时作为外来者与消费者想象的部分，提供出来，使资源转化为收益，而另外一些部分，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于是，自在的文化越来越具有表演性。适于表演与展现的部分，不断生长，而不适于表演与展现的部分就被遗忘。年深日久，这个文化就被重新改写与塑造了，而且是在文化保护的名义之下。我想，这种现象不只是藏族文化所面临的窘境，也是其他处于弱势的文化所面临的普遍状况。
我在很多地方旅行，发现那些经过改编与修饰的民间歌舞，已经从那些表演性的场所重返乡间，覆盖了更民间更朴素的那些真正的民间歌舞。而那些被覆盖的本是那些经过美饰的东西的源头。这是一种文化的消失。在中国，这种消失并不如西方一些人所想象的是出于一个巨大的文化灭绝的阴谋，而是一种因应了经济全球化而自发进行的过程。因为每一次微小变化的驱动力，都来自在全球几乎完全相同的旅游业运行模式中，源于最大限度博取游客的欢心的惯常做法。这些惯常做法的重点就是让游客的欢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钱。
有文化的人——不，我看还是说受过些教育的人更为准确——喜欢空洞地侈谈文化，在前面说到的那个会上，中韩两个国家的作家坐在一起就谈了好多文化，而且，谈得都很正确。一方面拥护全球化，一方面呼吁保持文化多样性，然后，坐上旅游公司的大巴士去到异族人的草原。到达湖畔时，许多人以湖泊草原作为背景照相。这时，虽然不是节日，但几个穿着节日盛装的藏族小姑娘出现在游人中间。她们就是附近那些放牧牦牛与绵羊的牧民的孩子，她们来提供一种消费，和游人一起照相。每当有满载游客的大巴士停下，她们就出现了。她们当然不知道新来的这一车是一群作家，但知道这些人和以前的大巴士载来的那些人一样，希望在照片中除了美丽风景，还有异族人的身影相伴。所以，十来岁的孩子用熟练的汉语和不熟练的英语与想跟她们合影的人严肃地讨价还价。然后，再换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与达成交易的游客一起合影。我的一些同行就这样留下了与她们在这个湖畔的倩影，因为他们的职业与名气，其中有些照片，将来某个时候还可能发表在报刊或网上。我旁观着这热闹场景时就想，这些小姑娘用很不文化多样性的方式在外来者的照片中“表演”了一次文化多样性。没有人强迫，每一辆旅游车停下，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度的人们走下车来，她们就把这种收费的表演重复一次。我很注意那些照相的同行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反应。我想，好多人已经忘记了我们在城市酒店的会议厅里说过的那些话题，他们不再说文化了，也不再深究这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循环往复对文化的意味了。只是有人抱怨这些小姑娘要价太高了，抱怨本该淳朴的民族，本该天真的小姑娘怎么变得如此势利了。
其实，即便深究又有什么有用处呢？
就在这个场景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变化了，这些变化让游客不喜欢，比如，牧人不再天天骑在马上，他们发现骑着摩托车放牧显然更轻松自在。他们用拖拉机犁地，用收割机收割成熟的小麦。只要经济能力允许，他们还推倒那些样式与功能延续了上千年的房屋，新修起功能更齐备，居住起来更舒适的，但与外部世界的房子更相像的房子。当整个民族文化不能孕育出富于建设性的创造力的时候，弱势的民族就总是在通过模仿追赶先进的文化与民族，希望过上和外部世界那些人一样的生活。
当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深化时，这个世界就不允许有封闭的经济与文化体存在了。于是，那些曾经在封闭环境中独立的文化体缓慢的自我演进就中止了。从此，外部世界给他们许多的教导与指点。他们真的就拼命加快脚步，竭力要跟上这个世界前进的步伐。正是这种追赶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方式与文化。
局面所以如此，难道不正是全球化过程中，那些坐着火车来，坐着飞机来，坐着旅游巴士来的外部世界的人们促成了这样的变化吗？这个游客可能是一个政府的公务员，难道不是其所供职的政府所倡导的政策导致了这种变化？这个游客可能是某个跨国公司的雇员，难道不是跨国公司的运作模式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出现？这个游客也可能来自某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难道不是这些机构所提供的相互矛盾的思想让人左右为难？
从强势的外部世界来的人看到这种情形总是感到失望，他们会说，我们只是要你们学习我们的政治文明与经济文明，文化上你们应该保持住自己的东西。但究其根本，这不过是一些把观赏异族文化作为消费行为的消费者的抱怨罢了。
大部分时候，我们讨论文化都是假定其能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运行，其实，文化从来不能独立于这两个强大存在。我想，上面所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这样的情形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也去外国旅行。我自己就曾在夏威夷考察当地土著的生活，在南美洲探访印第安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感受到，文化，或者说文化的一部分如何被强势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形态按照需要重新塑造并加以呈现。
我这样说，可能要让很多人不高兴了，认为我反对保持文化多样性，认为我反对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我完全认同文化应该多样性的观念，只要基于一个人的基本归属感，不需要什么理论也能深知不同的文化自有不同的历史与价值，如果自然发展，更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不同的可能性。但文化从其产生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独立于经济与政治，甚至是经济与政治活动的一个直接结果。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但一个已经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弱势的民族，其文化已经不可能独自在一个封闭环境中自我演进了。不然，我也不可能讲着这样的语言，站立在这个讲台之上。可以肯定这首先不是因为文化的变化，而首先是拜经济全球化所赐。我来到此地，当然是因为不同族群不同国度间文化交流的需要，但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图书出版作为一个产业运作而提供了这个可能，正因为有书展这个图书交易平台，我才能站到这个讲台上说这么一些话。这么说来，我自己就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不然，以我对知识的兴趣与天资，此刻应该在西藏的某个寺院里研习佛教经典吧。
作为一个作家，我不会空谈文化多样性，我也不知道如何在宏观的层面上保持弱势民族的文化特性，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文化基因特别丰富的世界。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她的运行，她的变化。文化在我首先是一份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与书写，建立一份个人色彩强烈的记忆。我常常感到，文化在似是而非的空谈中被架空，被悬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每一个人设身处地，都来做一点具体的事情，都来把正被高度发展的商业作为产品的文化，往文化的本体，往文化的整体性方面矫正一点。也许，有一天，当经济全球化的推行者们意识到这种模式强加给了弱势文化怎样的戕害，愿意使全球的文化真正恢复多元而且平等的格局时，我们的文化基因库里还有足够的储存，作为恢复这种格局的有价值的资源。在这方面，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那些主宰并导引着这个世界前进方向的人们的觉悟。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觉悟是多么艰难，特别是期待那些处于引导者地位的经济与政治领袖的觉悟就更艰难了。今天，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的无止境的贪婪所致，资本贪婪时，连普通百姓的生计都抛之于脑后，还遑论什么文化的保护。所以，我对文化多样性的悲观其实是源于对人性的悲观。
但是，即便是最为悲观的人也会对这个世界怀有一些美好的期望，所以，我也对不同文化间彼此平等，弱势文化真正被尊重，抱着一份美好的期待。尽管我知道，这种期待其实相当渺茫。
《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
作家表达一种文化，不是为了向世界展览某种文化元素，不是急于向世界呈现某种人无我有的独特性，而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以使世界的文化图像更臻完整。
这次受《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林建法先生的邀请，来渤海大学参加交流活动，他预先布置任务，一个是要与何言宏先生作一个对话，一个是要我准备一个单独的演讲，无论是何先生预先传给我的对话要点，还是林建法主编的意思，都是要我侧重谈谈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或者说是民族性与世界性之关系这样一个话题。这是文学艺术界经常谈及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越谈越歧见百出，难以定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