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去年我在法国乡村旅行时，写下的一段笔记。看起来很优雅闲适，藏在背后的，其实是一种很疼痛的感觉，因为总要想起自己国度的大地，大地上的人，总是因为“那过重的负载而不得休息”。
现实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差异，总是一种巨大的剌激。
此次法兰西之行，是去签署《空山》第一卷的法文与德文版合同。那时，第三卷《达瑟与达戈》刚刚写完。而在2003年5月，在美国中西部乡村旅行时，正是差不同多样的情形吸引了我，也刺激了我。异国的情景固然使人陶醉，最终，这些印象会宿命般成为与本国现实的一种比照，激起我思考这种现实、表达这种现实的强烈欲望。而思考与表达，唯一的目的，就是表达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社会成功转型。虽然历史的进步需要我们承担一些必需的代价，虽然历史的进步必定要让我们经受苦难的洗礼，但我还是强烈认为：不是所有痛苦我们都必须承担，如果我们承担了，那承担的代价至少不应该被忽略不计。当时，我就想到，美国中西部那些看起来安详富足的乡村，它的人民也曾经历了许多的苦难，我就想起斯坦培克表现这种残酷现实的伟大作品《愤怒的葡萄》。就在那次漫长的旅程中，正像《空山》第三卷刚开始所写的那样，我打开电脑书写中国的乡村。眼前是异国的风情，脑海里却翻腾着故乡的情事。穿过印第安纳，后来，又从华盛顿南下弗吉尼亚。翻译谢里跟我经过了一个个村庄，一座座牧场。谢里是研究《抱朴子》的汉学家，我很少满足他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愿望，我常常沉默，或者常对比中国的乡村与美国的乡村。
历史车轮已经带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也许这个时间单元的转换，也提醒我们，该对我们刚刚走过来的那个世纪有所反思了。20世纪，我们的国家获得了新生，而叙写新生，往往与新生本身一样，涩重而艰难。
我想，我的小说的重点不在挽歌的惆怅，而是新生的艰难。多年来，我一直想替一个古老的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这是旧制度被推翻后，一个藏族人村落的当代史。在川西北高原的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那些群山的皱褶里，在藏族大家庭中那个叫嘉绒的部族中，星散着许多这样的村庄。但我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我一直没有为这样的小说想出一个合适的从头到尾贯穿的写法，肯定会在呈现一些东西的同时，遗落了另外一些东西。我一直在像等待天启一样，等待一种新的写法。后来我终于明白，这样一种既能保持一部小说结构（故事）的完整性，又能最大限度包容这个村落值得一说的人物与事件的小说形式，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只好退后一步，采用拼贴的方式，小说的重要部分的几个故事相当于几部中篇，写值得一说的人与事，都可以单独去看，看上去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拼贴起来的时候，会构成一幅相对丰富与全面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
《达瑟与达戈》正是《空山》这幅拼贴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的顺利发表，与发表出来后得到的好评与眼下这个“女评委”大奖，对我后续的创作，正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虽然我始终认为，作家不应该为奖项而写作，但写作之后，得到种种奖掖，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即使在一座空山中，无论怎样竭力地呼喊，巨大的山壁也不会对喑哑的嗓子给予回应。反之，那些山壁会有美妙的回声，能把一个孤独的声音放大，放大，使之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有时，那些互相响应、互相激荡的声音甚至会惊醒沉寂的蓝色群山。
所以，我要感谢这个奖项，不是为了自得于已经完成的作品，而是为了作品中的现实得到的尊重与理解，是为了更好地走在去往将来的路上。如果我们说全世界话题还过于宏大，那么至少对整个中国来说，无论是某一个人，某个民族，某一阶层，虽然现今所处的现实还有种种的分别与区隔，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却不可能拥有不同的将来，我们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将来。如果将来也是不同的，有区别的，那结果就非常糟糕，是非常简单与严酷的字眼：那就是灾难以至于毁灭。
《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词
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的命运与福社。
谢谢华语传媒大奖直接让作家本人以自己的名字来得到这个奖项。
过去得奖，我不太觉得跟自己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那些奖项总是给予某一部具体的作品，你走上领奖台时，感觉好像是那本书懒得出席，而派出的一个代表。虽然那本书是你自己的作品，出自你的笔下。但在我的感觉中，得奖的不是我，而是某一本书，或者是某一篇小说。我没有因为得奖而特别高兴过，并不是因为什么特别高妙的原因。我在另一次的得奖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故事从我脑子里走出来，到了电脑磁盘里。又经过打印机一行行流淌到纸上。那是十多年前，随着网络的普及，连打印这个过程也省略了。一个“发送”的指令，这本书就如此轻易而神秘地离开了。从此，这本书就不再属于我了。她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踏上了自己的命运之旅。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却深深感到，从此，我对她将来的际遇是无能为力了。作家的责任是写出好作品，但作家不能对书本的命运提供一个万全的保险。在此点上，作家和他的书只能听凭好运气的光临。一个作家所能保证的，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作最大的努力，这是我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自信是因为奉献了全部的心智真诚。同时，却无力也不愿为作品以后的际遇而承担责任，于是，当一本书得了某个奖项，我都归因于这本书的好运气。她遇到了那么多喜欢他的人，而不是我。而我这个写作了她的人，未必就有那么讨人喜欢。或者说，写作者如果要忠于一个作家的职责，也许还会制造出一些对立面，而不是让所有人都与自己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当我代表某一个作品去登上领奖台时，我的确不是显得那么欢欣鼓舞。
但是，今天登上这个领奖台有些不同。一个作家当然是因为创作的作品而享获奖励，毕竟，这一次，至少在形式上，我的感觉是这个奖项直接给予了作家本人，而让他的作品藏在了这个人的后面，我直接感到我的劳动得到了肯定。于是，这一次，我真切地想要对使我得奖的机构与评委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不只是知识分子，就是一般识文断字的读书人，眼光都越来越向外。外国的思想、外国的生活方式、外国的流行文化，差不多事无巨细无所不知，对巴黎街边一杯咖啡的津津有味，远超过对于中国自身现实的关注。而中国深远内陆的乡村与小镇，边疆丛林与高旷地带的少数族群的生活越来越遗落在今天读书阶层，更准确地说是文化消费阶层的视野之外。所以，我对自己关于深远内陆与少数族群的书写，还能得到这样的关注、这样的肯定、这样的支持而感到宽慰。尤其是，这种肯定来自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来自一些一直在进行负责的社会文化批评的评委，更使我深感荣幸。我特别想指出的是，有关藏族历史、文化与当下生活的书写，外部世界的期待大多数时候会基于一种想象。想象成遍布宗教上师的国度，想象成传奇故事的摇篮，想象成我们所有生活的反面。而在这个民族内部也有很多人，愿意作种种展示（包括书写）来满足这种想象，让人产生美丽的误读。把青藏高原上这个民族文明长时期停滞不前，描绘成集体沉迷于一种高妙的精神生活的自然结果。特别是去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在国际上，这种“美丽”的误读更加甚嚣尘上。尤其使人感到忧虑的是，那样的不幸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在民间，一些新的误解正在悄然出现——虽然并不普遍，但确实正在出现。这些误解会在民间，在不同民族的人民中间，布下互不信任的种子。在很多年前，我就说过，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人们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而生活。他们因为蒙昧，因为弄不清楚尘世生活如此艰难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命运无条件托付给神祇已经上千年了。20世纪以来，地理与思想的禁锢之门被渐渐打开。这里的大多数人才得以知道，在他们生活的狭小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大，更为多姿多彩，因而也就更复杂，初看起来更让人无所适从的世界。而他们跨入全新生活的过程，必定有更多的犹疑不决，更多的艰难。尘世间的幸福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目标，全世界的人都有一个共识：不是每一个追求福祉的人都能达到目的，更不要说，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福祉也如宗教般的理想一样难以实现。于是，很多追求这些幸福的人也只是饱尝了过程的艰难，而始终与渴求的目标越发遥远。所以，一个刚刚由蒙昧走向开化的族群中的那些普通人的命运理应从这个世界得到更多的理解与同情。我想，我所做的工作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呈现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世界中，一个一个人的命运故事。
我所以强调以个人命运为对象的叙事方式，首先当然是因为这是一个小说家必然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并不认为，一个僧侣，或者别的什么人，有资格合情合理合法地代表这个神秘帷幕背后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民。只有那些一个一个的个体，众多个体的集合，才可能构成一个族群，一种文化的完整面貌，只有这种集合，才能真正地充实一个概念。可悲的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那个被叫做西藏的地方，总是少数人天然地成为所有人的代言。而这些代言往往出于一己之私，或者身处其中的利益集团的需要，任意篡改与歪曲族群与文化这些概念的内涵。
我自己就曾经生活在故事里那些普通的藏族人中间，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把他们的故事讲给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听。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窜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与挣扎。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会吸引一个小说家，我们讲述故事所依凭的那种语言的秘密，自在的也是强大的自然，看似稳定却又流变不居的文化，当然还有前述那些宏大的概念，但人才是根本。依一个小说家的观点看，去掉了人，人的命运与福祉，那些宏大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人是出发点，人也是目的地。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沟通与了解，而真实，是沟通与了解最必需的基石。很多时候，看到外界对我脱胎其中的文化的误读仍在继续，而在这个文化内部，一些人努力提供着不全面的材料，来把外界的关注引导到错误方向的时候，我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绝望。但绝望不是动摇。这种局面正说明，需要有人来做这种恢复全貌的工作，做描绘普通人在这种文化中真实的生存境况的工作。而今天得到的这个奖项，正是对我所从事的工作的最大的理解与支持。我要在此对这种同情与支持再次表达深切的谢意。
今天，在得到一个享有美誉的文学奖项的眷顾时，我更要感谢文学。
对我来说，文学不是一个职业，一种兴趣爱好。文学对我而言，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她是我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途径；是我从自我狭小的经验通往广大世界的，进而融入大千世界的唯一方式。我生长于荒僻的乡村，上过学，但上过的小学、初中和中等师范都是最不正规的那一种。上小学和初中是在“文革”期间。大家知道，那时的学校应该没有给学生提供什么好的世界观，甚至可以说，那种教育一直在教我们用一种扭曲的、非人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与人生，让我带着这种不正确的世界观走入了生活，而那时我置身其中的生活似乎也不会给一个年轻人好的指引。社会上只有少部分人在自觉排除过去的年代注入体内的毒素，更多人以为因这些毒素而发着低烧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好在这时，我遭逢了文学。不是当时流行的文学。那些尘封在图书馆中的伟大的经典重见天日，而在书店里，隔三差五，会有一两本好书出现。没有人指引，我就独自开始贪婪地阅读。至今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能把那些夹杂在一大堆坏书和平庸的书中的好书挑选出来。大家知道，我自己来自一个宗教压倒一切的文化。但是，在众神与凡人之间，那么多的神职人员却让人对宗教失去了信仰。但在回首往事时，我曾想过，上天真的有一种巨大的意志，在冥冥之中给予人超越凡尘的帮助吗？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作家。我只是贪婪地阅读，觉得这种阅读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在我周围，至多是有善良的人，但没有伟大的人。但在书的背后，站立着一个一个的巨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出来，站在台灯的暗影里，指引我，教导我。也许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以后，我拒绝过很多再次走进学校的机会。这当然是来自我过去的经验。但我很放心把自己交给文学，让文学来教育我，提升我。
在我的经验中，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而争斗，但文学让我懂得，人生不只是这些内容，即便最为卑微的人，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向往。而精神向往，并不是简单地托付给中介机构一样的神职人员，或者另外什么人，就可以平稳地过渡到无忧无虑无始无终的天国，而是在自己的内心生出能让自己温暖、也让旁人感到安全与温馨的念想，让她像一朵花结为蓓蕾悄然开放，然后，把众多的种子撒播在那些荒芜的土地之上。
文学的教育使我懂得，家世、阶层、文化、种族、国家这些种种分别，只是方便人与人互相辨识，而不应当是竖立在人际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当这些界限不只标注于地图，更是横亘在人心之中时，文学所要做的，是寻求人所以为人的共同特性，是跨越这些界限，消除不同人群之间的误解、歧视与仇恨。文学所使用的武器是关怀、理解、尊重与同情。文学的教育让我不再因为出身而自感卑贱，也不再让我因为身上的文化因子，以热爱的名义陷于褊狭。